商鞅变法：成功实现中国统一

我们把目光拉出一个长镜头，把镜头往前推十年、二十年、百年、一百三十年、一百五十年，再推到两百多年、两千多年，我们来看一看商鞅变法它在不同时段里带来不同的影响。

商鞅变法之后的十年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这是秦民的一个基本的想法。但赵良也说，“商君相秦十年，是不以百姓为事”，不顾百姓的利益，所以“秦俗日败，不同于禽兽者无几”。民众也都渐渐地变成了商鞅所希望的那样，在敌人面前如虎狼，在政府面前如羔羊。社会风俗败落，社会道德沦丧，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相互敌视，相互提防，相互计较利益，可以说他们已经道德沦丧，但却变得富强起来，在整个的中国闯出了响当当的名头，“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秦孝公终于一雪前耻，得到了周天子和其他诸侯国对秦国力量和地位的肯定，而商鞅也得到了功名利禄，同时“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也隐含着他日后遭人迫害的隐患。我们从变法十年之中以不同的角度去审视秦民不同的样貌，比如说秦民有大悦的时候，有怨望的时候，有成禽兽的时候，有富强的时候，这都是不同的角度，也都是秦民的样貌，那么商鞅如何？秦孝公要秦国如何？他们目的都是不一样的。

商鞅变法之后二十年，公元前338年，车裂商君，“遂灭商君之家”。商鞅以及他的家族被灭掉了。

商鞅变法之后一百年，大约是长平之战的这一年。在长平之战中，秦军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但是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公元前256年，商鞅变法之后整整的一百年，秦昭襄王灭周，迁九鼎于咸阳，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商鞅变法之后百年，秦国的强大，同时也带来了秦族的死伤和牺牲。

商鞅变法之后一百三十年，公元前221年，六王毕，四海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中国在秦的一统之下变得空前的强大。春秋时期有个词叫“不绝如缕”或者叫“不绝若线”，当时华夏民族在蛮夷戎狄的围攻之下形势已经岌岌可危，齐桓公作为霸主崛起，把我们的华夏族进行了中兴。到秦朝，不仅将周围的蛮夷戎狄融入到华夏族之中来，而且面对更强大对手匈奴也是战无不胜，打得他们不敢南下而牧马，所以说秦国统一后变得更加的强大，不仅完成了周秦之际的改朝换代，也完成了从不绝如缕到意气风发的变化。

商鞅变法之后一百五十年，公元206年，刘邦进咸阳灭掉秦朝，刘邦进入咸阳与秦咸阳民众约法三章，“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秦民从变法十年之后的大悦，再到这一次咸阳民众见刘邦的大喜，我们可以从中读到民众已经苦秦久矣，已经苦商鞅之法久矣。这时，“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秦王宫被毁，王室也已经被灭族了，“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随着历史的镜头不断往前推，在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维度里面，我们可以总结出四个视角：商鞅、秦民、秦国、天下。这是百年的视角。商鞅一开始获得了权势富贵，到最后被车裂灭家；秦民一开始改变了命运，但是社会堕落成了虎狼之国；秦国一开始国富兵强，称雄天下，但到最后秦朝统治短暂，秦族亡族；天下一开始因秦而统一而走向强盛，打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但法家的苛政，君主的专制也影响了天下未来两千多年的走向。

我们继续把镜头往前推，商鞅变法之后二百二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曾经被商鞅打压的儒家重新崛起，曾经烧诗书明法令，到汉朝时诗书又重新被尊重起来，汉武帝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思想上一统中国，他做到了秦始皇想做但没能做到的事。始皇想要通过焚书坑儒达到一种思想的真空，而汉武帝决定给民众一个思想独尊，最后秦始皇失败了而汉武帝成功了，成功的这一套不是法家学说而是儒家学说。当然此时的儒家学说是儒术并非纯正的儒学，它里面已经蕴含了很多道家、法家、阴阳家的内容。

商鞅变法之后的三百年左右，汉宣帝说出了一句帝王之道的经典话语，“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霸道”指的就是法家之术，“王道”指的就是儒家之道，“霸王道杂之”指不单纯用儒家为德政，而是儒法结合，霸王道杂用。这样的一个治国思路之后被千古以来的帝王所传承。

商鞅变法之后两千年左右，毛泽东写诗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肯定了商鞅变法对这两千多年、上百代王朝的重要影响和意义。(www.xing528.com)

当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摇到千年的视角的时候，可以看到商鞅变法对于中国综合的影响在于它的制度创设的成功。“商鞅虽死，秦法未废”，法是指在军功爵制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官僚制度”。官僚制度是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是一种聘任制而不是原来的血脉宗族制。宗族制是家族的人、尊贵的人去治理国家，而官僚制度是由有能力的人去治理国家。官僚制度的效率远远比世卿世禄制要高得多，这个制度创设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大的最核心的贡献之一。

商鞅变法的最大的问题是强国弱民、兵强民弱，最后导致“有见于国，无见于人”，而当只有国没有人的时候，人最终也就成为国的反面。

司马迁曾经说秦国能够一统天下“盖若天所助也”（好像是老天在帮助它一样）。因为秦一开始的“国设”是不太可能统一天下的，它是怎么通过商鞅变法之后渐渐地达到一统天下的结果呢？这是司马迁之问。我们今天用阎步克先生的一段话去进行回应：“经由军国主义道路的专制官僚制度，在秦国获得了重大成功，法制、军制、田制、税制等等之改革皆始于山东，而最终收成于秦，这自非偶然。”阎步克先生认为这不是“天所助焉”，不是偶然的。“秦国相对独特的历史传统与社会风貌，诸如其早期君权的强大，其民风的驯朴勇悍、其礼乐传统之淡漠、其封建制和宗法制的薄弱，都为商、韩法治学说之贯彻，提供了沃土，由其所孕育出来的强大军事专制官僚政权，山东列国难以抗衡。最终，秦政告别了周政，并以‘六王毕，四海一’划定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所以我们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成功是有它深厚的根源和它高度的合理性的。秦之沃土与商鞅之奇才放在一起成为千古的奇遇，制造了秦之胜利。

阎步克先生进一步论述，秦之胜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政治行政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秩序和强权，就像一个巨大的运转中的高度精密的官僚机器，本身就是最高的目的。在这种秩序崇拜权力哲学之中吏员不过是官僚机器的齿轮与螺钉，民众不过是人格化的力役和赋税，是国家机器的能量块，他们仅仅在数量和功能上具有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只有在被管理的价值上最有意义。商鞅的制度成就确实达到了一种片面的深刻，而这种片面性很可能既是此后秦帝国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其失败的重要原因。片面地推行这样一种趋于人格化的强国之术，完全把人视为螺钉的官僚制度，把王朝推到了一种极致，既可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出极大的能量，但是“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它也会很快地走向灭亡。

制度由为人服务到制度本身成为一个目的。商鞅变法之后，这一套官僚制度，似乎在不断地奴役着中国的民众，也在奴役着整个中国的历代的王朝。这套官僚制度本身是不变的，而当它需要变化的时候便让王朝更新换代，以制度维持稳定，所以人从此之后成为庞大制度的奴隶，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呢？这种行政的专业化造成了人的异化，也是社会的强大对人造成的一种束缚，看起来强大的王朝远不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制度的对手，而王朝的存在只为了制度而服务，这是我们对于商鞅变法的一个透视，这也是商鞅变法的魔力之所系。

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原道下》中对于商鞅其实推崇备至，但是也指出商鞅变法的很多问题，比如说“今无慈惠廉爱，则民为虎狼也；无文学，则士为牛马也。有虎狼之民、牛马之士，国虽治，政虽理，其民不人。世之有人也，固先于国，且建国以为人乎？且将人者为国之虚名役也？……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有见于群，无见于孑。”他这里面指出的“其民不人”“有见于国，无见于人”是历史的响亮的叩问，将人与国对立起来，人为制度所奴役，这种异化的效果终究不能长久。

中国历史自周以来陷入了五百余年的混乱纷争，为了结束混乱与纷争，各名士都力图找出中国在五百年混乱后新的方向、新的时代路径。最终分化整合成两个途径，春秋时期孔子以恢复周政作为一个目的，恢复礼和义注入仁作为强心剂，这是一种复古之途，也是儒家之道。而到了战国时期，商鞅直面混乱的现实，他推行秦政，革新周政，以法导国，以利诱民，“以力去合一天下”。可是不论是孔子的“复古之道”，还是商鞅的“为我之道”到最后都失败了，都没有长久地一统中国，稳定天下，让民众远离祸患，让国家安居乐业。到了汉代，汉宣帝所喊出的那句“霸王道杂之”，才真真正正叩响了未来两千余年中国君主恪守的君民之道。汉制是在周政与秦政基础上达成了新的国与民的平衡，这就是千年之中乾坤变革的历史选择。在历史选择之中，商鞅变法和商鞅本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最后当我们回顾《云梦睡虎地秦简》中《黑夫家书》的脉脉温情，当我们去读《商君书·画策》里商鞅对于国家虎狼之性的描绘，会看到社会的人、被制度异化的人、被国作为能量块的人和真正的人性的人、天然的人、温存的人之间的转化，也会看到社会的人与人性的人之间的战斗，以及秦制与人性之间的磨合、对峙。这场战事真的已经坚持了两千多年，而未来又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但在这封出土自1975年的两千余年前的家书之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人性的胜利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