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就是国家宏观调控力量很大，各种经济现象都与政府的政策密切关联，房地产市场也不例外。北京大学的蔡洪滨和张庆华以及美国布朗大学的弗农·亨德森（J.Vernon Henderson）教授合作的发表的《中国的土地市场拍卖：腐败的证据？》一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土地市场交易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有力地揭示了腐败在中国土地市场拍卖中的证据及其影响。
目前，中国土地出售最常见的形式是拍卖和挂牌，[152]蔡洪滨等人的研究成果选取了2003～2007年中国15个大中型城市的2300余个土地交易数据进行了严格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通过挂牌成交的土地价格明显低于通过拍卖成交的土地价格，而且挂牌成交的土地质量也通常高于拍卖方式获得的土地的质量，然而，这一现象是有悖于拍卖理论原则的。根据拍卖理论预测，拍卖方应该会选择挂牌的方式来出售质量差的土地，以使拍卖收益最大化。针对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作者提出了拍卖过程中拍卖方和开发商之间勾结的可能性。只要挂牌过程中开发商与拍卖方勾结，就可以率先报价，让其他潜在竞标者感觉该土地已经被内定，从而退出竞争，于是与拍卖商勾结的开发商就可以用低价拿到质量好的土地。最后，作者又通过对土地开发后的楼盘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挂牌出让的土地的单位毛利率，比拍卖出让的土地的单位毛利率要高，而且容积率调整的频率和幅度都要大，这说明土地交易的挂牌方式的确是一个便于操纵结果的出让方式。如此一来，土地挂牌市场的竞争性自然就会降低，导致土地出让价格的下降，地方政府的财政会蒙受巨大损失。[153]
事实上，邓永恒等人在其《中国的土地和房产价格测量》一文中也已经证实，2004～2011年，中国大陆地区的房屋建造成本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建筑业工资大约有10%的上涨，而土地市场的价格上涨程度则达到30%左右，最高的2007年甚至接近50%。这说明，房产价格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土地价格的上涨所导致的，因此，房地产价格的高涨与土地交易方式有密切关联。作者认为，自从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颁布有关条例规定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交易都要进行公开拍卖之后，土地的出售价格应该更能反映它的真实市价。这样一来，公开拍卖形成的土地价格，将会高于挂牌出售形成的价格，房产市场的水涨船高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二）对于环境质量和绿色城市的需求
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国人对于环境质量和绿色城市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但是这一需求又是如何与高房价联系起来的呢？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中国研究项目组的工作手稿中，有多篇文章涉及中国的环保问题。其中，卡恩·马修（Matthew E.Kahn）、郑思齐和曹静合作的《中国对“绿色城市”的需求上升：来自跨城市的效用定价法的证据》一文，即对环境质量和绿色城市的需求与高房价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般而言，随着人们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愿意花更多的钱来获得更洁净的空气。对于空气质量与房价的关系，过去已经有补偿费理论（Compensation Differential Theory）对此作出解释。该理论认为，如果当地的房地产价格能够反映非市场化的公共物品的边际价值，那么这就意味着空气质量的好坏也会是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之一。而在马修等教授的文章中，他们指出在此之前的模型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用来衡量空气质量的变量PM与误差项是相关的，因为当地的空气污染与工业繁荣密不可分，而工业繁荣的城市房价一般都比较高。
这一缺陷使得空气质量对房价高低的解释力弱了很多，该文章则运用工具变量来替代PM以消除其与误差项的相关性，从而更科学地论证了空气质量对房价的影响程度。他们采用特征价格法对2006～2008年中国85个城市房地产的空气污染内含价格进行估测，发现房地产的价格在高污染的地区比较低，而且污染高低导致的差价随着时间在增长。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对洁净空气的需求也在增长。具体而言，从临近地区飘来的污染的空气每减少10%，当地的房价就会增长1.8%。[154]
（三）人口的性别比例结构失衡(www.xing528.com)
中国和一些其他经济体有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那就是房价的增长比国民收入的增长还要快，而城市化和其他因素无法完全解释这一现象，因为房价上涨的幅度远大于房子租金上涨的幅度。在魏尚进、刘胤、张晓波合作的论文《身份竞争与房价》中，作者选取了2003～2009年中国35个主要城市的人口结构和房价的数据，建立了相关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后指出，由于房地产具有身份象征的特点，拥有更大更豪华的房子能够提高房主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因此人们对于买一套更大更豪华的房屋的需求也是推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目前，全人类的第二性别比[155]大约是105位男性对100位女性。对中国大陆而言，随着B超技术的发展以及19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其男女性别比例结构逐渐失衡，到2005年第二性别比已达到120：100左右。性别比例结构的失衡，将导致婚姻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拥有一套或几套宽敞且昂贵的房子无疑是地位或财力的象征，因此人们会倾向于购买更大和更贵的房子来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有人甚至提出了“丈母娘推高了房价”的说法，指的就是女方出嫁时对男方拥有房产的要求，导致房地产市场需求增加，从而推高房价的原理。在魏尚进等人的文章里，他们用详实的数据证明，房地产的身份象征特点是推高房价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根源就在于人口比例的失衡，导致婚姻市场的激烈竞争。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中国社会风俗中男方是买房的主力，但只有在性别比例失衡——男女比例较高——的地区，家里有男孩的家庭才会倾向于买更大和更贵的房子，如果所处地区的性别比例比较均衡，那么这一现象并不存在。
总之，由于房子的身份象征特点以及男女比例的攀升，人口的性别比例结构失衡对房价上涨的贡献率大约在30%～48%[156]。
（四）不同人群心理预期的差异
在利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解释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为时，我们会发现一些异常现象，房价的长期持续上涨就是一个例子。行为金融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罗伯特·席勒（Robert J·Shiller）曾说过，如果成百万的投资人都真的彼此独立，那么任何错误想法所造成的后果都会相互抵消，也就不会对价格产生什么影响；如果大多数人的想法是非理性的或并不是那么机械，而且这些想法又都相似的话，那么它们就足可以成为股市兴衰的原因了。[157]那么，房价的波动是否也会受到人们心理因素的影响呢？
四川大学经济学教授邓国营、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员曼纽尔·埃尔兰德斯（Manuel A.Hernandez）以及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系教授甘犁联合发表的《人们是否存在过度反应？基于汶川地震之后的房地产市场证据》一文中，作者对房价变动的观察提供了非常独特的研究视角。他们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灾难事件，如地震对人们造成的心理预期，对于购买不同楼层住房价格的影响。作者收集了2007年5月～2009年5月（地震前一年和后一年），成都市所辖管的9个县市和其他乡镇地区的房产交易数据，通过建立平均效用模型和动态效用模型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地震之后这些地区的平均房价是有所下降的。这意味着灾害事件的发生与资产价值是负相关的，与之前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数据处理和检验结果还显示，地震之后几个月这些地区的低楼层房价比高楼层的房价上涨了，而几个月之后又恢复到了地震前的水平，其中一楼和二楼的表现得最为明显。这说明，人们普遍认为高楼层的房子风险更大，而地震之后对高楼层房子的风险评估更高了。作者还比较了离地震中心不同距离的房地产价格，结果显示，离震中更近的高楼层和低楼层的相对房价波动得更厉害。[158]以上实证检验证明，地震之后，不同地区的人群的心理预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不同楼层房地产价格的反应，这与新的意外事件发生及其对股价的反应有类似的特点，即都存在着过度反应[159]的现象。
地震之后人们对房地产价格的过度反应，为研究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突发事件是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又一个影响因素。而这类事件会经过各种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不停渲染，造成不同人群多样化的心理预期，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和不稳定。当然，心理因素在房价上涨过程中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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