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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官府藏书的存放地点和分类编目方法研究

时间:2023-07-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秦代藏书源于春秋初期的秦文公,而藏书处所的名称,则见载于春秋中期的秦缪公。这是当时称藏书处所为“府”的一例。秦统一全国以后,在图籍数量骤增的情况下,相应地增设了多处藏书处所。可知秦朝储藏图书的处所共有四处,即明堂、石室、金匮和周室。秦朝将藏书处所借用此名,故而称之。“金匮”,在西周即以柜盛书,秦朝仍用周朝的称呼将藏书处所以金匮称之。

秦代官府藏书的存放地点和分类编目方法研究

秦代藏书源于春秋初期的秦文公,而藏书处所的名称,则见载于春秋中期的秦缪公。《史记·封禅书》说:“秦缪公立……史书而记,藏之府。”这是当时称藏书处所为“府”的一例。除“府”之外,还有别称。据扬雄《答刘歆求方言书》记载:“尝闻先代輶轩之使奏籍之书,皆藏于周、秦之室。”[17]说明“室”也是藏书处所的名称。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周秦常以岁八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这是将藏书处所称呼为“秘室”的又一例。

秦统一全国以后,在图籍数量骤增的情况下,相应地增设了多处藏书处所。据《史记·大史公自序》:“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又据《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可知秦朝储藏图书的处所共有四处,即明堂、石室、金匮和周室。

“明堂”是祭祀五帝的场所。《尚书帝命验》有“夏谓世室,殷谓重屋,周谓明堂,皆祀五帝之所也”[18]可证。秦朝将藏书处所借用此名,故而称之。

“石室”,在我国古代本是宗庙敬藏神主的地方。《左传》庄公十四年记栽有“典司宗柘”之语,杜预注云:“宗祐,宗庙中藏主石室。”由于它“以石为室,重缄封之,保慎之义”[19],所以秦朝亦沿袭此名用作主要藏书处所的名称。

“金匮”,在西周即以柜盛书,秦朝仍用周朝的称呼将藏书处所以金匮称之。《尚书·金滕》有“纳册于金滕之匮中”一句。传云:“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此即金匮名称的来源。唐司马贞说:“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20],是为佐证。

至于“周室”,原是周朝藏书的处所,秦统一全国后,很可能由于周室藏书量大,又兼简策笨重,因而未加移藏。《史记·六国年表》所称秦焚天下书”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可为一证。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所载:“沛公至咸阳……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由此可知,明堂、石室、金匮三处藏书之地均在咸阳,惟独周室仍在洛阳

需要指出的是,玉版是古代一种高贵的文书载体,专供天子、王侯之用,使用范围较窄。上引《史记》“玉版图籍散乱”,说明秦朝藏有一定数量的玉版。(www.xing528.com)

除官藏图书之外,当时私家藏书已多有所在。秦火之前,“《诗》、《书》……多藏人家”[21]。说明社会上多有辗转传抄的书籍秦朝在图籍典藏上仍沿战国旧制。《汉书·贾谊传》有“在于刀笔筐箧”之句,颜师古注云:“刀所以削书札,筐箧所以盛书”。另据《汉书·张安世传》记载:“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箧。”由此可知,用箧盛书,源于春秋,继之战国,续之秦朝,延于西汉

秦统一六国后,能够在中央统辖下,建立四处规模较大的藏书处所,这在我国藏书事业上是一大创举,它对于以后各代王朝创立各种类型的国家藏书处所,有奠基立制之功。秦在我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虽短,但是它的初期和中期,对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确有贡献,只是在“秦燔书禁学”[22]以后,才堵塞了学术文化发展的道路,使我国先秦文化典籍受到重创惨击。

我国图籍的列目和分类思想,萌芽于先秦史官司掌典籍的实践经验。秦朝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方法,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丞相臣斯昧死言……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诗》、《书》、百家语……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另据《史记·李斯列传》:“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从李斯这些话中不难看出,秦在焚书时对该烧与不该烧的图书,已经作了明确规定。由于各类图书拥有多种,而各种图书又必须依种按类列出名目,只有这样才能使臣民在烧书时有所遵循,否则,臣民有何根据区分和确定其弃留呢?秦朝规定秦记、医药、卜筮、种树四类书不烧;而《诗》、《书》、百家语三类则属烧的范围。由此可知焚与不焚的图书类别,仅按李斯所举就有七类。说明秦朝所藏的图书确有所分类,只不过古籍载述甚少,难以详究而已。

作为一个新兴的封建大帝国,只有封建贵族及其所属的知识阶层才能利用所藏图籍。秦朝发挥官藏图书作用的典型事例,是将所藏的先古文字学图书用于文字改革。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造隶书矣”。就是说秦朝官府学者参照所藏的先秦大篆文献,用以进行简化文字。原来战国时的语言文字多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23]。这对统一后的秦朝集权统治是一极大障碍,而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的做法,对促进汉族文化的发展,尤其对秦以后各代书籍著述的繁荣,是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的。

统一的秦王朝在短短十五年中,虽集中收藏了大量经书典籍,但并没有文献记载秦有目的地组织过学术力量予以整理研究。“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24],再加上焚书禁学政策的全面推行,使秦代的学术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其贻害流毒是无穷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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