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藏书致用的方式：如何有效利用你的藏书

隋唐五代，读书致仕为数百年之风气。其由来一是先朝遗传，一是与天下一统、文化治国的现实有关。隋唐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机，同时也为读书致仕这个个人价值实现道路提供了保障。《隋书·高祖纪》载，隋初开皇二年（582）十二月，文帝“赐国子生经明者束帛”。十年（590）十一月“幸国学，颁赐各有差”。《隋书·房晖远传》云：“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在这种文化政策下，社会文化教育开始勃兴。《隋书·儒林传》序称：“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京邑达乎四方，皆启赏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隋书·张文诩传》载文诩之父张堀，"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其子文诩因此而“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其房晖远、张仲让、孔笼之徒，并延之于博士之位”。读书方能致仕，藏书才可博览。张琚收藏数千卷书，藏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唐兴，京师设国子监，各府州县也皆设学校。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相结合，构成了读书致仕价值观坚实的现实基础。有许多人收藏图书就是为了通过苦读以里进士及第，获取功名。因为科举各科之中，进士尤重。虽然每年取中的不过三十人左右，但及第者后来“位极人臣常十有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14]。唐开元五年（717）殷践猷举文儒异等科，颜鲁公《殷践猷墓碣铭》云：“君讳践猷，字伯起，陈郡长平人”，“年十三，日诵《左传》二十五纸，读《稽圣传》一遍，亦诵之。博览群言，尤精《史记》、《汉书》、百家氏族之学”，“开元初，举文儒异等，授秘书省学士”^[15]。殷践猷每日读书不止，达到博览程度，必当借助丰富的私家藏书。又据林蕴《睦州刺史府君神道碑》记载，天宝十二载（753），林蕴父亲林披以明经擢第。“府君讳披，字茂则。年十有五，自写六经百家子史千余卷。年二十，以经业擢第，授临汀郡亚掾”^[16]。林披为了科举，年仅十五岁就抄书达千余卷。其藏书读书不知饱含多少酸辛故事。

唐初任扬州大都督府（治在今江苏扬州）长史的李袭誉，在地方有政绩。《旧唐书·李袭誉传》载：“袭誉性严整，所在以威肃闻。凡获俸禄，必散之宗亲，其余资多写书而已。及从扬州罢职，经史遂盈数车。尝谓子孙曰：'吾近京城有赐田十顷，耕之可以充食；河内有赐桑千树，蚕之可以充衣；江东所写之书，读之可以求官。吾没之后，尔曹但能勤此三事，亦何羡于人。唐刘肃撰《大唐新语》卷三《清廉第六》也载此事，所异者称袭誉“余赀写书数万卷“，可见其藏书不少。袭誉不仅治国有方，治家也有方。他为子孙后代进退出处安排得井井有条。“读之可以求官”，寄托了他希望子孙读书致仕的美好愿望。

藏书助学求功名，这仅是私人藏书致用之一途。从另外一些私人藏书活动，我们还能看到他们藏书是为了保持家传名教，使子孙具有较高道德、学术修养。新、旧《唐书》曾分别为柳公绰及其弟柳公权、其子柳仲郢、其孙柳玭四人列传。柳氏一门皆科举出身，官位显赫，人品、节操、学识均有可称之处。《旧庙书·柳公绰传》言：公绰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其藏书应以经典原本为多；公绰后登科致仕，官至兵部尚书等，“公绰理家甚严，子弟克禀诚训，言家法者，世称柳世云”。其子柳仲郢，“元和十三年进士擢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牛僧孺镇江夏，辟为从事。仲郢有父风，动修礼法，僧孺叹曰：'非积习名教，安能及此！'人为监察御史”。柳仲郢是在严格家教中成长起来的，并且他深知藏书、读书对人的重要性，故而秉承家传，不断积累藏书。《新唐书·柳仲郢传》曰：“家有书万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贮库，其副常所阅，下者幼学焉。仲郢尝手钞《六经》，司马迁、班固、范晔史皆一钞，魏、晋及南北朝史再，又类所钞它书凡三十篇，号《柳氏自备》，旁录仙佛书甚众，皆楷小精真，无行字。”(www.xing528.com)

仲郢有子璞、珪、壁、玭，柳璞为学者，柳珪成文学家，柳璧任朝官，柳玭后官拜御史大夫。《新唐书·柳玭传》称其“直清有父风”，尝著《诫子书》记其名教家风，并谆谆教诲后代：“余幼闻先公仆射言：立己以孝悌为基，恭默为本，畏怯为务，勤俭为法。肥家以忍顺，保交以简恭，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倘来，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家法，家法备，然后可以言养人。”柳玭继承先辈藏书，依然分书三本，藏于升平里宅第西堂。^[17]可以说，柳公绰一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恪守儒家名教，并对之有所实践阐发的典型家族。三世皆有藏书，一本镇库，显然为了代代相传，使文化精神得以不坠。一本供披阅，一本供后学，以典籍为精神食粮，保持家风。故《新唐书》其卷终语叹曰：“君子之泽远哉！”

藏书致用，任何一个藏书家都会具有这种意识，但致用方式却因时因人不同而有别。上述两种致用方式外，我们还可看到当时尚有许多文人士子，显然位不居阙下，但也收聚图书。他们藏书自娱，读书明志，追求精神境界的升华。《十国春秋·陈贶传》载：五代南唐人陈贶，“闽人。性淡漠，孤贫力学，积书至数千卷。隐庐山几四十年，庆吊人事，都未暂住，衣食乏绝，不以动心。有季父为桑门，时时赖其资给。苦思于诗，得句未成章，已播远近。学者多师事之”。自古世上不乏隐逸之人。尤其是乱世之际，许多儒士文人伏身山林，安苦甘贫，左右琴书，走独善之路。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

《十国春秋·王惠范传》载：荆南王惠范，“善修饰，喜读书，以门荫为文学，迁观察推官。文献王妻以女，且以惠范本将家子，命掌幕中内外军政。惠范豪迈不羁，颇以簿书符牒为俗务，人告王辞之。自是以王为不知己，凡军府大事皆不参预，但以金帛购古书图画，日披玩为志焉”。王惠范身居庙堂高位，竟不肯务政，以藏书鉴画为志趣。此事虽为历史上藏书家之特例，但也说明，自北魏李谧提出“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18]的口号，其藏书价值观代有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