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暗示与选择的理解：探讨其在社会关系中的影响

这两个术语的意思及其相互关系；意志或选择的个人方面和社会方面；儿童受到的暗示和他们的选择；人们通常低估了暗示的范围；主动选择的实际限制；对人们行动的环境的分析；阶级气氛；我们缺乏时代意识；选择活动的多少反映了社会状态；易受暗示性。

暗示和选择之间的对立是另一个虽然熟悉但常常不清楚的观念。这个观念本来应该更清楚一些的。

这里使用的“暗示”一词，是指以相对机械的即反射的方式起作用的一种影响。它不涉及大脑的选择或意志的更高级的活动。被催眠者按照实施催眠者的话做出没有意义的行为就是受暗示控制；有人发现自己下意识地模仿了别人说过的话和做出的行动，这也是受暗示的影响。不止是这些例子，这个概念几乎可以包括一切简单的，不涉及选择的念头和行为。在强烈感情支配下，人的行为是受暗示影响的；群众的行为也是受暗示影响的，习惯是一种暗示，等等，不一而足。

我认为这个词比“模仿”恰当。有些人在模仿或者与其相近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暗示”比“模仿”一词好是因为后者的内涵，照通常理解，在某些方面包含太少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包含太多。在普通用法中，它的意思是某个行动导致了可见或可闻的相似行动。虽然我们对他人影响的简单反应大多属于此类，但也绝不都是如此。比如一个孩子在出生后的六个月中的行为就很少是模仿性的。另一方面，模仿产生的可见的相似性可以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有意为之的过程，如绘制很需要技巧的肖像画。但是我们使用哪个词汇关系不大，只要这个词汇有正确的意义。我绝不是要给如波德温教授和塔德先生这些作者挑错。他们采用了这个词汇并赋予它丰富的特殊含义。然而对我的目的来说，使用与其普通意义相去甚远的词汇是不方便的。

我认为，暗示和选择之间的区别不是分离的和极为不同的两物之间的区别。它们只是分别表示了一个系列中高级和低级的层次。我们所说的选择和意志看来是错误地概括了原本更广阔的活动领域中更艰难的精神活动。它和不自觉的意识是不能明显区分的。事实上，意识活动和社会以及其他一切有生命的整体都是不能截然分割的，它们只表现出从一物到另一物的逐渐的转化；在这些领域里是没有分界线的。我们说暗示是机械的；但是看来有可能所有肉体生命都在进行选择，或在某种意义上说，在进行挑选。意识和意志的萌芽可能在最低级的生命的最简单的反应中被辨认或被推测出来。我们自己的大脑中相对简单的意识绝非是单一和原始的，而是转化着的小型生命，是由对更简单元素的选择和综合形成的“意识流”的一部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最完善、最富有意志决断的思想与行动在此意义上也是暗示性的，即这些思想和行为不是凭空而起的，而是对旧有材料的创造性的综合和组织。

所以，区别在于程度而不在于性质。选择与暗示比较，突出的是人性的智力组织或智力综合的相对完善的过程。我们对此是通过反省意识到的，它是我们思考的复杂性造成的。它的社会性表现在，我们所有的选择或大多数选择都以某种方式和社会环境相联系——它是相对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组织。正是由于从我们周围的环境中产生的观念变得复杂起来，我们被迫思考、选择与总结，以便选择有用和正确的生活方式。总的说就是过一种更高级的智力生活。当生活简单的时候，思想和行为也相对机械和富于暗示性；若更高级的意识不被唤起，反思的意志就不会发生作用；船长躺在船舱里，船员却操纵着船只。但生活一旦分裂，思想也随之分裂。意识必须获得更高的综合，否则就得忍受分裂给它带来的特殊痛苦。简言之，暗示和选择的问题只是社会关系中的一致性和复杂性问题的一种表现。

意志或选择，与其他智力生命的功能一样，既可以从个别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从普遍的角度去看。因此，我们根据不同的观察点：从个体角度考虑行为或从群体角度考虑行为，得出个人意志和社会意志的不同概念。但是它们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界限，它们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的表现。我们能够做出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以某种方式对普遍生活中产生的诸多暗示的综合；选择对生活又产生作用。所以选择既是原因又是结果，因而是社会性的。如果我买下一顶草帽，你可以把我的行为看作是个人选择，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社会对草帽的需求的一例，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为了反对其他人草帽式样的单调，等等。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它迷惑不了那些懂得以不同角度看某一事物会有不同结果这个道理的人。他们明白，这就像看一个四面漆成不同颜色的邮箱，从不同角度可以看见不同的颜色。

理解肤浅的读者会以为心理学家们和社会学家们正在贬低意志，或者在真正的进化论科学和哲学领域里存在这样的倾向。他们错了。来自传统的关于意志的普遍观点的错误不在于它夸张了意志的重要性，这种观点也许是不可能强调意志的重要性的，它认为仅仅存在于个性领域，而根本没有看清事物的真相。很明显，选择行为同时是普遍生活的原因和结果。第二点，传统观点常常看轻不自觉力量的重要性，或者至少将它与选择分离并使它们对立——如同让船长独自驾驶轮船或者不是让船员们协助他工作，而是与他对抗。就这些观点进行抽象的争论是没有用处的；如果读者被这样的争论困惑了，转而从这种形而上学中脱身出来，下决心亲眼看看事物的本来面目，他就会对这个问题有健康的理解。

很容易理解，谁若是同意了前面一章里关于社会和个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就不会问个人意志究竟是自由的还是永远被决定的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错误的，即人类个体性表现与集体性表现脱离。这个观点表示了这样的意思，即生命是可分的，一方面是意志，另一方面是生活的总体环境。这个问题也就是问，这两个对立的力量中哪个是主宰。若意志是主宰，则它是自由的；若环境是主宰，则它是被决定的。似乎每个人的意识都像被敌人包围住的堡垒，而问题问的是敌人会不会攻陷堡垒抓获盘踞者。很难看出若对实际的社会关系进行直接观察会产生这样的理解事物的方法。举议会的议员为例，或者举其他能推理、感觉并互相影响的人群为例，其中一个成员是独立于与他人关系之外，还是被其他人控制？这个问题毫无意义。他既被他们影响自己也影响别人。既然他绝非与他们的力量无关，那么他只是“通过”他自己的意志被控制而绝非与自己的意志无关。显而易见，在个人和民族，或者个人与全人类之间都存在着与此相似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人类生命是一个整体，个体是其中的一员而不是可以与之脱离的分子——按照我的意见，只要你的思想建立在对社会的直接观察上而非建立在形而上学和神学上，你就一定会认为意志是否自由的问题毫无意义。个体将作为普遍的生命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出现，多少与其他部分是有差异的并可能是有斗争的，但是这种差异是它的功能的一部分——正如议会里的一个议员通过提出自己的意见来为这个机构服务——但总的说来，它不是与生命整体分离而是把自己与它联在一起。因为经常需要考虑到个人与他人或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之间的对立，为了方便就把他说成是与周围的生命分离的或对立的，但是这种分离和对立是偶然的，就像为拉断一根绳子左右手向相反方向拉，但这并不能延伸为一个普遍的或哲学的命题。

在某些意义上，意志的自由仍然是有趣的；但是据我看，研究社会关系的学生最好把它当作已经解决了的学术争论而置之不顾。最好当作已经完全解决，就不用把它当作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得到定论的问题，而是干脆把它当作完全没有意义的问题。

为了说明这些总的论点，我要先谈谈儿童的选择和暗示，然后再进入到成年人的选择和暗示以及选择和暗示对职业的影响。

有一个看来是非常普遍的印象，即儿童远比成年人更易受暗示或模仿的控制；换句话说，他们的意志力比成年人弱。我完全没有把握作出判断说：儿童的选择通常比我们成年人的选择更少稳定性和持久性，他们的意志缺少组织的确定性，因此他们的行为显得缺少理性和易受外界影响；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更不易于因性格固定而机械地属从于习惯。选择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对由生活提供的材料进行选择和积累的发展着的智能组织力，这个过程无疑在儿童和青年的意识里是最富有活力的。意识的选择和组织的活力在一个人二十五岁以下时是最有活力的，中年人的意志在它更富有持久性这一点上要比儿童和青年的意志更强，但它却没有快速地发展，而是更多地依赖习惯，因此更少进行新的选择的能力。

我对那个似乎有道理但让人迷惑的所谓儿童的意识和原始人相似的说法颇感怀疑。这样联系意味着儿童的意识和原始人的意识的简单和迟钝。现代的儿童在十几年中获得的智力发展远远超过野蛮人。假设他们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人类的进步，他们肯定以跟原始人大不相同的速度进步，并且伴随着智力生活的强化。即使不是从出生时起，也是在出生后一年，他们就进入了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如此快地把他们引进复杂的生活，他们的意识也许就和我们的意识有同样多的新奇和丰富的内容提供给大脑进行综合。

确实，认为儿童的行为在他们出生几个月以后几乎完全是机械模仿的研究者听了这个意见会吃惊的。我略翻了一下一八九三年以前几年儿童研究的书籍，也许不是很正确地得到这个印象的。一八九三年正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年。他是个男孩——我在此称他为R，照一般理解的模仿在他身上出现得异常地晚。直到他两岁半以后我才发现他的明显的模仿行为。在可见或可闻地重复他人行动这一意义上说，模仿始于说他出生第二年学会的大约六个单词。仔细地观察，加上对观察的更清楚的目的，会有助于我们发现更多的事实，但是仍然没有清楚地发现R特别注意些什么东西。唯一明显的是他不断地试验着、反应着，以及他于此得到的缓慢而奇怪的结果。比如在两岁半的时候，他学会很熟练地用叉子。希望使用叉子也许出自一种模仿的冲动，但他的方式却是自发的、长期的、独立的、富于思索的试验。他的技巧是通过他经常玩一枚帽针，把它插在软垫和童车的缝隙而练就的。叉子虽然是作为帽针的一种有趣的变化而非是像他人那样用来取食物的工具被想到的。由于一条腿有些瘸，他学习爬和走很慢，而且也经过了相似的一系列迂回的试验，显然与他看见他人所做的没有关系。

他到两岁零八个月才开始说话——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那几个词；尽管他像这个年龄的其他孩子一样能听懂别人的话，但他自己拒绝在说话中寻找快乐。他宁愿通过哼哼叫或者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他不喜好模仿别人而是明显地更喜欢做出与其他人的暗示没有直接联系的行为。

我常常想引起他的模仿，但没有一次成功。比如，在他费力地想用积木摆出个什么东西来的时候，我就参与进去，向他示范，怎样按照我的办法来完成，但是这些启发，在我的记忆或记录中，无一例外地遭遇冷淡或反抗。他喜欢自己安静费力地摆弄而别人示范他怎么做似乎破坏了他的兴致。但他也会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在对别人的观察中获益。我侦察出他采用一些最初他似乎毫不理睬的意见。他厌恶思考和推想的改变。突然地、粗暴地阻断他思考的事情出现时，也许都会使他表现出厌恶。他在儿童应学会的技能方面如此落后的同时，却通过其他途径表现出在比较和思考方面发展良好。这也许没有必要描述了。这种对独自的试验和思考的专注和不愿意向别人学习无疑是他发展缓慢，特别是在语言方面发展缓慢的原因。他的语言先天素质使他在开始真正地说话时发音清晰，表达流畅。

模仿是突然出现的，他似乎是突然明白了这是解决许多事情的捷径，于是采取了这一方式。他不仅仅是以机械的或暗示的方式进行模仿，而是有意识地、理智地把它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模仿的行为本身成了目的，成了他的思考官能的有趣的练习，起初这些练习与其他事情没有多少关系。在发音以及后来的拼写练习中，他都是对这些行为本身发生兴趣，而不把这些行为当作交流工具。

在我的第二个孩子M(女孩)身上，我观察到了另一种类型的意识活动。就模仿而言，这是普通得多的一类。两个月零七天就观察到当她母亲用一些变了音调的语言逗她时，她也发出一些声音来回答。因为她在其他时候很少发出这些声音，因而她的发音虽然是模仿性的，但并不是机械地模仿，这些发音伴随着意识的努力以及成功的快乐。八个月以前只能观察到这些幼稚的语言的模仿，直到有一天注意到她敲打椅背上的一枚铜钉才发现了她第一次对手的动作的模仿。在此之前，她已经试验性地做过了这个动作，现在的这个模仿只是因看见她母亲这样做或是听到声音受到暗示而进行的重复。在这以后，她的模仿行动的发展以经常描述的通常的方式进行得很快。

这两个孩子的事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即在儿童和成年人的比较中，儿童比通常设想的要更少地受暗示影响，而更多地运用意志和选择。在可见或可闻的重复行为这个意义上，他们的模仿不像我以前设想的那样频繁地出现，并且当模仿出现的时候，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和自觉的，而非机械的。去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不需要智力上的努力，这种设想是很自然的，但是这个设想用在幼儿身上肯定是极大的错误。除非他们学会怎样去做这一行动，否则他们是不能模仿这个行动的。一个孩子学会一个词的困难程度就像一个大人要学会一段难度很大的钢琴曲。最初的模仿行为绝不是机械的，而是充满艰辛的自觉行动，它伴随着努力和成功的快乐。我想象所有同情儿童的观察者对儿童努力模仿时的智力紧张和集中都会有很深的印象。这些努力，与成年人的努力一样，会给人带来成功后的快慰。

儿童的模仿行为受到父母的模仿行为的刺激。一个婴儿不能对固定的声音作出反应，但是，喜爱儿童的家庭，渴望与孩子建立交流。父母们不断地模仿某些声音，希望孩子能够重复。他们常常不能达到目的，但是这种练习可能使孩子注意到声音的相同并为模仿做好准备。也许这样说是妥当的，一直到孩子满周年，父母比婴儿更多地做出模仿行为。

“模仿本能”有时被说成是一种神秘的东西。它可以使婴儿不自觉地、没有准备地做出对他们来说是全新的行为。当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他们做出的行为不是我们的祖先已经做出过的，而是在我们的听觉、视觉范围内随便做出的，我们就很难判断——普通的模仿就是这样——本能或遗传倾向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了。无论在遗传还是在经验上都没有准备而做出新的事情，似乎显示出智力和神经系统具备一种特殊的创造力，但儿童的模仿没有这样的特点。模仿显然是一种先天的能力，但如果被模仿的行为是复杂的，那么学习的过程将要包括许多思考和意志。如果存在着模仿的本能，很明显，它必须表现在对重复的兴趣上，这种重复的兴趣刺激了学习的欲望，而且没有任何别的本能倾向来代替这种兴趣。这种重复的兴趣看来在实际上是存在的，至少在大多数儿童身上是存在的。即使是这一点也可以有充足理由被解释为按照不矛盾的观念行动的普遍意识倾向的表现。心理学家们一个普遍的教义是，一个行动的观念本身就是那个行动的动机，并且固定地导致那个行动发生，只要不出现其他事情来阻碍。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似乎总是有冲动去做我们看见别人做过的行为，只要我们充分理解这个行为，能够形成怎样进行这个行为的固定的观念。

同样，表现自己的行为是对感受和理解这一行为的神经中枢的刺激。除非这一行为被意志或反刺激抑制住了，儿童们必然要进行或多或少地重复一个行为的原本式样的活动。[1]

我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即没有必要假定人有一种模仿的本能，正如皮雷尔(Preyer)和其他一些人用儿童的例子说明的那样：“模仿是为了模仿行为本身带来的快乐，而不是因为所谓模仿的特殊的本质。”[2]一个聪明的孩子模仿是因为他的官能渴望运动，而模仿是开始运动的关键：他需要做出行动而模仿给他提供行动的机会。这说明与他人行为的可感觉的相似性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我们看下面的例子就清楚了： M有把双手举过头顶的习惯，只要她有这样做的兴趣。不论是出于模仿，还是为了回答“M有多大”这个问题，她都会做这个动作。但是她在第二种即非模仿情况下更容易做出这个动作。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为什么宁愿用“暗示”而不用“模仿”这个词来描述这些简单的反应。在这个例子中，M做的动作与导致这个动作的“M有多大”这句话没有形式上的相似。若称这个动作是模仿性的，意义就晦涩了。只须说存在暗示就可以了。我们只须指出在孩子的头脑中有一种东西与做出行动有联系就行了。不管这种联系是通过可感觉的相似性，还是通过非形体的渠道建立起来的。

在可见的、外表的模仿和经过反思的模仿之间似乎存在着对立。有一类儿童被感觉上的相似所吸引，因而他们很早就能进行明显的模仿。如果某些行为已经学会了还以新的努力为代价，保持着机械的模仿，那就是迟钝甚至智力缺陷的迹象了。某些痴呆者就做出这样愚蠢的模仿行为。另一类儿童专注于更细微的思想活动。这一类思想活动通常不会引起明显的模仿。这些儿童通常在积极官能的发展上落后，除了对他们的思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外，观察能力较差。以R为例，可以看出这些孩子在分辨声调方面也是迟钝的。他们的呆板麻木都是因为感受力差，不能迅速与周围环境协调。

因此，我们不能清楚地发现儿童总的来说比成年人更习惯于模仿，或更易于受暗示影响。我们觉得他们显得更习惯于模仿或更易于受暗示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没有发现他们在模仿过程中运用思考和意志所作出的努力。他们所做出的行为在我们也已经变成机械的了，我们就认为这些行为在他们也是机械的，尽管更仔细的观察和思考会看出相反的情形。这些行为大多是积极的试验，是对先前获得知识的艰苦综合，和我们最用心的努力不相上下，而与我们生活中不用思考的惯常行为相去甚远。我们没有看到模仿别人说话并非是愚蠢的重复，而是艰难的、动脑筋的语音器官的练习。儿童们的模仿行为很多是因为他们还有很长的成长过程，而模仿是成长的关键手段。任何年龄的人都一样；一个人越是进步和富有活力，他越是积极地去学习他人并取益于他选择的模特。

第二个原因是成年人的模仿行为范围更大，因而他们的行为模仿特色就不很明显。他们和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接触，那些人却大多互不相识。他们还有能力在书本中获得种种启发。就这样，因为我们看不清他们的模仿对象，他们就戴上了富有独立性这样一个具有欺骗性的面具。

尽管我们容易夸张儿童和成年人在受暗示影响方面的差别，但是我们强调暗示在生活中起的作用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那些对此没有专门研究的人的普遍印象是，暗示在有理智的和成熟的人的生活中很少起作用；虽然在人们的语言和举止风度中，在社会时尚、风气等等中，可以看出不自觉的冲动在起着作用，但是没有看出它对更重要的行为有什么影响。然而事实上，我们思想的主要部分来自生活中无目的选择的冲动，或者是来自遗传的本能，或者由于习惯而形成；而更高一级的思维或者意志的功能是组织和运用这些冲动。再回到我们前面已经作出的那个说明，自觉的意识与不自觉的意识的关系和船长与船员的关系非常相似。船员们的工作不是与船长的工作完全不同，而只是在智力上低一级的工作。船长在合作过程中执行着更高级的任务，但是行动的大部分是由意识中低一级的组织完成的。

人们普遍更重视自觉的思想和行动而倾向于看轻不自觉意识的原因在于，选择是有明确意识的，因此它本质上必定是反省意识的核心。因为他是一个个体，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有竞争心的精神力量。因此他很自然地会有自己的意志，以尽可能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果我们感到一件事情不重要，我们就不会想去做它。我们觉得在别人的生活中自觉意识看上去十分显著，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因为相同的原因，自觉意识也显得很重要。积极的、明显的、突出的事情，和造成可见效果的事情总是处于显著的位置，它们自然引起了注意。我们只有通过区别对比才能认识事物，但是暗示的机械控制，在很多方面的影响都很相似，因此常常不被意识到。正如我们不会注意到空气，恰恰因为我们周围无处没有空气。同样的原因，我们对一种普遍的衣服式样也不会注意。我们对我们的方言、普遍的服饰是不在意的，对存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平时环境中的普通的事物，也是不大在意的。选择是我们注意的行动，它处于视域里明亮的中心区，而不自觉意识是包围着这个中心区的黑暗无边的背景。或者说，选择就像地球一样，我们不自觉地把它看作是宇宙的中心。仅仅因为它是我们兴趣的中心和我们能有所作为的地方。

选择是有范围的。这首先是因为它作为选择和组织的力量的特殊性质，它以相对简单或易受暗示的意识为原材料。第二是因为它吸收着很大的能量。由于这一点，它的活动常常集中在有不同意识竞争的地方。只要一个观念与其他观念是不矛盾的，那么我们就会觉得它是当然的。虽然这是事实，但我们很难意识到：如果我们生活在但丁的时代，我们就会像他一样相信有实体的地狱、炼狱和天堂的存在；我们对此以及其他许多在那个时代被奉为真理的思想的怀疑与我们天然的智力无关，是知识的增长使得我们产生矛盾的观念，才有可能和必然地对此产生怀疑。我们特有的意识或意志是缓慢成长着的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都根据这个整体的状况，尤其是整体中与这些意识或意志联系最紧密部分的状况而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我们的思想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对来自我们环境的影响的某种反应，所以我们不太可能有什么思想不是由交流引起的。于是，意志——自由的意志，如果你愿意用这个词——是一个协作的整体而非各部分没有内在联系的聚集体。个人的自由是法律限制下的自由，是一个优秀公民的自由，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我们通过意志的练习学习语言，但是谁也不能说，一个只能听见法语的婴儿可以自由地学习英语。因为暗示是众多的、互相抵触的，所以我们觉得应该选择；作出这些选择是意志的功能，选择的结果就是生活向前进了一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说这是自由或者创造的行为；但是，如果暗示是单一的，例如信仰时代的宗教教义，我们只能受它摆布。我们看不到这些限定，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具有优势的观点上来观察和衡量思维的总体状况，没有东西可以拿来和它比较。只有当它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互相竞争的暗示进入我们头脑使我们从中看到新的观点并就此检查我们思想状况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暗示对我们产生的作用。[3](www.xing528.com)

选择和下决心使人耗费心神是人们普遍的经验。智力综合以某种形式收集意识中众多而杂乱无章的东西，按秩序整理。智力综合要消耗大量的能量，精神疲劳的常见症状是害怕作出决定和害怕承担责任。在我们复杂的生活中，意志只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中控制相互竞争的暗示中的很小一部分。我们大家都被迫挑选我们为了某种原因认为最有意思的或是最重要的活动领域，于其中实施我们的选择；而对于其他一些事物，我们采取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大多是用机械的控制——如某些已被接受的个人权威、地方习俗、某些职业传统等等。确实，要知道何时何地限制意志的活动以保持它的生命力，以便发挥最重要的功能，是很重要的生活知识。无节制地进行选择活动会使人精疲力竭，许多人因此一蹶不振，以某种形式完全屈服于纪律和权威；还有更多的人则时而希望这样做，沉湎于托马斯·肯比斯[4]式的精神状态，或称“基督教徒的幸福生活秘诀”里。耗尽了自我设计的力量而被任性的激情所左右的人不在少数。有许多路径导向衰退，许多热切、奋发的人走上了这样一条衰退的道路。

从大学生活到毕业后在社会上谋生的变化是证明社会环境的潜在力量的普通例子。在大学里，一个学生会觉得他处在宽广的天地中，如果他有一点想象能力的话。他可以受到所有时代和国家的最智慧的思想的教诲，也可以有，或是应该有时间和勇气，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探索这个广阔的社会。他的职责是思考、追求和进步；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就这样做。哲学、艺术和科学以及一切改善人类状况的方法成为他生活的真正兴趣所在，这主要是因为他身处图书馆中的更高级思维洪流中。现在让他毕业后进入，比如说喀喀林地区的木材商业，在这里他发现真实的存在领域大半被这个行业的具体细节占据——在某些方面对他是有益的，但容易变得过分。这一类事情不断地重复，灌注进他的生活，他不得不相信这些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其他的东西都慢慢变得模糊起来，失去对他的影响了。他不能让那些没有进入他的经验的事物变得真实起来。如果他想反抗逐渐狭小的环境，他必须通过书本、个人交往和想象，保持和更广大的世界的联系。马可·奥勒留[5]说，他可以自由地按他的选择思考，但是看来他是通过他周围的书籍实现这种自由的，这些书籍启示着他选择要去思考的思想。只有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马可·奥勒留的断言才是真实的。

在类似这样的事例中能够很容易地感受到环境的作用。这是因为这些事例中出现剧烈和决定性的变化，还因为在某一类意识已经屈服于另一类意识很久的情况下，想象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状态。但民族习惯和民族情感就不是这样了。民族情感和习惯是如此紧密地包围着我们以致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一个人越是彻底美国化，他就越是不能感受到美国习俗。他体现着这个习俗，他所做、所说或者所写的一切都带着美国习俗，但是他绝不能真正地看见它，因为他没有从外部进行观察的机会。如果到了欧洲他就能通过对比得出模糊的看法，虽然他不可能看出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不能通过努力来使自己显得像个英国人、德国人或者是意大利人。我们的面貌对别人正如我们的声音一样，我们听到的和别人听见的不完全一样，用录音机录下来自己会觉得陌生。

我们通常相信我们看待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方式是一种自然的方式，是美国方式，是正确的方式，而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受了与我们交往的人的种种暗示的影响，这许多暗示决定了我们思考的前提。一个希望看到国家团结的人会对不同阶级的人彼此所持的傲慢和冷漠的态度感到震惊。商人或职员阶层的人对于工业工人的奋斗和渴望很少有真正的理解，而本地人对移民、白种人对黑人傲慢的态度必然也会遭到怨恨。这种误解和偏见是因为缺乏真正的交流。除非理解别人，良好的愿望才能变成现实。新闻界本应帮助各个阶级互相理解，但他们本身也分出了阶级阵营。富有的人阅读的报纸和杂志更加坚定了他的阶级偏见，而手工业者也因为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刊物加强了偏见。大多数学校也没有培养儿童的更宽广和富有同情心的胸怀。

这一切的结果是使宣传家得以在动荡的时刻煽动危险的阶级之间的怀疑和敌对情绪。大战后随即出现的紧张时期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在阶级和民族之间友好合作，那么我们必须开始追求更多的理解。

形成决定某一历史时期的时代特点的较大的思想感情潮流对社会的控制现在仍然较少出于理智而不能以意志为转移。只有富有想象力的学生，在他的最佳时刻，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而且也只是在某些方面——在他的时代的限制下，站在一个高度看待事物。以往历史时期的人们在我们看来大多显得奇怪、陌生或是有些神经不正常。我们几乎不可能摆脱这样的思想，即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是正常的，而其他的生活方式都是怪异的。西迪斯医生认为中世纪的人们处在一种准催眠状态，因此他们发动十字军东征，对跳舞狂热地爱好，[6]等等。可是问题是，如果从同等距离处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生活，是否也会看见不正常的受暗示影响的迹象呢？对物质生产的狂热，城市生活的紧张和繁忙，以宽广、丰富和美为代价，把生命在单一的渠道里发泄，不也显得像十字军东征一样疯狂吗？或者是更低一级的疯狂？芝加哥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不是轻微但普遍的精神失常的有力证明吗？

对我们的时代意义显著的事物缺少意识表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那些参与了重大变革的人很少对这些变革的意义有了解，即使有了解，也是极为模糊的。也许在艺术上，在我们现在看来，没有比哥特式建筑在法国北部的突然兴起更辉煌、更有戏剧性了。巴黎的圣·丹尼[7]教堂是哥特建筑的顶峰：然而诺顿教授谈到建造这座教堂的索格修道院长和他的传记时说：“在他细心和智慧的监督下，这座教堂成了这个世纪最辉煌、最有意思的建筑；但对于什么使得这座建筑具有特殊意义并使它成为中世纪建筑的顶峰，不论是关于它的记录还是他的传记以及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作品中都只字未提。”[8]对索格和其他那个时代的哥特人来说，这座建筑仅仅是建造教堂的一种新的和改进了的方法，是一件技术上的事情。他对这技术上的事不太关心，他只注意工程是否按照设计进行。这座建筑是由许多默默无闻的设计员和手工艺工人完成的，他们在建筑过程中各自体会到了建设的愉快，但谁也没想到这是历史性业绩。我们的时代无疑也是这样，布赖斯[9]吃惊地注意到，那些在美国西部建立城市的人们根本不了解他们的努力对历史产生了影响并且值得纪念。[10]

我已经讲过或是运用过这个道理，即意志的活动反映了社会秩序和状态。意志力的持续、艰苦地运用，表现出了产生暗示的生活环境的复杂性，而在简单的社会里选择被限制在较小范围，生活也是相对机械的。社会交往的多样化或者与此相同的社会组织的复杂性决定了选择的范围；随着近来生活明显呈现出来的紧张和领域扩大的特点，意志的领域也相应扩展了。这个变化与交流的扩展有密切的关系。交流的扩展使相互对立的暗示通过多种渠道进入我们的意识。我们仍然依赖着外界——生活永远是根据周围环境条件决定下的给予和获得——而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宽广，对有想象力的人来说，它可以包括各种族过去到现在的生活带给人类的全部思想。这给集体选择和某些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精神涣散和疲劳。人们想逃避精神的大量消耗和沉沦，就越来越需要稳定，越来越需要有力地反抗过多的材料。选择像一条河流——它通过历史延续下来，虽然它总是有岸——它变得越宽，就有越多的人淹死在里面，需要越来越强的游泳技巧，缺乏活力和自我依靠性格的人越来越容易沉沦。

以机械的或者条件反射的方式屈服于冲动的倾向称为易受暗示性。可以这样推测，易受暗示性的强弱在不同的人身上及同一个人的不同状况下有很大的不同。对不正常的易受暗示性已经有了许多研究，现在关于这方面有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关于这一点，我只想重申几条意识正常的、处于社会生活中的学生应记住的著名原则。

我们对暗示和选择的关系的分析——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易受暗示性不过是意志、思考综合的中止。这种功能发挥不正常，思想和行动就被分离并失去目标；就像船长无能，船组人员分崩离析，没有任何纪律约束。因而不论是什么东西损害了理智，都会破坏意识的完整与和谐，造成某种形式的易受暗示性。兴奋就是受暗示影响，就是倾向于本能的服从与兴奋情绪和谐的观念。一个愤怒的人也是受暗示影响。他服从谴责、威胁等暗示。一个嫉妒的人服从怀疑或是服从其他情感的暗示。

群众的易受暗示性是环境限制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限制。这是一种持续时间短暂的环境，它的力量不是来自理智，而是来自极容易凝聚的模糊的潜在的情绪。密集的人群本身就是一种兴奋的表现，而理智更进一步地因为个人的微不足道、环境的陌生以及通常缺乏反映独立性的特殊目的而麻木。一个人就像一只船，他只能通过航行才能保持航向。如果他漂流，他就任凭轻风吹到四处；在人群中的人通常是在漂流着的，进行着不是由他的知识和习惯指导行为方式的行为。这种状态下的意识，加上由一系列特别的暗示左右下的强烈情绪，成为群众的野蛮并且常常是破坏性行为的源泉。比如一个演说家，他首先用幽默或是感情来调动听众的情绪，如果他还算有技巧，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对付他们，只要他不违反他们固定的思维习惯。愤怒，是一种常常潜伏着的情感，容易被激发起来，许多流行的演说就常常制造这种产品。在一定条件下，它会表现为扔石头、放火和动私刑。恐惧这种情绪情形也差不多。格兰特将军描述夏伊洛战役[11]时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几千个人匍匐在山坡背后不敢移动，甚至不顾把他们当作胆小鬼在原地枪毙的警告。可正是这些人，第二天却英勇地作战并取得了胜利。他们此时显然又受到另一类暗示的控制，即包含军事条令作用的暗示。[12]

精力殚竭和紧张造成的易受暗示性是我们许多人经常遇到的情况。可能每一个用脑多的人都时不时有“累得停不下来”的感觉。超量工作的大脑丧失了放下负担的能力，似乎除了把痛苦而无益的工作过程持续下去而外一筹莫展。一个人可以知道，他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在这样的意识状态下做出的工作肯定是糟糕的，“这是发疯的做法”，然而他虚弱得无法反抗，被链子锁在他思维的车轮上旋转，只能等车轮跑得散架。这种意识状态，不管是怎样引起的，给各种形式的无理性冲动带来了机会，也许还包括某些粗鄙的情绪如愤怒、恐惧和酒瘾发作。

根据泰勒(Tylor)[13]先生的意见，绝食、隐居以及跳舞、喊叫或被鞭笞造成体力衰竭的嗜好，是野蛮人经常用的带来反常意识状态的方法。在意识中的这种状态里，易受暗示性——选择沉睡，潜意识起控制作用——总是可以见到。早期基督教信徒斋戒、守夜和鞭笞后产生的幻觉、出神的喜悦感看来按心理学分析也属这一类型。

易受暗示性受习惯的限制，或更确切地说，习惯本身就是暗示的不尽的源泉，它给新的暗示规定界限和条件。这是人人皆知的。一个绝对的戒酒者会拒绝喝酒的暗示，一个诚实的人会拒绝去做任何不高尚的事情。人们在他们熟悉的事情上有习惯作指导因而最不容易服从非理性的暗示。一个士兵站在队列里，视线里是他的上尉，会向死亡迈步而没有什么具体的感情，这仅仅是因为他有服从军令的习惯；还有消防队员、警察、海员、行刑队员、外科医生，他们都能学会处理生死像读报纸一样平静。对他们来说，处理生死不过是按日常惯例行事。

不同的人的易受暗示性的强弱不同，但是不能在正常和非正常之间划出明显的分界线，这仅仅是高级智力组织的功能强弱问题。也许大多数人都有很强的易受暗示性，根本没有力量会尝试对生活提供的素材进行更深刻的理解，而仅仅是接受一些范围狭小和简单的暗示并衷心地服从。无数精力充沛的人在智慧上却是萎琐的——他们会一往无前——有精力的人都是这样——但前进的方向则完全取决于偶然出现的暗示。基督教和慈善事业的一些组织如救世军、乡村教堂祈祷会和城市教会里充满了这样的人。他们对问题不作推理分析而只是信仰、工作。当代对知识探索的成果对他们不发生直接的影响。过去的某一段时期，或是情绪冲动的某个时刻，某样东西触动了他的意识以后就一直主宰他的意识，直到他死去，在平时则成为他行动的指南。对哲学家来说这些人是盲目笃信者，可是他们的功能与哲学家的功能一样重要。他们是道德力量的保持者——而哲学家在这一点上是欠缺的——他们是带来基督教并将它世世代代传下去的人们。这是人类中相对机械的类型。若理智表示耐心地、开放地尝试思考生活的普遍规律，那么理智是，也许永远是，极少一部分最智慧的人的禀赋。

[1]基丁斯(Giddings)：《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第110页。

[2]斯坦利(M.Stanly)：《研究感情的进化论心理学》(Th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Feeling)，第53页。

[3]歌德多次比较了现代艺术和文学与希腊艺术文学在这方面的区别：前者表现了个性特点，后者表现的是一个种族或者一个时代的特点。在给席勒的一封信——“歌德、席勒通信第631号”——中，他谈到《失乐园》，“在这首诗及所有现代艺术的作品中，实际上是个性的表现引起了兴趣。”
在这个观点里面是否真理掺杂着错误呢？这个例子是否说明与我们的思维、习惯越近，越能反见个性特点，而越模糊越能看见普遍性？是不是古代的希腊看待每个艺术家就和我们现在看待一个作家一样，都看到许多对艺术家是独特的东西而很少看到对大家是普遍的东西？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则，所有的德国人在我们看来都差不多：我们看见的种族与我们常见的种族区别如此巨大，但只有生活在这个种族里，才能完全区分出个体间的差异。

[4]托马斯·肯比斯(Thomas Kempis，1380—1471)，德国作家、修道士，作品包括历史、传记、布道文、赞美诗等。——译者注

[5]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斯多噶主义哲学家。他改善奴隶待遇，实行政治改革，与侵略罗马帝国的其他民族进行了长期、有效的战争，在军营和政务间隙时间写作的《沉思录》中表明他个人对当时社会普遍的堕落是抵制的。——译者注

[6]见《暗示心理学》的后几章。

[7]狄奥尼西斯·丹尼(Dionysius Denis)，法国第一任主教，公元二七五年被罗马教廷处死。——译者注

[8]《哈泼月刊》(Harper's Magazine)，第七十九卷，第770页。

[9]詹姆斯·威斯康特·布赖斯(James Viscounf Bryce，1838—1922)，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曾任驻美大使。著名著作有《神圣罗马帝国》(The Holy Roman Empire)、《美国政体》(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译者注

[10]见《美国政体》第二卷，第705页。

[11]夏伊洛战役(Battlle of Shiloh)是美国南北战争中一次重要战役。北方获胜。此次战役发生在一八六二年。——译者注

[12]《美国总统格兰特回忆录》(Memories of U.S.Grant)第一卷，第344页。

[13]见泰勒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第二卷，第3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