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文学问题的深度研究与分析

嘉庆以前，广西文学普遍欠发达，因此，对文学的研究也处于相对欠发达的时期，但是也涌现了诸如谢良琦等以作家著作，同时又精于理论的文学理论家。

谢良琦对于文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儒家色彩。对于诗歌的内容，始终坚持“发乎情，止乎礼义”，且有宜风教。他在《清远阁诗·序》中说：

近时，则妇人女子之诗亦满天下。夫诗文之传，固不惟男子妇人与身前后之异。然诗者，古人所以自道其性情者也，使妇人女子亦出其性情，以与天下相见，有求斯应，有唱斯和，宜乎？不宜乎？其于名何有焉？故余于江南得妇人诗，尽焚之，而独存清远阁一帙。盖清远阁之诗，其言系彝伦风教之大，其音得和平庄雅之常，且篇什不多，刻于身后，不近名，不表异，咏雪单词，所为啧啧千古者也。

可见，谢良琦是反对妇女写诗的，即使她们的作品“亦出其性情”，但因可能与人相见或唱和，有违风教，所以不妥。而《清远阁诗》之所以没有被他烧掉，是因为它“言系彝伦风教之大，其音得和平庄雅之常，且篇什不多，刻于身后，不近名，不表异，咏雪单词，所为啧啧千古者也”。对于散文，他认为，“文者，载道之言也”，认为从孔子直到欧阳修，都是“道之托于文以传”，^[10]欧阳修以后就不是这样了。

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谢良琦提出了“诗三亡”说。他在《沈康臣诗·序》中说：

《诗》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尽乎人物之事也。古者，天子五载巡狩，必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风者，所谓风俗也。其事错杂不胜书，则节取其义，而被之咏歌，以审观其贞淫奢俭之所，自以为一国之风在是焉，此诗之所由始也。其后明堂清庙，莫不有诗；燕享赠劳，受釐陈戒，莫不有诗；以及一时贤人君子忧时悯俗，莫不有诗；或野夫游女之言其情，忠臣孝子之自明其志，莫不有诗。则诗之正变，亦因以殊焉。然其人类皆有圣贤之才，而又能博观人物事为之得失，故其意义所归，皆不失其性情、礼义之正。于是圣人者出，取而删之，奉以为经，垂之学官，博士、弟子讲习焉。诗之源流固如是哉。《离骚》作而诗始一亡矣。夫《离骚》，非诗也，然而犹能存其意。乐府作而骚始一亡，诗且再亡矣。夫乐府，非骚也，并不得其诗之意，以为音节或近似焉。歌行古律作，而乐府一亡，骚亦再亡，诗又三亡矣。夫歌行古律，非骚也，非乐府也，然而犹是诗也。诗之所在，众人之所尚。而以为诗亡，此非读书闻道，其安能闻而信，信而不惑也乎？夫诗之降而骚，骚之降而乐府，乐府之降而歌行古律，势也。由歌行古律而反之乐府，由乐府而反之骚，由骚而反之《诗》，人也。故曰：至变之中，有其不变者存，岂虚语哉？^[11]

谢良琦将《诗经》时代的诗视为中国古代的源头，认为它是“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尽乎人物之事”的，到了《离骚》时，就改变了《诗经》时代诗歌的面貌，这是第一次“诗亡”。乐府兴起，它与《离骚》这样的骚体诗又有了很大区别，这又是一次“诗亡”。歌行古律的出现，又改变了乐府、骚体，成为诗歌史上的第三次“诗亡”。对于“诗三亡”的现象，谢良琦认为这是自然之势，大势所趋，如果硬要“由歌行古律而反之乐府，由乐府而反之骚，由骚而反之《诗》”，这就是人为的努力，而非自然发展的结果了。谢良琦的这一观点虽然不能算是独创，但也是符合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规律的，特别是他认为“诗之降而骚，骚之降而乐府，乐府之降而歌行古律，势也。由歌行古律而反之乐府，由乐府而反之骚，由骚而反之《诗》，人也”，更是从宏观的角度提示了中国古代诗歌发生、发展的大趋势，尤为精辟。

谢良琦的论文高度重视这个“势”字，这是他的诗文发展观中最重要的观念。他在《诗余自序》一文中说：“夫诗余者，诗之终事也。诗自《三百篇》一变而汉魏，再变而唐、而宋，至诗词流为歌曲，而诗遂亡。非诗余之能亡诗，势使然也。顾其体，始于唐，而盛于宋。《花间》《草堂》，今读之犹有风人之意，至于明，俚且率矣。近时作者数千人，大约刻意争胜，求之过高，则不惟诗亡，几并诗余而亡之。无他，浸失其意而好异者之过也。”强调自《诗经》而下，诗屡有变化，诗余最后也亡了诗，这是“势”之必然。这与他对诗歌发展的看法一致。

谢良琦强调“势”固然有理，但对于“势”后面的原因却没有详细阐述，因而留下了遗憾。但不管怎样，在清初就能提出“势”论这样的理论，已属不易。

乾隆时期的朱依真有《论词绝句》二十八首，论述了从五代至清一些主要词人词作以及某些朝代词作的总体创作，如李璟、苏轼、柳永、李清照、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贺裳、周密、元好问、陈维崧、厉鄂、谢良琦、朱若炳等。朱依真的这二十八首《论词绝句》，正如况周颐所说：“《论词绝句》二十八首，宋人于周清真，国朝于朱锡鬯，并有微词，不为盛名所慑，惟推许樊榭。”^[12]表现了朱依真独立的看法，但是囿于体裁的限制，往往也只是点到为止，许多观点并未展开。但从这二十八首绝句的形式上可以看出，朱依真是清代广西理论家中第一个以诗论词的人。同时，这二十八首诗中也论述到了清代广西的词人，如谢良琦、朱若炳、冷昭等，这也是难得的资料。

这一时期的谢赐履、李彬、陈宏谋等也曾论述过文学的一些问题，但毕竟数量太少，也缺乏深度，因而未有所成。

对一般文学问题论述的高峰期是在嘉庆以后，随着“岭西五家”“杉湖十子”的兴起，广西学者对于文学的论述达到了高潮，为广西文学研究写下了最为光辉的一面。

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当属郑献甫、朱琦、龙启瑞、况澄、苏时学等。

郑献甫反对专主一家，各立门户，主张兼收并蓄。他在《诗派》这首诗中写道：

三唐递列初盛晚，五岳并峙衡华嵩。宋初作者迄明末，门户大启诸房蜂。西昆绵密挥丝桐，西江瘦硬图古松。旁流支港及末派，大都吹此东南风。环肥燕瘦不相下，妒忌自斗双眉峰。空同忽撞万石钟，历下佐以千钧弓。豪健不类此辈语，大行少华横当冲。巍然更创西北调，鞭雷走电骑长虹。鸿沟既划汉楚定，蜗国未破蛮触攻。牧斋历朝斥北地，云松十家祧阮翁。孟阳仟仄初白率，以下为上由吴侬。幽椎钝甚汝锤利，暗哑避去愁交锋。分唐界宋各护短，党同伐异非求工。英雄独出混南北，此道当有隆准公。秦桑越葛不到处，天姿国色能为容。

他认为从宋至清的中国诗学史上，存在着严重的各立门户、各护其短、党同伐异、互相争斗的情况，这是非常错误的，真正的诗歌创作之道应当是不分彼此，取长补短，达到“混南北”的境界。他在《论诗十六绝句·其三》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兼有三长才识学，宋诗何必减唐诗。”《书小寄斋诗钞后即呈陈心香同年》也认为：“小儿论诗界唐宋，俗士学古迷商周。”这显然是有的放矢的，表现了郑献甫通达的思想。

郑献甫还主张诗歌有感而发和自然为诗，诗的内容是诗人的真情流露，因而提出了“真诗”的概念。他说：“诗心来天外，诗境呈眼前。诗意起事后，诗趣游物先。言皆有触发，音岂无故宣？讽诗变课诗，作者因失传。开卷学獭祭，闭户如蚕眠。鸦吟庭畔地，蛙梵井底天。烹句炼虚火，煮字浇枯泉。搜诗与描诗，呕出殊可怜。踏实即应俗，凿空即游仙。唐音宋派间，读罢心茫然。何怪三百日，已积三百篇。一笑驴背人，寻到何处边？”（《诗意》）认为诗歌创作不是凿空苦吟的结果，而是来源于生活，有感而发。他在《跋仙舫诗集后》中说：

愚以为后世自有真诗，不必拘某代，凡人各有真诗，不必问某家，凡未成室家，先立门户，未具体段，先借衣冠，后世讲学习气，非古人作诗宗旨也……至其镕铸既久，则操持有定，随所至之地，处所历之事，抒所感之怀，不胜郁积，而酌为发挥，此岂有某代某家在其意中者，惟其无某代某家在其意中也，故笔墨之间，清雄淡雅，自成气象。是殆所谓后世自有真诗，凡人各有真诗。

郑献甫所说的“真诗”，就是“其镕铸既久，则操持有定，随所至之地，处所历之事，抒所感之怀，不胜郁积，而酌为发挥”的作品，而不是“未成室家，先立门户，未具体段，先借衣冠”的仿古之作。正因为如此，即使对散文，甚至小说，他也是从这一角度来定立标准的。他在《论文一则示友人》中说：

文不能自己出，纵有奇论英思，如檀默斋、袁子才、曹寅谷，亦止是经史剽窃来，而非从心上体认来，故令人喜而不能令人敬。夫时文虽小道，而性情学养，俱即此可征。我评方望溪文云：非有得之言，即有为之言。此两语可为大文章小序。外有感，内有愤，此有为之言也。多读书，精穷理，此有得之言也。然先求有得，乃能有为，如蒲松龄之《聊斋志》，毛大可之《论语稽求篇》，算不得有得也。

认为文须从己出，从心上体认而来，发有得之言，才是文章正途，有为之作只是基础，不是最终的结果。由此可见郑献甫的看法。

郑献甫主张“真诗”，反对门户之见，对文学的发展也有独到的看法，无论观点还是方法均有重要价值。

朱琦虽然没有以诗话或其他形式的专著来阐发自己的诗学思想，但是，他可以说是“杉湖十子”中就诗歌理论发言最多，也相对较为系统的一个大家。(www.xing528.com)

首先，朱琦认为，文学创作必须依其性情，反对雕饰，贵在自然平淡。他在《论诗五绝句·其一》中说：“希圣何人更起衰，身尊稷契道宁卑。时看李杜光芒在，不用雕镌出小诗。”在此作者依然主张诗歌创作以尊贤重道为己任，但他认为学习古人也好，重视道德也罢，都应该向李杜那样，“不用雕镌”，诗句从肺腑所出，发自真情，语出天性，而不是无病呻吟，堆砌华丽辞藻或咬文嚼字，为赋新词强说愁。“韩生书马真如马，永叔学韩不袭韩。面目各存神理得，惊人犹易惬心难。”（《论诗五绝句·其三》）朱琦强调不仅要学习前人，而且应该像欧阳修学习韩愈诗那样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具有自己的特色和真面目。他在《李竹朋诗序》中说：

余笑曰：“然人所禀有刚，有柔者，天生也。其资乎学以救偏而增美者，人也。人事极则天机自与之相应，其不相应者，必毗于刚与柔即美矣，而非其美之至。且吾闻性情者本也，文字末也。古人为诗文多自道性情而不从徒以为文字，虽在千百世上，而吾读其书苦接阶席而与之语，故曰其为人伉直者，词劲以达；为人和雅者，词温以平；为人沉深者，词郁以厚；推类而言，词虽百变，虽技之小者，各肖其人以出。惟天与人一，艺与道合，而不后毗于所偏，而为美之至。”

朱琦将人的性情大体上分为刚、柔两种，并且强调这是天生禀性。而后天的读书学习只能起到增强天性的作用，如果能不断加强学习和丰富人生阅历，则天性的刚柔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即使读书和人生阅历不足，性情的刚柔也会呈现出自然之美，而不是因为读书和阅历促成这种刚柔之美。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琦高度认同“性情者本也，文字末也”的诗文创作观。他进一步认为“古人为诗文多自道性情而不从徒以为文字，虽在千百世上，而吾读其书苦接阶席而与之语”，这是说古人是为情造文，因此，千百年后，我们读其文字也如同“接阶席而与之语”，实际上就是说时代有古今之别，而其心如一，性情无非喜怒哀乐。

其次，朱琦认为文学创作要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反对画地为牢。他在《论诗五绝句》中特别强调自己的诗歌创作崇尚与对待不同时代诗歌的态度是“愈少可珍思汉魏，虽多奚补远风骚。我知圣处真难到，虚掷黄金亦太劳”（其四）；“古人难到嫌才弱，陵跨前贤气太粗。用法须窥法外意，汉唐一脉本同符”（其二）；“汉庭老吏当参取，宋史遗编肯博收。既说苏黄诗已尽，如何沧海又横流”（其五）。这三处分别阐明了自己对汉魏诗风的崇尚，对汉唐一脉相承、并无高下之别的论断以及不同时代各有人才领风骚的诗歌发展史观。他在《答友人论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同时也表述得更为具体：

平生宗法有数子，李杜韩白苏黄元。此外诸家间参取，渔洋老笔亲排编。五字七字各正变，割置连璧无乃偏。归愚别裁见自别，北平河间稍便便。贬斥何李亦太过，不如惜抱持论平。后生晚出悦袁赵，狂流东下奔百川。竞摘茗翠媚俗眼，难追汗漫遗义鞭。

他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在诗歌创作上学习的前人名单，那就是“李杜韩白苏黄元”，也就是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黄庭坚、元稹。除此之外，兼学其他名家的优点长处。他的诗学渊源具体来说是“远当追甫白，近亦逼苏黄。乐府新诗格，寿星旧草堂”（《春星阁小聚数日，留诗志别》）。接着，他也更为具体地批评了本朝诗人钱谦益等人对明代前七子何景明、李梦阳的批判过于激烈，而认为姚鼐的评价更为公允。再后指出当时诗坛对袁枚、赵翼的追捧，以至于过于媚俗，流于浮夸，沦为笑柄。

最后，提倡真情实感，反对无病呻吟。他在《藤华馆诗序》中说：

古之所谓不朽者，立言其一也。韩退之谓人声之精者为言，其发于诗又言之精者。故曰歌有思、哭有怀，盖不得已而言，故言出而天下传信之，其宣之于口与被之于声而为诗无以异也。今之人不知宣于口、被于声者之有不得已也，辄谓诗不必作。即作矣，取世之风云月露摹绘之，以悦俗耳而已，非诗之本也。

他首先肯定了韩愈“人声之精者为言，其发于诗又言之精者”的诗论，然后进一步指出“歌有思、哭有怀，盖不得已而言”，也就是诗歌创作皆有感而发，无论是通过吟咏还是弹唱的形式并不重要，因为其内在抒情本质都是一致的，那是“不得已”之言。所谓“不得已”，就是在强烈的情感冲动下无法抑制的状态。诗歌就应当是这种“不得已”状态的结果。但时下很多人不懂得作诗是发自内心，出于真情抒发的需要，认为写诗可有可无。即使勉强为之，也多是不脱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的主题，舍本逐末，俗不可耐。朱琦对当时风行的庸俗诗风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由上可见，朱琦的文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表达了他对文学的各种看法，其中不乏新颖别致的见解。

龙启瑞与朱琦对文学的研究和看法有相似之处。首先，他认为文学应当求真，是真性情的表现。他说：“文章虽末艺，贵与性情俱。真性苟一漓，千言亦为虚。君看杨子云，识字论五车。失节事新莽，千古为欷歔。试观刘越石，文艺颇粗疏。歌诗只数阙，浩气凌八区。春华岂不贵，秋实诚相须。被服苟不完，焉用双琼琚。骨格苟不称，焉用曳绣裾。寄言摛华士，根柢当何如？”（《古诗》五首之二）在龙启瑞眼里，文章与功名相比，仍然属于雕虫小技，但其最可贵的品质或说核心价值体现在诗歌是否表现了作者的真性情。从其所举的实例杨子云和刘越石来看，龙氏的真性情不仅包含了道德和节操的内涵，同时对辞藻华丽而缺乏根柢内容空洞的诗作予以坚决抵制。他把诗歌的语言比作衣服，而内涵比作骨骼，指出骨骼本身发育不良，长歪了，即使穿上华丽的外袍也难遮其丑。在《贾浪仙祭诗图为王少鹤同年题》中他又指出：“古人有真诗，字字见心血。着纸成丹砂，精气不可灭。”“古人有真诗”，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字字见心血”。而这些可以看见作者心血的文字写在纸上就像方士炼丹的丹砂一样，蒸腾散发着生命的元气，恒久不灭。在《题汪仲穆同年藕渔诗抄》中他再次提到真性情和古人：“才名三十载，今见古诗人。匠物虽云巧，传心定是真。”他认为诗友汪仲穆的诗中有古诗人的身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心定是真”，也就是汪诗像古诗人一样，写出了真性情和真功夫。

其次，肯定宋诗，反对门户之争。龙启瑞创作提到的古人多以唐代诗人为模范，而他又不像明代前后七子或者清代“尊唐”“尊宋”作者那样非此即彼，将唐诗宋诗推到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地步，他既尊唐，也爱宋，表现出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通达态度。对于宋代诗人，他最为推崇的是“苏黄”。他的《六月十二日黄鲁直生日也蕙西见约不赴既以诗见示聊复和之》写道：

君今做诗好生涩，如举双砧压蔗汁。瓣香私祝知有在，分宁法嗣兹其嫡。鲰生近复学老坡，波澜莫二江与河。要挽横流镇沧海，肯与俗手分谤诃。当年滑稽老苏子，诗成亦效山谷体。君今学黄得大都，我才办与苏做奴。渊源自与凡子异，莫倚门户论粗精。

他带着欣赏的眼光评价了友人蕙西的诗歌风格：“君今做诗好生涩，如举双砧压蔗汁”，这显然是“君今学黄得大都”的结果。龙启瑞又坦言自己：“鲰生近复学老坡，波澜莫二江与河”，他认为自己学老坡学得也不错，诗歌写得波澜壮阔，颇有江河气势。显然他和诗友蕙西分别学到了苏东坡、黄庭坚的真谛，但谁技高一筹呢？他没有直接比较，而是提到“当年滑稽老苏子，诗成亦效山谷体”，就是说苏东坡当年也写过仿效黄庭坚诗风的专属——“山谷体”，而黄庭坚又是苏门弟子，不言而喻，苏、黄风格迥然有异，各有千秋，可以相互学习而不必有高下之分。“渊源自与凡子异，莫倚门户论粗精”，最末两句道出自己对于诗派之争的态度：写诗只要取法乎上，不要和凡夫俗子那样只注重辞藻华丽，甚至剽窃古人，就可以“莫倚门户论粗精”。不仅苏、黄诗歌难有高下粗精之分，推及不同诗歌流派，此论同样适用。

龙启瑞与朱琦生活的时代大致相同，二人交往甚密，因而论文颇有相似之处。

从文学研究著作的丰富性来说，况澄在这一时期的著作是最多的，在现存的《况氏丛书》中，有《杂体诗钞》这样的大型资料性的作品总集，也有多种诗学资料、理论研究著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诗话》《古今诗人名录》《梅卿杂记》《对法随抄》这几部诗话著作。现存的古代广西诗话著作不超过10部，仅况澄一人就达四部之多，可见况澄用力之勤。

在况澄的四部诗话著作中，以资料辑录为主的有三部，即《诗话》《古今诗人名录》《对法随抄》。这三部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的有关资料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辑录，为我们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和启示。《诗话》的主要内容是从古代诗话、词话、笔记中集录诗人别名、外号，如杜赤壁、苏绣鞋、红杏尚书、王黄叶、崔黄叶等；摘录古诗中有天干地支的对句，如陆游“盗息无排甲，兵消不取丁”“硕果畦丁献，芳醪稚子斟”，皮日休“共守庚申夜，同看乙巳占”，梅尧臣“妖逢庚子日，梦异武丁时”等；用具体诗句指出白居易好用“惆怅”、杜甫爱用“看君”二字的现象。《古今诗人名录》是况澄从各种资料中抄录的从汉代至清代的古代诗人名单。《对法随抄》专论对仗，其中大部分材料是从古代诗话和笔记中抄出的，书名“随抄”二字实是况澄夫子自道，但也并非全抄古人，其中也间有况澄自己的观点和材料。《梅卿杂记》记载了一些独一无二的诗学资料，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

况澄的四部诗话著作除了对某些相关的诗学资料做了系统的辑录整理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较全面而充分地表达了况澄的诗学思想，表现了况澄精辟的诗歌艺术见解。这以《梅卿杂记》最为突出。《梅卿杂记》是况澄四部诗学著作中理论色彩最浓厚的一部著作。此书内容共五十余条，多是况澄自己的诗学见解、有关诗歌创作的见闻和对古代诗话著作中某些观点或事件的辨析与评论，其中最多的是评论诗人、诗句得失，这也是《梅卿杂记》最精彩的内容，充分表现了况澄深厚的诗学素养。

况澄的四部诗话著作总体来看，以诗学资料的珍稀与系统的辑录整理见长，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自己的贡献，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这四部诗话著作以手稿本的方式保存，长期以来缺乏研究，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除此之外，况澄还有《诗文题解》《古词选钞》《绝句稿》《宋七绝诗选录》等，这些著作或选或论，均表现了况澄对文学研究的强烈兴趣和他对文学的看法。

咸丰以后，在光绪至民国前期，以王鹏运、况周颐为代表的词籍整理与词学研究成为一代显学，将广西的文学研究推向了另一个高峰，但因研究者与研究成果已众，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