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涪州知州述论：白鹤梁题刻研究

有关历代涪州知州的情况，传统史书多缺漏，现存清人所修涪州方志更多漏载。然遍观白鹤梁题刻，即可粗线条勾勒出涪州宋元以来职官转任概况，特别是作为主政一方的涪州知州^[1]迁转活动。题刻所载虽仍存缺漏，但大体上接续清晰，为相关学术考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利用白鹤梁题刻资料贯通考察涪州知州的成果尚不多见，仅有王晓晖《南宋涪州知州考略》《北宋涪州知州考略》，曾超、张正武《西南地区白鹤梁题刻唐宋涪州牧考述》对宋代知州情况有所研究，且王氏二文落脚点仅在宋代知州的执掌与权责之上，而曾氏之文则只是对题刻中所见知州生平情况的梳理，并未在议题上作进一步申发。另外，以上成果虽名为对涪州知州的考察，但在人物统计上仍存脱漏，比如在所统计知州中，间有混入涪州通判、涪陵县令等职官信息。有些题刻中未明言为知州者，本可据传世文献予以考证查实，惜未加留意，漏而不载。因此，笔者以为对这一论题实有进一步研究之必要。当然，为能从长时段历史脉络中梳理出涪州知州的某些共性特点与时代变化，笔者将研究的视角略行周延，对唐宋以来题刻所镌知州尽数囊括，以期能有新的斩获。

（一）题刻所见历代涪州知州再统计

此前论述中已经提到，对于涪州知州的统计，前人已有成果问世，虽说均集中于赵宋一朝，但因对于白鹤梁题刻本身而言，宋人题刻占绝大多数，因此，即或笔者统计加入元、明、清三朝，仍不能否认，前人所作研究对本次统计的启迪与借鉴意义。故也可以说，此次统计，更多是在完善、修正过往统计结果的基础上再加补充，基于此，才有必要以“再统计”名之。

目前，白鹤梁题刻中镌成最早的是镌于开宝四年的《申状题记》，该题刻中所说的唐代题刻今均已无存。然据此仍可推断，唐代题名人中，有广德元年涪州刺史郑令珪。故郑令珪可算作是最早在白鹤梁题刻的涪州地方官。自郑令珪之后，题刻史料中再未见唐人身影。惟北宋以来，涪州一地从政官员题名者渐多，且其中不乏州牧之名。比如，《朱昂题诗记》载，“涪州江心有巨石，隐于深渊，石旁刻二鱼。古记云：鱼出，岁必大丰。端拱元年十二月十有四日，昂自瞿塘回，遵途于此，知郡琅琊王公□云：‘石鱼再出水，岁复稔。’昂往而观之，果如所说，因歌圣德，辄成一章。朝请大夫、行尚书库部员外郎、峡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柱国朱昂上。欲识丰年兆，扬鬐势渐浮。只应同在藻，无复畏吞钩。去水非居辙，为祥胜跃舟。须知明圣代，涵泳杳难俦”。据此，知端拱元年（988）前后，有涪州知州名“王□”者，曾与朱昂共论石鱼出水事。又比如《武陶等题名》全刻云：“游石鱼题名记。尚书虞曹外郎、知郡事武陶熙古，涪忠州巡检、殿直侍其瓘纯甫，郡从事傅颜希圣。嘉祐二年正月八日谨识。”从中可知，嘉祐二年涪州知州为名武陶，字熙古者。为便于后文分析涪州知州情况，今仅据白鹤梁题刻所见，将唐宋以来涪州知州姓氏、任官时间等情况分别统计，并列表如下。

表一　白鹤梁题刻所见历代涪州知州统计表

耙梳现有史料，上述诸人事迹虽不能详考，但其中一些人的生卒、行年、籍贯、履历等仍可据以窥测。前章已有考证，为便于分疏，今并列于下：

郑令珪，原文题刻仅已不存，其名少见于史籍，今无考。

王公□，其名已磨泐，今据《宋史》《宋会要辑稿》《长编》等文献，端拱元年（988）前后任职涪州的王姓官员未见有载。另据龚延明、祖慧等编纂《宋登科记考》及其他科举文献所列，太祖、太宗朝登第者中，王姓者仅有二人，且均未载有涪州历官之事，虑及宋初出于治蜀的需要，蜀地官员多以行伍出身，故此王公□恐非科举登第者。

武陶，字熙古。《宋史》无传，事迹不详。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有《条列文武官材能札子》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并州通判、秘书丞张日用，通晓民事；岚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洁，勤于吏事；宁化军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干；屯田员外郎、麟州通判孙预，清勤；保德军通判、赞善大夫吴中，廉干”。此文撰于庆历四年（1044），时欧阳修为河东转运使，“奉敕差往河东体量得一路官吏才能”。^[2]文中所言武陶当时为宁化军通判。而题刻镌于嘉祐二年（1057），二者相距13年。13年间武陶由宁化军通判转官知涪州，于理可通，题刻所言武陶与欧阳修文中所述者当为一人。

颜亚之，事迹无考。有学者将“驾部员外郎姜齐颜亚之”释为“姓姜，名齐颜，字亚之。生卒、郡望不详”。^[3]亦有人释作“姜齐颜”^[4]，并云熙宁七年（1074）在任。上述见解似有不妥，姜齐当为其籍贯，颜为其姓，亚之为其字。

邹霖，字仲说，北宋著名学者邹浩祖父，天禧三年（1019）进士，由浙江钱塘迁居常州，历任筠州推官、尚书都官、涪州、鼎州知州，至和元年（1054）卒。

郑顗，字愿叟。《苏魏公集》有敕文《屯田员外郎郑顗可都官员外郎、太常博士陈纮可屯田员外郎、秘书丞彭慥可太常博士》。郑顗子知白、知刚、知常、知荣四人，仅知刚稍有史料可附会。据《（淳熙）三山志》载，建炎二年（1128）戊申特奏名进士，“郑知刚，字季和，永福（治今广西桂林一带）人，终太府寺丞，知严州”。^[5]

杨嘉言，字令绪。《（弘治）八闽通志》言其任漳州知州事。^[6]《大明一统志》载处州府烟雨楼，“在府治，宋崇宁间杨嘉言建，范成大书额”。^[7]又，《读史方舆纪要》言处州旧城，“宋崇宁三年杨嘉言为守，削直之”^[8]。据此知，其又曾任处州知州。

姚珏，《（乾隆）福州府志》云，乡贤祠有宋训导姚珏即此人。

杨元永，字刚中，北宋崇宁间涪州知州。另据《山左金石志》，费县有“右通直郎、知沂州费县事杨元永立石”。^[9]又，《齐乘》载：“元祐六年，杨元永为邑建新庙（颜鲁公祠）。”^[10]据此，杨元永或曾为知费县事，即费县知县。

庞恭孙，据《万姓统谱》载：“庞恭孙，字德孺，武城（治今山东武城县）人。徽宗时补施州通判，部蛮向文彊叛，恭孙说降而斩之，领州事王蘧上功进三秩，仕至徽猷阁学士。”^[11]

司马机，字才孺，生平事迹无考。

王拱，字应辰。《（雍正）四川通志》言为大昌（治今重庆巫山县）人，光宗绍熙进士，曾官摄涪陵郡事。另有《宋十朝纲要》载，宋高宗绍兴六年（1136），韩世忠遣统领韩彦臣率兵破伪齐，曾擒伪淮阳知军王拱。^[12]

王择仁，字智甫，平阳（治今山西临汾）人。建炎二年（1128）为经制司僚属，抗金复永兴军。绍兴二年（1132）为涪州守，择仁亦曾知襄阳府。《宋史》无传，其事主要见载于《宋史》卷二五及卷二六《高宗本纪》。

贾思诚，《宋史》无传，据题刻所镌，字彦孚，澶渊（治今河南濮阳）人。北宋末登进士第，曾历朝请郎、荆湖北路提举茶盐公事、左朝散郎、知临江军，湖北提举茶盐公事，夔峡（州）路转运判官，都大主管川陕茶马监牧公事、知涪州军州事等官职。绍兴十七年（1147）前后卒。

何宪，一说字子应（详见前文），长安（治今陕西西安）人。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知涪州军州事。《八琼室金石补正》作者认为，其与南宋著名词人王十朋交往颇多。

赵彦球，宋宗室子。据《宋史·宗室世系表》载，名彦球者有六人，一为公回子，魏王廷美子德恭六世孙。一为公亮子，一为公卺子，一为公尤子，皆廷美子德彝六世孙。一为公立子，一为公倚子，皆廷美子德雍六世孙。独不知此题刻所谓赵彦球是否即此中一人。

卢棠，事迹无考。

冯和叔，字季成，剑浦（治今福建南平）人。《（景定）建康志》载：“冯和叔，右承事郎，绍兴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到任（上元县令），至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任满。”^[13]

朱永裔，字季成，阆州阆中县新安里（治今四川阆中）人，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景定）建康志》载：“冯和叔，右承事郎，绍兴二十年二月初七日到任（上元县令），至二十三年五月初四日任满。”^[14]

夏敏，字彦博，事迹无考。

李瑀，字公玉，事迹无考。(www.xing528.com)

张霁，《长编》载有右补阙、知江州张霁。^[15]

邓刚，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据《（嘉靖）贛州府志》所载，有邓刚于宝庆二年（1226）权会昌县知县事。^[16]此书所载之人，与题刻所见者时间相近，且题刻中邓刚即江西庐陵人，故二人即或是同一人。

赵汝廪，绍兴元年（1131）进士，《（雍正）四川通志》云，其“知涪州，歉岁则贷公庾，丰年则贮义仓，劝农兴学，民立生祠于学宫，以配程、黄、尹、谯四贤”。^[17]另据《字溪集》，“宝祐元年癸丑，公（字溪先生）年六十七，与税巽父论启蒙小传，与湖北漕袁君鼎东论进学，与绍庆守赵公汝廪论《易》，赵守延公讲学，公辞”。^[18]可见，赵汝廪曾先后任涪州知州及绍庆府知府，且长于论《易》。又，同书载《贽赵广安》一诗，下夹行小注“汝廪，字景贤”。^[19]此外，从《赵使君汝廪刊〈易学启蒙〉于涪属予为跋》^[20]一文可知，在涪州任上，赵汝廪还曾刊刻《易学启蒙》一书。阳枋曾撰《祭赵景贤使君文》，赞其云：“公资禀高明，才华卓出，好语开口，妙句落笔，贯百家，而剖析饱信史，而涉历。”^[21]

刘叔子，字君举，长宁（治今四川长宁县）人，时为涪州知州。据《宋诗纪事补遗》所考，其于“宝祐二年知重庆府”。^[22]又，《后村集》载其曾为将作监丞^[23]，及太府寺丞^[24]。

咬寻进义，事迹不详。

宣候爰，事迹不详。

张八歹，事迹不详。

刘冲霄，举人，据《（雍正）河南通志》卷三十二载，“刘冲霄，四川内江人，举人”，曾历官松溪知县、南阳府同知、奉讯大夫、知涪州等。^[25]

雷榖，进士，古邕（治今广西南宁）人，字运通。《（隆庆）岳州府志》有洪武庚午年（洪武二十三年，1390），有岳州知州雷榖。

□公，其姓名已磨泐不存，事迹无考。

袁宗夔，湖北石首人，成化癸卯年（成化十九年，1483）举人。据李东阳《明故江西布政司左参政赵君孟希墓志铭》所载，字子袠，曾官□□府同知，为江西布政司左参政赵孟希之婿。^[26]

黄寿，明弘治二年（1489）进士。《（同治）重修涪州志》云：“正德间州牧，朝暮焚香危坐，凡百念虑动，处事皆符应世，因号为神官。”^[27]又，《（康熙）江西通志》，“黄寿，南城人，顺天中，式知州”。^[28]后题谓其“名寿，字纯仁，号松崖，江右南城人”。

萧星拱，康熙间进士，据《（雍正）四川通志》载：“涪州治，康熙六年知州朱麟建，二十二年知州萧星拱复修。”^[29]据此推知，其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前后任涪州知州。又，同书载，其本江西吏员，涪州之任前为忠州知州。康熙三十年（1691）调任重庆府知府。^[30]

董维祺，辽宁鞍山人，据《（雍正）四川通志》，“董维祺，镶白旗监生，康熙四十三年（涪州知州）。”^[31]又，同书载其事迹，“涪州儒学，在州南，明宣德景泰间建，万历中守宪陈大道增修，广置学田，明末圯。国朝康熙四十六年，知州董维祺重建”。^[32]另外，该志《黄志焕传》，“黄志焕，涪州人，事父母以孝称。康熙已丑夏，五城中失火，延烧民居，父适病卒，志焕先扶母置他所，复冒烈焰入父尸以出，州牧董维祺目击之，额其门”。^[33]

罗克昌，据《（乾隆）江南通志》，罗克昌，雍正七年（1729）己酉科进士。^[34]高邮人，曾官荣城知县。

张师范，江苏阳湖（治今江苏武进县）人。《（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载，嘉庆中，“留川候补知县张师范加恩以知州升用，先换顶戴”。^[35]《伊江笔录》载：“四川涪州牧张师范缺分应得外，丝毫不滥取，勤听讼，严缉匪，附近州县户民往往迁涪居住，张佐杂岀身，用人何可拘资格。”^[36]

濮世濂，江苏溧水县人，《碑传集补》载《钦加三品衔河南升用道南阳府知府濮公行状》一文，云濮文升“父琅圃公（濮世濂），以进士官四川涪州牧，循声卓著”。^[37]

濮文升，江苏溧水县人，字号不详，同治时曾为涪州知州。据《（同治朝）东华续录》载，其曾于涪州知州任上，赴黔江会同覆行相验法国教士遇害案。^[38]

（二）历代涪州知州情况的初步比较

从上表统计可见，白鹤梁题刻中共有历代知州39人，其中唐代1人、北宋10人、南宋14人、元代3人、明代5人、清代6人。这一数量的变化正与现存题刻多集中于宋代的现实情况是一致的。

题刻所镌官称各异，计有知郡、知郡事、太守、权知涪州、摄郡事、知军州事、同知涪州事、假守、监郡、涪守、州守、涪刺史、涪州刺史等十余种，这其中有些是临时的差遣名称，比如同知涪州事、权知涪州、知涪州军州事等，这些差遣名称多见于宋代题刻。宋制，见任官有官、职、差遣之别。官指寄禄官，用以确定官位奉禄的官称；职为一种加官，即馆职与贴职；差遣为官员所任实职，即如上所谓同知涪州事、权知涪州之类。宋代推行差遣制度，一则可以防止元老重臣，操持权柄，侵夺军权。二则可以把财、政、军大权不因官品、资历限制，授给皇帝所信赖的人，以巩固中央集权，杜绝地方割据。但此法实施后，弊端亦日渐显现，那就是制度的长期推行，使官僚队伍不断扩大，官员不断增多。推行官、职、差遣分授制度，三省六部和九寺五监等机构因不能适应新制度的需要，而逐渐变为赋闲之所。而新的掌握实权的差遣机构又在不断增加，从而使官僚机构形成了庞杂臃肿、叠床架屋的特征。另外，推行这种制度，使官、职、差遣名称相混，官僚制度显得相当紊乱、复杂。故从北宋后期以后，有关官、职、差遣三者合一的改革尝试又开始不断推行，但改革并不彻底，南宋以后仍有差遣存在。及至宋亡后，元明清三朝在官制改革上，虽有承袭宋制的成份，但无不对差遣制度进行革除，偶或有存续者，亦非常制。因此从题刻所见官名来看，自元以后，涪州知州官称即少有言差遣之名者，而多称之为知州，或以别称名之。比如涪守、涪陵守、涪州太守、涪州牧、涪刺史、涪州刺史，等等。需知，以知州称太守、州牧、刺史，由来已久。史载，刺史之名见于西汉武帝年间，时分天下为13部（州），部置刺史，以六条察问郡县，本为监察官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 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初，又改归旧制，不久复称为州牧。东汉初又称刺史。灵帝时，为镇压农民起义，再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自三国至南北朝，各州亦多置刺史，一般以都督兼任，并加将军之号，权力很大。其不加将军的，称为“单车刺史”。隋初撤销郡，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外，余均称刺史。此后州刺史实际上等于从前的郡太守，职权渐轻。宋制以朝臣充知州，虽仍有刺史之称，仅为虚衔，并不赴任，已习惯上与州牧、太守等一道用作知州的别称。故白鹤梁题刻所见诸官称、别称，正反映出这种问题的复杂性与特殊性，以及传统官制流变的某些表象因素。

另外，结合传世文献所记，题刻中所镌诸知州中，明确有科举经历者有18人，占到总人数的46%，其中北宋2人、南宋6人、明代4人、清代6人。需要指出的是，就以上统计来看，明清两代涪州知州中科举出身者虽加起来不过10人，看似与宋代8位登科者差别不大，实际上如从绝对比值来看，明清知州题名者也仅10人，换个角度考量，明清两代涪州知州中，以科举登第者充任的比例应该远大于赵宋一朝。至于元代，因史料尤为缺乏，科举登第情况无从考证，且元代百年间开科取士甚少，地方官多以吏员出职、荫叙与宿卫入仕、纳粟补官等形式入选，故今略而不征。总之，上述统计足以说明，科举登第者中，明清知州占到绝大多数，之所以有此类现象，固然是有所据史料多寡的因素在内，但还有重要的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自宋以后，随着蜀地开发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以涪州为代表的川东一带文化的发展，过去单纯以武人或土官来统治当地的治理架构已经完全破局。代之以科举出身的流官逐渐占据地方政治的主流。对于这一现象，不光在涪州一地出现，在蜀地其他一些相对较为偏远的州郡也有较为明显的反映。比如在与涪州一地之隔的黔州（绍庆府），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市彭水县一带，据笔者统计，赵宋一朝行伍出身知州就占到总人数的78.4%，可以说武职知州居于绝对的主流。比如，仁宗天圣时期知黔州的邓雅，据《（光绪）湖南通志》载，其字彥正，平江（治今湖南岳阳）人，“身长八尺，博览史传，尤精《孙吴兵法》。张镇蜀，辟与俱往。王均反，（邓）雅分兵攻取，所向辄克，授供奉官，累迁知黔州。黔南蛮反，招降二千八百户，移知全州，官至御史中丞，封安定郡侯，年九十卒赠太子太保”。^[39]又如苗授，史书记载其初以恩荫，累迁供备库副使。后随名将王韶取镇、洮等州，克珂诺城（治今甘肃广河县），尽取河湟之地。败鬼章有功，知河州。破羌人于露骨山（甘肃定西市境内），俘大酋长冷鸡朴，羌族十万多帐归附，威震洮西。拜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徙知熙州，后又因功徙黔州。黔州任上，他剿抚蛮夷，恩威并施，颇受神宗赏识，随即因功出知忠州。元祐三年（1088），其迁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知潞州，并卒于任。此外，诸如北宋时期的王良、杜该、卢政、曹谱等人，南宋时期的黄旦、王宗道、刘光弼、成镛、高师颜、赵翰、黄登等也均以行伍出身。明确因科举入仕出知黔州（绍庆府）者，只有蒋介、李仲熊二人。而至明清时期，随着原绍庆府（黔州）被废并入重庆府，这一地区几乎不见有武将知县或知府出现。反观涪州，白鹤梁题刻所镌知州中，除去有科举经历者8人，其余诸人是否定为武将出身，现有史料虽无从定论，但是从黔州一地情况来看，涪州情况当与黔州差别不大。

若考究表中人物籍贯还可发现，可查者共24人，其中北宋5人、南宋9人、明代4人、清代6人。籍贯在蜀地者，北宋一朝未见，南宋3人，明代1人，清代亦未见。从两宋数据来看，或可印证一个事实，那就是宋廷平蜀虽甚易，但西蜀长期未获安定，兵叛民反不息，直至太宗、真宗之际，犹是“起甲午距庚子，七年三乱，狂夫一呼，群应如响”，且蜀地虽不乏饱学之士，然向学求仕之风不浓。故为求治蜀，宋廷一方面选用武将知州统御各地，另一方面也注意选拔一些外籍官员入蜀临民，当然，选用外籍官员入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对本地士人并无信任感可言，总之，北宋中期之前，朝廷防蜀患蜀之心甚重。及至仁宗之后，随着蜀地统治日久，特别是诸如张、马知节、田况、张方平等官员入蜀后，对蜀地文教的扶持，蜀学日新，抵抗之心日渐消弭，以及朝廷对蜀士的有意拔擢，加之蜀虽号称富庶，但仍为“阻远险恶”之地，“中州之人多不愿仕其地”，以上因素终于使得利用蜀人治蜀的条件日渐成熟。大约从北宋后期开始，“蜀人得乡郡”者日渐增多，及至南宋以后，随着统治区域的缩小以及渐次南移，巴蜀地区更关乎国运兴衰，“自嘉定以来，蜀之宣抚、安抚、制置三司皆得荐士”。而据学者研究，此时所荐士，以“川籍士大夫为主”，特别是“四川类省试所出名列前茅者被举荐前多在四川为州县官或府州学教授之类”。^[40]因此，白鹤梁题刻所见宋时诸知州能有籍贯可查者虽仅寥寥数人，且遗漏尚多，但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所存“样本”仍足能反映从北宋开始的这一变化趋势。而如将考察的视角进一步延伸，自宋至明及至清代，蜀籍涪州知州大体呈现出一种抛物发展的过程。为什么在明清时期蜀籍士人治蜀者会急剧减少呢？笔者以为这主要是由于明清以后，随着大一统国家的重新建立，以及历经元世政治区划的变动与调整，巴蜀地区再无分裂割据之虞，且此时国家选官用人的制度更趋规范，比如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代法律略有放宽，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但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这种避籍的好处在于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因过多的社会关系，形成徇私舞弊的人情网。上述政策造成蜀人若无特殊情况，几无再在蜀地为官的可能，故蜀籍涪州知州的数量急剧减少。

（三）余论

以上，本书以较大篇幅分别分析了自唐以来，特别是宋、明、清三朝涪州知州的官称、入仕途径、籍贯等问题，但对于任职年限，年龄等因素则因相关佐证材料缺乏而无从作群体性考证。惟据现存史料，题刻所见诸知州评价尚属正面。需知涪州作为中央王朝的西南边陲，以山地、丘陵等地形组成，气候炎热潮湿，原始森林、植被密布。适合发展农业、渔业、林业。当地土人“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武。锐气善舞，冠婚相袭，尚鬼信巫，风俗朴野，服食简陋”。^[41]自秦以来，统治者都秉承“合辑诸蛮”的方针，以安静绥抚为主。入宋以来，朝廷对涪州既有防范，又有倚仗，通过政策上的大力扶持和人事上的精心安排达到了治理目的。明清以后，蜀地既安，涪州境内丰庶，所历知州虽均流官，但于涪治却颇多佳声。自宋以来知州，如嘉祐间知州武陶，欧阳修言其“勤干”。另有约至和前知州邹霖，则以诗书传家，为人正直，与其孙邹浩一道享誉乡里，明代嘉靖二十三年（1544），明廷赐书“道乡世泽”以彰其事，其所居之地则至今仍沿昔时名号“十子街”。再如赵汝廪，史称呼其“资禀高明，才华卓出”。^[42]刘叔子“才业优而资历深”。^[43]罗克昌，为民请命，清廉自守。濮文升，重世谊，凡其父门生，不问贤否，虚心听受。除题刻所见知州外，文献记载知州另有如李贍、王玺、余光、吴调元、朱麟贞、杨应元、孟时芬、徐烺、何道升、王愿、王等31人，他们缉寇安民、修筑城池、劝课农桑、减轻赋税、兴学重教，为涪州的发展亦助力良多。当然，从群体类型来看，上述诸人有循良奉职、精明干练者；有文武兼备、清正廉洁者；但亦有贪墨残酷、昏庸无能者；急功近名、贪图权势者。可以说，这些特点既有涪州知州群体一般性的一面，又带有蜀地职官的特殊性因素。

总之，白鹤梁题刻所镌涪州知州因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政治情势，的确形成了某种群体态势，鲜明体现了唐宋以来巴蜀边地官员选任方面的一些特点。限于篇幅，本书所讨论的还仅限于涪州知州某几个方面的共性或个性特征。至于该群体之政治实迹、为政心态等则仍少有涉及。此外，知州之外，白鹤梁题刻所见涪州一地其他官员的出身及叙用情况如何？白鹤梁题刻所镌诸知州的政治归宿如何？诸知州与地方文人的关系怎样？以上问题，作为当前地域史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同样值得关注，冀望通过本书所论能引起诸同仁之兴趣，将这一区域研究议题逐一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