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定法-无体例-自成凡例，《史学史研究》

孔颖达疏《尚书·尧典》说：“《书》篇之名，因事而立，既无定例，随便为文。”这就更是详明地指出了《书》的篇目，是随所述之事而名之，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法则。为什么？这是因为《尚书》之教，并非纤悉委备，而是举其大纲，叙而述之，以示古代帝王经世之大略，以故典、谟、训、诰、誓、命之篇，唯意所命，并不拘泥于一定的题目，而写法也是多所变化而没一定的法则的。

正因为《尚书》是因事命篇，写法多变，活络而没一定的成法，从而卓越的史家司马迁撰《史记》，也就心领神悟，继承这种遗意，明权达变，体圆用神，著述列传而不拘守任何一定的成例。

且举七十列传之首的《伯夷列传》来说，便是不为传名所拘，作的是《伯夷传》，却又不是为伯夷作传，而是有感于世俗浇漓，以致激动发愤，而又不能不有所忌讳。以此议论多，叙事少，纵横变幻，一如排空游龙，使人捉摸不得。这就使得精研史意的名家章学诚不得不说：“太史公《伯夷传》，盖为七十列传篇作叙例。惜（许）由、（务）光让国无征，而伤伯夷、吴太伯之经夫子（孔子）论定，以明己之去取是非，奉夫子为折衷，篇末隐然以七十列传窃比夫子之表幽显微。传虽以伯夷名篇，而文兼七十篇之发凡起例。”（《章氏遗书·丙辰劄记》）这就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列传，是没一定的写法，师承《尚书》之无体例，沿袭孔子表幽显微的意旨，而自成一套凡例。这种说法，自是探穷幽隐，推极本原，而深中肯綮的。

再就《孟子荀卿列传》来说，先之以受业子思门人，而阐述孔子之意的孟子；继之以闳大不经，而又能归到仁义节俭的阴阳家邹衍；再继之以学黄老之术的慎到、田骈、接子、环渊；最后才归到最受尊敬的儒家荀子。一篇传文，竟写得如此汪洋恣纵，交错缤纷，真是体圆而用神，牢笼天地了！至于《龟策列传》，并没叙述哪一个卜策者的事迹，而只说是自古帝王何尝不重视龟卜、蓍筮，则是本于《尚书》因事命篇之意旨，更是明白显然不待说了。(www.xing528.com)

如其有人说，《龟策列传》诚然是因事命篇，效法孔子的删订《尚书》而来的，但纵横变化、错杂多端的《伯夷传》《孟荀传》，也都是折衷孔子而得《尚书》的意旨，那就令人疑莫能明了。然而我们认为，意会神悟，在乎其人；“运用之妙，存于一心”。诸凡广大宏博、精微奥妙的旨趣，都非语言笔墨所能传授，要在学者心神领悟，善于抉择去取，则“妙思所集，宜如其实；犹或增之”（《论衡·艺增》），哪有什么一定的法则呢？不见草圣张旭，就曾从他切身体验中，尝言“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李肇《国史补》），“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杜少陵集》卷二十《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行·序》）的妙绝古今的故事吗？因他焦神费思，揣摩比合，也就体悟到了作字伸缩变异的神妙，从而成竹在胸，挥运在手，书法愈出愈奇，终于入了圣境。举一反三，由此及彼，学书学史，唯在妙悟，马迁、张旭识趣奇高，而又锲而不舍，也都一如禅师住心于一境，冥想妙理，终于入了悟门，其史法、书法的蕴蓄宏富，笔力豪放的由来，也都难于为一般人所可理解了。

再说，《尚书》既是因事命篇，而没定法，没定格。那么，探究精微，追索根本，则袁枢“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之文，分类排纂，以一事为一篇，各详其起迄，使节目分明，经纬条贯”（《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五《史部·纪事本末类》），实是远承《尚书》而来的。所以章学诚说：“袁枢《纪事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是真《尚书》之遗也。”（《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方志立三书议》）这就可见袁枢之能将每一历史事实的始末，网罗隐括，无遗无滥，叙述得丝索绳贯、脉络分明，实是就《尚书》因事命篇，加以神明变化，不为常例所拘泥，而得变通之道的缘故。从此师事相承，章冲的《春秋左氏传事类本末》，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也都陆续成书，这就说明《尚书》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之大，而纂定《尚书》的孔子，又是纪事本末体的祖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