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史与齐史编纂成果及影响

东魏天平、兴和年间，虽有史官，但不见有修史之事。魏史之修当始于武定初，是时，魏收求修国史。“崔暹为言于文襄，……文襄启收兼散骑常侍，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史。……四年，神武于西门豹祠宴集，谓司马子如曰：‘魏收为史官，书吾等善恶，闻北伐时，诸贵常饷史官饮食，司马仆射颇曾饷不？’因共大笑。仍谓收曰：‘卿勿见元康等在吾目下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吾不知。’”（《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武定年间的魏史编纂仅仅属于起步阶段，但未有实质性的进展。

北齐天保初，魏史纂修步入轨途。天保元年（550）八月，高洋下诏征集史料，曰：“朕以虚寡，嗣弘王业，思所以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虽史官执笔，有闻无坠，犹恐绪言遗美，时或未书。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亲奉音旨，或承传傍说，凡可载之文籍，悉宜条录封上。”（《北齐书》卷四《文宣纪》）这次史料征集的目的明确，“赞扬盛绩，播之万古”；范围亦甚广，涵盖官方、民间及僧众。至于效果如何，虽无从得知，然联系到后来的魏史编纂，诸如元晖业《辨宗室录》及大量士族家谱被征集到史馆，以供《魏书》采择，当与这次史料征求有关。

天保二年（551），高洋“诏撰魏史”。魏史编纂是在北魏国史纂修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充分利用了元魏史的纂修成果。“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5]收于是部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以成《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勒成一代大典：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奏请终业，许之。十一月，复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卷，《律历》二卷，《礼乐》四卷，《食货》一卷，《刑罚》一卷，《灵征》二卷，《官氏》二卷，《释老》一卷，凡二十卷，续于纪传，合一百三十卷。分为十二表，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

《魏书》卷一百零五《天象志》前，载有魏收《上十志启》。曰：“臣等肃奉明诏，刊著魏籍，编纪次传，备闻天旨。窃谓志之为用，网罗遗逸，载纪不可，附传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尤应标著，搜猎上下，总括代终，置之众篇之后，一统天人之迹。偏心未识，辄在于此。是以晚始撰录，弥历炎凉，采旧增新，今乃断笔。时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阁含毫，论叙殊致。《河沟》往时之初，《释老》当今之重，《艺文》前志可寻，《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谨成十志二十卷，请续于传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卷。……十一月，持节、都督梁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梁州刺史、前著作郎、富平县开国子臣魏收启，平南将军、司空司马修史臣辛元植，冠军将军、国子博士修史臣刁柔，陵江将军、尚书左主客郎中修史臣高孝干，前西河太守修史臣綦母怀文。”《魏书》例目一卷，纪传一百一十卷，志二十卷，合一百三十一卷。《北史》未计例目，故曰《魏书》一百三十卷。

《魏书》编撰始于天保二年，五年三月撰成纪、传，十一月续成九志，前后历时三年多。尤其是天保四年以后，魏收等全力以赴，工作进度加快，效率亦高，是为全书最后完成的关键阶段。纂修工作由魏收主持，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睦仲让、高孝干等六人参与了纪、传的编撰，辛元植、刁柔、高孝干、綦母怀文等四人合修九志。綦母怀文通“道术”，“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刚。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北齐书》卷四十九《方伎传》）。《魏书》之《天象》《律历》《灵征》三志似出其手。《魏书》卷九十五列传僭伪，传序论帝统，以魏承晋，其思想与卷一百零八《礼志》所引李彪、崔光所论皇统甚相符合，由此也能看出魏收统贯全书的痕迹，亦可能由其执笔《礼志》《乐志》。

《魏书》传多为大姓家族人物传，其立传标准、传主取舍、记事详略、人物评价等并没有构建出一个公认的尺度，因此，成书后便招来门阀大族的争议。“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加论讨，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答之。”魏收的辩解没能消除一些士族心中不平的情绪，反而使争端激化，王松年、李庶、卢斐、卢潜等均因谤议《魏书》获罪，卢斐、李庶俱死狱中。“然犹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收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又尚书陆操尝谓愔曰：‘魏收《魏史》可谓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愔谓收曰：‘此谓不刊之书，传之万古。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收曰：‘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支流。望公观过知仁，以免尤责。’”

皇建元年（560），孝昭帝高演“以魏史未行，诏收更加研审。收奉诏，颇有改正。及诏行魏史，收以为直置秘阁，外人无由得见。于是命送一本付并省，一本付邺下，任人写之”。其后群臣仍多言魏史不实，后主天统二年（566），武成帝复敕魏收再度修改《魏书》。收“遂为卢同立传，崔绰返更附出。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农华阴人’，乃改‘自云弘农’，以配王慧龙自云太原人”。（以上引文均见《北齐书》卷三十七《魏收传》）唐长孺先生校记，曰：“杨愔家传，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诸本云‘云’作‘无’，三朝本、百衲本及《北史》卷五六、《册府》卷五六二作‘云’。又诸本及《北史》‘改’并作‘加’，《册府》作‘改’。按今《魏书》卷五八《杨播传》即所谓‘杨愔家传’无此八字，独见于《北史》卷四一《杨播传论》。若《魏书》定本‘加此八字’，何故不见于传世诸本？知《魏书》初稿，特书此八字以媚杨愔，后来杨愔被杀，又削去八字，以示不亲杨氏。李延寿认为不该削去，故在《北史传论》中又据《魏书》初稿写上此八字。李延寿于《魏收传》中说‘此其失也’，是说他削去不对，不是说有此八字不对。这里‘云’字先讹‘亡’，又写作‘无’，后人遂并下‘改’也改作‘加’。《北齐书》旧本和《北史》‘云’字尚不误，而‘改’字唯《册府》独是，今从三朝本及《册府》。”

魏收撰《魏书》，重视门阀士族，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崔浩、高允、李彪、崔光的纂修思想，而且在修史实践中，过分突出家族，将人物传写成了家族传。杨愔批评他“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此为其短，亦为其长，它反映了北朝宗族社会的风貌和时代特点。然时移世变，士族政治势力彼此消长与升降，士族之间的名分之争凸显。《魏书》撰著偏重士族新贵，自然会引起老牌和势衰士族的不满。尽管魏收在此后的十一二年间曾对《魏书》做了两次修改，从修改内容上看，他基本上采纳了王松年、李庶、卢斐等人的意见，但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魏书》的讥议。士族之间的矛盾、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之间的正统之争均交织于《魏书》纂修，以致形成长期的争议。武平三年（572），魏收卒。次年五月，后主“诏史官更撰《魏书》”（《北齐书》卷八《后主纪》），但未成书。

北齐国史的纂修始于天保八年（557）。魏收监史，拟撰《高祖本纪》，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断限，北齐史应从何年写起？魏收、李德林主张国史起元于“平四胡之岁”，即北魏永熙元年（532）高欢率军平定尔朱兆、尔朱天光、尔朱度律、尔朱仲远于韩陵山（在邺城南），主要政敌被消灭，并控制了北魏朝廷；而阳休之则主张应从天保元年写起。两说相竞，辩锋不断，朝贤先后廷议，不能形成共识，直到武平三年（572）魏收去世，后主高纬才在朝野内外士人的建议下，发诏依从阳休之的“天保建元说”。[6]这场争论持续了十四五年，由于国史断限意见不能统一，齐史编纂工作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间的主要任务则是有关史料的积累与整理，这为武平年间及以后的北齐史撰著打下了基础。

武平时（570—575），北齐国史编纂较有成就。李德林“预修国史，创纪传书二十七卷。至开皇初，奉诏续撰，增多齐史三十八篇，以上送官，藏之秘府。皇家贞观初，敕其子中书舍人百药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史通》卷十二《古今正史》）。《齐史》二十七卷为官修，撰者除李德林外，还有魏澹，澹“与李德林俱修国史”（《隋书》卷五十八《魏澹传》）。李德林在高齐史断限上与魏收有相同的看法，其子李百药继承其纂修思想、编撰体例与内容，完成五十卷本《北齐书》，立《神武本纪》二卷、《文襄本纪》一卷，完整地保存了高齐一代的史事和材料。后主高纬虽曾下诏从天保元年设限，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贯彻于国史纂修的实践。(www.xing528.com)

编年体高齐史除天统年间祖珽《黄初传天录》、陆元规《皇帝实录》外，杜台卿、王劭等于武平年间积累材料，着手编纂《齐纪》《齐志》，历时十余年，至隋开皇年间成书。杜台卿《齐纪》二十卷，成书于开皇初。王劭“好读书。弱冠，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隋书》卷六十九《王劭传》）。隋开皇时，在家著《齐志》。《史通·古今正史》曰：“（王劭）少仕邺中，多识故事。王乃凭述起居注，广以异闻，造编年书，号曰《齐志》，十有六卷。（原注：其《序》云二十卷，今世间传者唯十六卷焉。）”《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十卷”，《旧唐书·经籍志》记曰“十七卷”。

东魏北齐是中国中古史官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北齐，大臣监修、史馆修史已成定制。史馆地处似在宫禁集书省或起居省，史官大多取自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及太常等部门的职官，而实际主持史书编纂的官员才能兼或加兼著作郎一职。其他参与史书撰修的官员则称修史臣或“修国史”，不再称为“参著作”或“参著作事”。这与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著作已经大不相同。然北齐史馆修史还与秘书省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即秘书省对于史馆修史似负有管理与服务的责任，诸如图书资料的提供与保存，史馆笔墨纸张的供应与日常事务的处理，等等。北齐开启了唐代史馆修史制度，而唐代史馆与秘书省各有执掌，相互独立，互不相属。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基础是礼仪的改订。元善见、高洋、高纬前后数次修订五礼，指导朝仪、官制包括史官制度的调整。唐初，礼仪修订又以东魏北齐为基础，故其制度多以东魏北齐为因子。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于此已有研究，立论不误。那么唐代史馆沿承北齐，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011年第2期）

[1]见拙文《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2]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置》，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严可均：《全北齐文》，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5页。

[4]见魏收《前上十志启》，《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31、2332页。

[5]《北齐书》卷二十八《元晖业传》曰：“晖业之在晋阳也，无所交通，居常闲暇，乃撰魏藩王家世，号为《辩宗录》，四十卷，行于世。”

[6]见拙文《齐史断限与平四胡之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