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指导作战，成功运用后发制人的思想

孙子倡导“践墨随敌”^[190]，强调只有“因敌而胜者”才可称得上是神奇，而呆板、机械地套用兵法是注定要打败仗的。就此而言，唐太宗李世民的用兵艺术大抵够得上孙子所谓的“神”的境界。纵观李世民在历次战争中的作战指导，较好地贯彻了“知彼知己”“料敌制胜”“因敌而胜”的用兵韬略，重视侦察敌情并做出正确的研判，从而制定出切合战场敌我态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不仅能够捕捉战机，更难能可贵的是能够主动创造战机，引导战争朝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屡屡在逆势中扭转局面，不仅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战果，从而达成最佳的战争效益。深入总结其作战指导思想，有助于今人更全面地理解唐太宗军事思想的精髓。

（一）持久相持、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思想

《孙子兵法》主张在战争中实施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作战指导方针，“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贵胜，不贵久”^[191]被后世兵家奉为用兵圭臬。需要指出的是，孙子的上述思想是针对攻势作战而提出的，具有特定的适用范围。显然，唐太宗李世民是善于活用兵法的高明统帅，注意结合敌情、我情，采取适宜的作战指导思想，尤其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时候，强调扬长避短，充分地发掘己方的优势和潜力，同时消弭敌方的优势、打击敌方的士气，逐步完成战场态势的优劣转换，最终乘敌之隙，实施迅速而猛烈的打击，一举成功。

唐朝初创，天下群雄并立。文武兼备的李世民被唐高祖李渊委以重任，率军出征，讨平割据势力。与各方势力相比，唐朝的军事力量并不占优。李世民在指导作战时，对彼己的态势尤其是双方的优势和劣势有着清醒的认识与正确的分析，并据此制定出持久敝敌的作战指导思想。在指挥第一次浅水原之战时，李世民就深刻指出薛举军队“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192]，命令唐军深沟高垒，坚壁挫锐，“以老其师”^[193]。后因李世民突然患病，委托元帅府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处理军务，二人擅作主张，改变了李世民制定的正确作战部署，主动出击，结果遭到薛军偷袭，唐军交战失败。在指挥第二次浅水原之战时，李世民吸取了上次作战失败的教训，坚定执行持久敝敌的作战方针，进一步指出：“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194]李世民在这里明确提出了我方与敌持久相持的最终目的是等待合适时机实施反击，后发制人，从而达到“一战而破”的战役目标。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后发制人思想源远流长，以熊侣、阖闾、伍子胥、勾践、文种、范蠡、鹖冠子等为代表性人物的荆楚吴越兵家深刻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并娴熟地运用于战争实践。荆楚吴越兵家主张韬光养晦、战略防御，强调以柔克刚、持久御敌、后发制人。《老子》提出“柔弱胜刚强”^[195]，范蠡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196]，认为强敌“阳节不尽，轻而不可取”^[197]，弱军要想战胜强大之敌，就必须迟滞、疲惫、削弱对手，同时抓紧时间发展壮大己方力量，以持久相持达到强弱易位，在“尽其阳节”的同时“盈吾阴节”，最后战而胜之。范蠡运用后发制人思想，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实现灭吴的战略目标。李世民将前人思想灵活运用于作战指导中，既表明他深得古典兵学思想之精髓，更表明他善于因敌因情制宜，能够结合战情灵活应对，制定出“万全之计”。他率领唐军与对手相持六十多天后，看到薛军已呈疲惫之态，指出“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198]，决定趁机转守为攻，发动反击，最终大获全胜。

在统兵北伐刘武周的作战中，李世民再次成功运用后发制人的指导思想。其时，李世民率军前往河东地区，驻屯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刘武周部将宋金刚部对峙。他询问部下对策，江夏王李道宗认为：“群贼乘胜，其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竞。今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199]这一建议正好符合李世民的预定作战计划。李世民下令全军坚壁不出。过了一段时间，部将纷纷请求出战，李世民分析道：“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倚金刚为捍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200]相持半年后，宋金刚部终因军粮用尽而被迫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取得了该次战役的胜利。在虎牢之战中，面对占据优势的窦建德军队，唐军中的众多将士有恐惧之心，李世民却在瞭望对手军阵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指出窦建德军“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201]。李世民部署全军暂取守势，拒不出击，等到窦军困倦之时，下令唐军全线出击，生俘窦建德及其将士五万余人。通过列举上述战例可以看出，李世民指导作战善于进行全方位分析，也就是孙子所谓的“庙算”，在己方没有十分把握获胜的情况下，通常采取后发制人方针，坚壁挫锐，尽可能减杀对手锐气、削弱其战斗力，在与对方相持中耐心地等待战机，有时也会主动选择适合己方的战场，创造战机，而后全军迅速出击，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二）知彼知己，重视料敌制胜

李世民的高超作战指导艺术是建立在正确料敌的基础之上的。大凡战前，他均要亲自侦察敌情，力求做到“知彼知己”，详尽深入地掌握彼己的情况。“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被战争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最早出自《孙子兵法》：“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202]这就是孙子在战争指导问题上的知行统一观。孙武视“知彼知己”为从事战争的先决条件，指出只有正确估量敌我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方针。吴起主张料敌察机，审敌虚实，尤其强调要掌握敌情，重视分析敌方的士气，强调要了解敌方将帅的情况，指出“凡战之要，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203]。《黄石公三略》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204]，切不可盲目行事。翻开人类战争历史，大凡成功的战争都基于对敌我情况的正确把握，是建立在知彼与知己基础之上的。楚汉战争期间，韩信在刘邦处境艰难之时，适时向其进献了《汉中对》，对刘邦、项羽双方进行了综合比较，并预言刘邦可以实现由弱转强的局面，最终夺取天下。韩信的正确预测皆缘于其知彼知己，洞察大局，对敌我双方情况的透彻了解。孙权与刘备集团之所以能够在赤壁之战中取胜，主要原因也在于知彼知己。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在灭吴问题上难以决断。羊祜适时向其进呈《平吴疏》，全面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着重分析了敌方的实情，指出吴国在孙皓的残暴统治下，上下离心，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孙皓刚愎自用，嫉贤妒能，将相疑心，贤士怨恨，吴军士气低落，人心浮动，一旦大兵压境，必定无人甘愿死战。晋武帝采纳了羊祜等人的正确建议，果断兴兵，终于成就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既有许多知彼知己的正面经验，也有不知彼不知己的反面教训。苻坚之所以在淝水之战中被弱者击败，恰恰就是不知彼不知己，既不了解晋军的实力与晋国的现状，又昧于时势，被前秦表面的军队数量上的优势蒙蔽，没有看到前秦内部民族矛盾尖锐，统治秩序尚未稳固，刚刚归附者多怀二心，内部稳定问题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战争准备也很不充分，同时苻坚刚愎自用，骄傲自大，最终走向失败也就不是偶然的。

李世民注重通过多种方式料敌察情。一是近距离观察敌情。这是李世民运用得最多且效果最显著的侦察敌情的方式。只要条件许可，李世民都会在战前亲自觇敌。在柏壁之战时，他“尝自帅轻骑觇敌”^[205]，实地侦察敌情；在慈涧之战中，亲自“将轻骑前觇世充”^[206]；在攻打洛阳外围据点时，他“以五百骑行战地”^[207]。凡此种种，说明李世民注重亲临前线侦察敌情，准确掌握战场动态。二是登高瞭望敌情。《六韬》指出：“登高下望，以观敌之变动。望其垒，即知其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去来。”^[208]这一侦察方式由来已久，是一种具有重大军事价值的侦察活动。李世民在虎牢之战中，“将数骑升高丘以望之”，从而比较准确地了解窦建德的军情。三是采取试阵之法探究敌情。在虎牢之战中，唐军与窦军对峙。为探明窦军布阵虚实，李世民命令宇文士及率骑兵对窦军进行试探性攻击，告诫道：“贼若不动，尔宜引归，动则引兵东出。”^[209]当看到窦军阵势骚动的情形，李世民知道对方阵势不稳，号令不一，于是下令全军出击。四是亲自深入对方营区了解情况。当然，这种获取情报方式具有较大的风险，只是偶尔为之。

李世民不但长于料敌，更善于根据已掌握的情况做出深入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在太原起兵南下后，因军中缺粮、外援不至，又听说刘武周联合突厥准备偷袭太原，李渊进退两难。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尤其深刻分析了影响李渊集团发展的隋朝霍邑宋老生、瓦岗军首领李密、盘踞山西北部并依附突厥的刘武周这三股势力，指出“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210]。正是由于李世民鞭辟入里的形势分析与极力争取，李渊最终定下了继续入据关中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薛举派大将宗罗睺挑战，唐军诸将领请求出战，均遭到李世民拒绝。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恃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211]。在虎牢之战中，李世民通过料敌察情，分析了窦军强大兵力的表象下隐藏的致命弱点，即“度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有轻我心”^[212]，并由此定下了“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213]的胜敌之策。观察敌情固然重要，但作为战争指导者的最高统帅绝不能就此止步，务必从纷繁复杂的战场态势中抓住战略枢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本质，找到克敌制胜之策。

（三）善于选择攻击的关键环节，出奇制胜

李世民在指导作战时，善于从全局着眼，选择对手薄弱且要害的环节，实施突然而猛烈的打击。概括而言，李世民的这一作战指导思想有如下几个要点。

首先是擅长使用“阵后反击”的战法，出其不意打击对手。他在即位后曾就用兵之法做过阐述：“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214]这正是对其战争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李世民在指导第二次浅水原之战时，派遣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率部列阵于浅水原西，结果遭到宗罗睺的猛攻。正当两军激烈交战时，李世民亲率大军从浅水原北直接攻击对方阵后，宗罗睺遭到唐军前后夹击，大败而逃。在介休之战中，宋金刚率兵追击时，李世民率军趁机从宋军阵后发起反击，大败宋金刚。

其次是实施中央突破，直接打击对手要害部位。在虎牢之战中，李世民看到对方军阵不稳，指挥骑兵从窦建德军阵中央实施突破，直接冲击其中央军帐，窦建德手下的朝臣乱作一团，“建德召骑兵使拒唐兵，骑兵阻朝臣不得过，建德挥朝臣令却，进退之间，唐兵已至，建德窘迫，退依东陂”^[215]。正由于李世民率骑兵实施中央突破，突然而猛烈地打击窦建德指挥中枢，导致对手仓促之间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最终在唐军的冲击下一败涂地。(www.xing528.com)

最后是善于使用富有强大战斗力的突击部队，在关键时刻出奇制胜。在唐初统一战争中，“秦王世民选精锐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216]。在浅水原之战、介休之战等战役中，李世民多次率领这支精骑冲锋陷阵，为后续部队进攻打开缺口，或者实施阵后反击，配合主力前后夹击对手，为战胜攻取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注重穷追猛打，具有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孙子主张“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217]，对撤退的敌军不要阻遏，对被围敌军留出逃跑的缺口，对濒临绝境的敌军不要过分逼迫。春秋时期，各诸侯发动战争并非要完全摧毁敌国或歼灭敌军，而往往想以有限的军事行动达成称霸的政治目的。孙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上述用兵法则。李世民用兵善于结合当时的战场态势，活用兵法甚至逆用兵法，在指导具体作战时善于在初战获胜后抓住战机，对败退之敌实施连续追击，穷追猛打，直至彻底歼灭敌人。他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打败宗罗睺后，坚决果断地实施追击行动，不给对手喘息之机，成功迫使薛仁杲投降。当宋金刚率军从柏壁北撤后，李世民率兵展开追击，昼夜兼行二百余里，经过三天的紧急行军，终于追上宋金刚部。李世民及其士卒在两天未进食、三天不解甲的情况下，发扬顽强战斗的作风，经过一日八次交战，最终击败对手。在行军途中，行军总管刘弘基请求稍事休整，李世民认为“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218]，强调要抓住难得的战机彻底歼敌，否则就会痛失获胜良机。在整个作战过程中，李世民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与参战将士同甘共苦，极大地激发了全体将士的斗志，对于提升军队战斗力并赢得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五）广集谋臣猛将，知人善任

中国古代兵家向来重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将帅无论在治军还是在指挥作战中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直接关系到能否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士气高昂、能征善战的军队，直接关系到军队能否在作战中克敌制胜，直接关系到全军将士乃至国家的生死存亡。春秋战国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军队规模的扩大，军队正规化、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出将入相向文武分职转变，治军作战成为将军专职，将帅被赋予了更多的战场独立机断指挥权，从而使其在战争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周易·师》指出：“师：贞，丈人吉，无咎。”意思是说正义的战争，有德高望重的人统率指挥，是吉利的，没有什么祸害。孙子全面考察了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奠定了古代兵家将帅论的理论基础。吴起从战争的胜败关系国家的强弱存亡的角度，强调了将帅的重大作用：“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219]指出将帅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的存亡。《孙膑兵法》认为，只有掌握战争规律的将帅，也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適（敌）之请（情），陈则知八陈之经”^[220]，才能起到“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221]的巨大作用。《六韬》认为“将者人之司命，三军与之俱治，与之俱乱。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222]，“社稷安危，一在将军”^[223]，“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故置将不可不察也”^[224]，认为将帅掌握着国家的命运，对将帅在治军与用兵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兵家对选将用将的认识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看到了将帅对国家的安危、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些认识对当时和后世都有深刻的影响。

李世民高度重视选将用将，在举事之初就注意多方收揽人才，聚合各方力量筹谋大事。史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225]他广集谋臣猛将，知人善任，在用人任将方面有诸多成功之道。

一是善用部属举荐的人才。李世民就任秦王期间，势力初起，与太子李建成相比不占优势，王府内部的一些惯于见风使舵之辈趁机离去而另投新主。这时房玄龄向李世民极力推荐杜如晦，认为他“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226]。李世民非常注重听取房玄龄的举荐之言，立即重用杜如晦，使其在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是善用对方阵营的人才。唐太宗用人做到了唯才是举，不避亲不避仇，能够征用昔日对手属下的人才，更显出他的宽大胸襟、识才慧眼与用人胆魄。魏徵原来效力李建成，被任命为太子洗马，忠心耿耿地为太子服务。李世民与李建成反目成仇后，魏徵竭力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事败之后，久仰魏徵之名的李世民不计前嫌，立刻征召魏徵，封其官授其爵，对其信任有加并委以重任，成就了历史上明君良臣的典范。李世民大胆重用李靖则是一个成功用将的范例。李靖原为隋朝官员，降唐后被李世民招入幕府。李世民即位后，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开始执行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首先反击严重威胁唐朝北疆安全的东突厥。备受器重的李靖受命率军出征，大破突厥军队。数年之后，盘踞西北的吐谷浑迅速崛起，威胁唐朝西疆。年事已高的李靖再次被唐太宗委以重任，率大军西征，大获成功，立下卓越战功。

三是善用降将。李世民戎马倥偬，在战胜攻取之后收降了许多将士，特别注重选用有杰出才能的将领。在统一天下的战争中，李世民先后选用屈突通、殷开山、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骁勇之将。屈、殷皆是投降的隋将，秦、程本是瓦岗军的骑将，后归附于唐朝。李世民任命秦叔宝为马军总管，程知节为左三统军，二人在虎牢之战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尉迟敬德勇猛善战，原来追随刘武周，数次与唐军交战。投降之后，李世民任命他为一府统军，对其深信不疑，终于使得尉迟敬德感恩戴德，在与王世充、窦建德等集团的作战中表现英勇，屡建功勋。李世民之所以能够让降将心悦诚服地为己效劳，主要得益于赤诚以待，肝胆相照。正当秦府上下都因寻相叛逃而怀疑尉迟敬德必定叛变并将其囚禁在军中之时，李世民命令立即释放尉迟敬德，并对他说道：“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227]这一番话说出了李世民为人处世之道，也表明了他的爱将惜才之心。

四是华夷一体，汉将与夷将并用。唐太宗李世民在不同场合多次申明华夷并贵的思想。他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228]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不仅重用汉将，而且大力提倡使用夷族将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唐太宗对来自突厥族、铁勒族等北方游牧民族的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将领非常器重，并且能够量才使用，使其均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尤以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二人的战功最为显赫。贞观二十一年（647），因龟兹无礼且侵凌邻国，唐太宗下诏征讨，任命阿史那社尔为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大总管，率军十余万征讨，次年顺利平定龟兹，“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229]。唐太宗重用夷将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是要用其所长，充分发挥他们擅长骑射的长处，在边疆战争尤其是用兵西域统一西北的战争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不少夷将因屡立战功而封官晋爵，甚至担任宫殿宿卫之要职，还有的被皇帝赐姓。突厥族将领阿史那思摩因立军功，唐太宗赐姓李，他的姓名也改为李思摩。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己的成功之道。

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230]

唐太宗此番话中的第二句是直接讲如何正确用人，用其长处而避其短处，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才的潜能。如果从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下面几句也都与秉公用人、合理用人息息相关，所强调的是用人所应具备的博大胸襟、恢宏气度与一视同仁的进步观念。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在自己身边聚集各方人才，并且凝聚成一个坚强、团结、富有战斗力的集团，既有形势所逼的时势背景，更有积极主动作为的个人因素，善于顺应历史发展大势，以英武雄迈的胆识气魄、卓越非凡的才略引领文臣武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战争进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一统天下，中国封建社会由此进入了清明昌盛的“贞观之治”。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唐太宗的成功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