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世界史：民主进步与思想革命

我带你领略了19世纪的科学发展。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世纪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民主思想的发展。

你应该记得，我曾经给你讲过18世纪法国发生的思想战争，讲过伟大的思想家与作家伏尔泰，讲过欧洲其他一些挑战旧的宗教与社会观念、勇于发展新理论的人。当时这种政治思想主要出现在法国。在德国，哲学家们更有兴趣研究深奥的哲学问题。在英国，随着商业和贸易的蓬勃发展，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思考，除非环境迫使他们去思考。不过，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这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本书的主题不是政治，而是政治经济学。当时，所有书的主题都会混入一些宗教和伦理道德的内容，因此人们读书的时候会感觉很困惑。亚当·斯密则抛开了所有的伦理纠纷，以一种科学的方式阐述了这个主题，试图掌握经济学的自然规律。你可能知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收支管理、人们的生产和消费、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亚当·斯密相信，这些较为复杂的问题遵循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他在书中总结了这些规律。他还相信，为了让这些自然规律不受影响，工业必须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发展。这是我和你提到过的不干涉主义的发端。亚当·斯密的书，与当时在法国萌芽的新民主思想没有任何关系。然而，他在研究一个与国家和人们息息相关的问题时，运用了科学的方法，这一点表明，人们逐渐脱离了神学的方式，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看待问题。亚当·斯密被人尊称为“经济学之父”，他激励了许多19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

只有教授们和一些博学之士掌握了这些新的经济学知识。不过，与此同时，新的民主思想正在传播，经过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宣扬，这些新思想普遍受到了人们的欢迎。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充满了振奋人心的话语。它们为成千上万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带来了解脱的希望。这两份宣言都提到了自由、平等以及人人享有幸福的权利。人们并没有通过这些宣言获得这些珍贵的权利。即使在这些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也只有极少数的人享受到了这些权利。不过，这些宣言的发表仍是意义非凡、鼓舞人心的。

不管在欧洲还是其他地方，不管是基督教还是其他宗教，人们的传统观念都认为，罪孽与不幸是人类难以避免的宿命。宗教视人世间的贫困与悲惨为永恒，甚至荣耀。宗教给人们的允诺和奖赏都是针对另一个世界的，人们只能顺从这种宿命，不能追求任何改变。宗教鼓励人们施舍穷人，但是并没有鼓励人们摆脱贫穷，或者摆脱导致贫穷的制度。自由与平等的思想正好与教会和社会的专制观点相对立。

当然，民主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达到平等。民主不能下这样的断言，因为不同的人之间显然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体质上的不同导致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强壮，智力上的不同使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有才华，道德上的不同使一些人慷慨无私，而另一些人自私自利。这些不平等的情况，可能是因为人们的家庭成长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也不同。两个能力相似的孩子，如果其中一个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另一个没接受教育，那么几年之后，这两个孩子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或者其中一个吃了健康的食物，另一个则吃得很差或者吃不饱，那么前者就会健康成长，而后者就会体弱多病、发育不良。因此，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接受的教育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如果我们可以给予每个人同样的教育和机会，那么很有可能目前的不平等情况会减少。这种情况确实很有可能发生。但是，就民主而言，它承认了人与人之间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尽管如此，民主还是宣称，每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和社会价值。如果我们接受了整个民主主义理论，我们就会得出各种革命性的结论。眼下我们不必深入了解这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每个人都应享有选举执政议会代表的选举权。选举权是政治权力的象征，人们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选举权，那么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因此，整个19世纪，民主的主要诉求之一，就是扩大选举权——也就是使更多人享有投票的权利。成人普选意味着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参与选举投票。很久以来，女性是没有选举权的，不久以前，女性，特别是英国女性，发动了大型的女权运动。如今在先进的国家中，男性和女性都可以参加成人普选。

但奇怪的是，人们获得了选举权后，他们发现这并没有带来什么变化。尽管拥有选举权，他们在国家中还是只有很少的权力，甚至没有权力。一张选票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毫无用处。掌握实权的人们会利用饥饿的人，让他为了掌权者的利益而工作或者做任何事情。因此，本该代表政治权力的选举权，在没有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只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幻影，而早期民主人士们提出的选举权能带来平等的大胆设想，最终也化成了泡影。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在早期，也就是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民主人士们普遍热情高涨。有了民主，每个人都将成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政府也将为每个人的幸福而努力。人们强烈地反对18世纪君主与政府的专制统治，以及他们滥用权力的行为。因此人们在宣言中明确了个人应享有的权利。不过，美国和法国的宣言中所声明的个人权利，从另一方面讲是有误的。在复杂的社会里，将人们分隔开来并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必然会产生冲突。但不管怎样，民主很大程度上是主张实现个人自由的。

18世纪政治观念落后的英国，深受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的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本土会产生新的民主思想，也害怕会发生社会革命。统治阶级变得更为保守和反动。但是新思想还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是这个时期一位有趣的英国人。美国独立战争（War of Independence）时期，他在美国，向美国人伸出了援手。几乎可以说，是他让美国人产生了想要完全独立的想法。回到英国后，他写了一本小册子《人权》（The Rights of Man），歌颂了刚刚开始的法国大革命。书中他抨击了君主专制，呼吁民主。英国政府查禁了这本书，并追捕他，他被迫旅居法国。在巴黎，他很快成为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员，但在1793年，由于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他被雅各宾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了另一本书《理性的时代》（The Age of Reason），书中他批判了宗教。英国的法院无法制裁潘恩（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就从巴黎监狱获释了），但是他的英国出版商由于发行了这本书而受到了监禁。这样一本反宗教的书，在社会看来是一大威胁，因为宗教能使穷人安于现状。潘恩这本书的几位出版商，包括女性出版商，都进了监狱。值得一提的是，诗人雪莱曾经给审判法官写过一封抗议信。

在欧洲，起源于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思想，在整个19世纪上半叶传播。事实上，尽管环境在快速变化，法国大革命的思想依然留存下来了。知识分子依靠这些民主思想来反对君主和独裁统治。这些思想是在工业化之前产生的。但是新的工业——蒸汽和大机器——完全颠覆了旧的秩序。然而，奇怪的是，19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和民主人士均无视这些变化，继续宣扬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中的优美词句。也许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变化仅仅是物质上的，并不能影响民主高贵的精神、道德和政治需求。但是物质的事物无法被忽略。我们发现，人们要摈弃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人们会紧闭双眼甚至紧闭心胸，拒绝了解新思想；即使旧思想伤害了他们，他们还是会努力维护这些旧思想。除了接受新思想、适应新形势，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保守主义的力量大得惊人。即使自认为开明的激进分子们，也常常是因循守旧的，他们对变化的情况都避而不见。难怪新思想的发展如此缓慢，人们的思想总是大大地滞后于实际情况——这就导致了革命局面的出现。

因此在几十年中，民主一直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和思想的延续。民主未能适应新的形势，这导致了19世纪末期，民主的力量不断削弱，到了20世纪，许多人开始批判民主。在今天的印度，我们的不少资深政客，依然根据法国大革命和《人权》的内容谈论问题，丝毫没有意识到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

早期民主人士偏爱理性主义。他们渴望得到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要求，与教条式的宗教和神学是对立的。因此，为了削弱神学教条的控制，民主与科学联合到了一起。人们开始敢于把《圣经》视为一本普通的书籍进行研究，而不是盲目地、无条件地接受它的内容。这种对《圣经》的考证称为“高等考证”。评论家们得出结论，《圣经》是一本合集，内容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写的。他们还认为，耶稣并未打算建立一个宗教。对《圣经》的考证撼动了许多古老的信仰。(www.xing528.com)

当传统的宗教基础受到科学与民主思想削弱之时，人们试图建构一个哲学体系替代传统的宗教。生于1798年、死于1857年的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就做了这样的尝试。孔德感觉到，传统的神学和教条的宗教已经过时，但他相信，社会依然需要某种宗教。因此，他提出建立“人道教”，并称之为“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个宗教主张：爱是原则，秩序是基础，进步是目的。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与超自然的力量无关。人类发展的观念在背后支持着它，也支持着19世纪几乎所有的现代思想。孔德的宗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信仰，但是他对欧洲思想产生的普遍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说，他开创了研究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学科——社会学。

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生，1873年卒）与孔德生活在同一时期，但比孔德寿命更长一些。穆勒受到了孔德的学说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英国政治经济学派是在亚当·斯密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密尔试图将这一学派引入一个新的方向，并将一些社会主义原理应用到经济领域中。但他更有名的身份是一个“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是早前在英国开创的一个全新哲学理论，穆勒将它发扬光大。从它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个理论的主旨是效益或效用。功利主义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它成为判断一件事对与错的标准。如果一些行为能增进幸福，那它们就是正确的，如果导致产生与幸福相反的东西，那它们就是错误的。社会和政府都要根据“追求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目标行事。这个观点与之前宣扬人人平等的民主信条有所不同。要达到“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必然会导致小部分人牺牲自己的幸福。我只是给你指出这个不同之处，但是我们并不需要就此展开。民主因此意味着大多数人拥有权利。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亦译约翰·密尔）极力拥护民主思想，他认为任何个人都有自由的权利。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论自由》（On Liberty）。我摘录了书中一段支持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的内容。

但是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那个意见的人比对抱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我们永远不能确定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1]

这样一种态度，在教条的宗教或专制统治中绝对不会出现；这是一位哲学家、一位真理寻求者的态度。

我给你讲了几个19世纪西欧重要思想家的名字，目的是告诉你思想是如何发展的，并且给你介绍思想世界中这些里程碑式的人物。但是这些人以及早期民主人士的影响只局限于知识分子阶级。通过知识分子，这些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其他人。尽管对普通大众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这种民主思想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这种思想对于某些问题的直接影响也很大，比如要求获得投票权。

随着19世纪的发展，其他的运动和思想也得到发展——这就是工人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它们对民主观念产生了影响，而它们本身又受到民主观念的影响。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替代品；另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看到，民主人士们的观念中充满了自由、平等和人人享有幸福的权利。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仅仅把幸福变为一种基本权利，并不意味着人们就能获得幸福。撇开其他不说，获得幸福首先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一个饿肚子的人不可能幸福。由此，民主人士们意识到，更合理的财富分配才是幸福的基础。这就引出了社会主义，这个话题留待下一封信时我再给你讲。

19世纪上半叶，无论哪个民族或种族，只要是为了自由而战，他们就会把民主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意大利的马志尼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民主爱国者。之后，民族主义的民主化特点逐渐淡化，进取心和权力意识变得更强。国家成为每个人都必须崇拜的神。

[1] 译文引自《论自由》，[英]约翰·密尔著，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9—20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