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韦伯主义空间实证研究：组织权力机制与社会结构研究

新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重要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曾经这样评价韦伯，他说：“他非常重视理论，同时又对细节和积累大量事实有广泛的兴趣。一种理论体系的大轮廓仅仅在某些关键之处清楚地显露于大量细节之中——而且必须通过从一个明确界定的起点出发，一步一步地追踪他的兴趣。所以，才能把这些大轮廓揭示出来。这就是我们将要尝试去做的。”（塔尔科特·帕森斯 2003）韦伯的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都会通过收集大量的资料来对特定问题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对此，塔尔科特·帕森斯予以肯定，他说：“任何人想要比较完整地了解韦伯在社会学方面所做的研究工作，对于他占有的大量详细历史材料都不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为此而深深感到迷惑。他占有的材料真的是如此浩瀚，其中大部分又是在各个领域之中具有高度专门性的材料，以致普通人要进行任何种类的批评分析都非常困难，因为要真正实际地对韦伯进行的全部研究工作加以检查，是任何在世的学者都力所不逮的。”（塔尔科特·帕森斯 2003）可见，韦伯在开展研究过程中对于实证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仅要广博，而且要有深度，要具有专业性，实证材料之间还需要有一定的关联性。韦伯正是通过这些实证材料而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地去探究社会中的人事物背后的关联和规律，从而建构了具有韦伯特质的理论。对于韦伯的实证研究，塔尔科特·帕森斯这样评价：“它不是一个逻辑上完善的和完成了的完整体系，而是一种伟大的先驱性的工作。”（塔尔科特·帕森斯 2003）

在开展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韦伯向来重视时间、空间对社会的影响。1920年，韦伯出版了《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科层制的组织结构。韦伯在研究组织结构的过程中，曾经非常深入细致地观察过组织中工作人员的空间分配和布局，从中分析了科层制的奥秘。在论述科层制时，韦伯对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和生活场所等细节，进行了深入的论述。通过对于组织现象的空间分析，韦伯发现组织内部的权力机制与空间存在内在的关联。在官僚组织体系中，不同身份的工作人员其拥有的工作空间是不同的，体现了明显的等级性。但是，这种空间的等级性符合了科层制的内在需要，有助于实现这种组织结构的内部运作效率，实现内部的权力分配和分工与协作。通过对于工作人员的空间分析，韦伯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标志着管理进入了现代管理阶段。韦伯的组织结构理论在古典组织理论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意义非凡。对此，塔尔科特·帕森斯评价说：“如同帕累托和涂尔干的理论一样，他的理论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就在于此。”（塔尔科特·帕森斯 2003）从时空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韦伯的科层制理论，更是开辟了空间结构分析和组织结构分析相匹配的研究范式，即所谓的新韦伯主义空间实证研究。

韦伯善于从微观的细小之处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进而延伸到社会，发现社会运行的规律。组织内部的空间与权力配置机制，其实是现实社会系统的一个部分而已。韦伯关注生活机会在市场中的划分，将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学建构，并采用多重标准进行划分，而且阶段划分和空间划分存在着明显的内部联系。韦伯的多样性阶级划分标准以及社会空间的阶级性特征为新韦伯主义提供了新的社会结构研究途径和视角。新韦伯主义空间实证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雷克斯、摩尔、帕尔和桑德斯。雷克斯和摩尔以伯明翰内城斯巴克布鲁克的住房更替变迁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住房阶级的形成与住区的分化，说明了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的“住房阶级”理论指出“在城市的初始居住分配中，三个群体由自身拥有财产的不同，形成各自的居住分化，并形成了自身的社区文化”，这三个群体分别为上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Rex and Moore 1969）上中产阶级拥有阔绰的住房，在接近城市文化和商业的中心地段聚居。下中产阶级租住住房但其向往上层住房拥有者的生活方式，而工人阶级则租住平台小舍。因此，居住空间的格局体现了不同阶层的特征。这种居住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权力的配置有着直接的关系，如同科层制下的工作人员的办公空间，空间体现的是一种社会权力。从这层意义而言，雷克斯和摩尔的“住房理论”与韦伯的科层制下的组织空间理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雷克斯和摩尔成了新韦伯主义空间理论的重要代表性人物。(www.xing528.com)

雷克斯和摩尔的“住房理论”描述了一种社会居住的空间分布特征，体现了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某种对应性。这是一种局部的现象，还是一种全局的现象？这是空间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帕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相矛盾的是，城市社会学最基本的失误在只注意到用城市去理解城市；相反，城市应该被看作一个竞技场，要理解它必须理解创造它的整个社会。”（Pahl 1975）在社会空间的演变过程中，局部的空间特征往往是受到整体空间特征的影响，而整体空间特征也受到内部不同的局部空间特征和内部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所以，在帕尔看来，要正确认识局部社会空间的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就需要从整体社会空间的角度来看，需要从全局社会空间的角度来分析。在统一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上，帕尔从三个角度来阐述，分别是资源受限思维、空间视角和资源分配探索。在帕尔的理论体系中，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构成其社会空间分析的框架。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社会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与分布往往呈现出不均等的现象，这是有限资源约束的必然结果。在社会资源的空间均等化上，帕尔提出了著名的“城市经理人”思想。但是，这种想法在现实中也存在局限性。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只要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那么，代理人就会存在自利的行为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在社会资源的空间配置上，所谓的“城市经理人”在社会实践中其实是很难真正达成资源均等化配置的目标。当然，帕尔从资源受限、空间视角和资源分配这三个层面来辩证思考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具有创新性。

对于雷克斯、摩尔以及帕尔的研究，桑德斯在《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一书中予以系统地回顾（Saunders 1986）。在这部著作的第四章的名字就是“作为社会空间系统的城市（The urban as a socio-spatial system）”，集中分析和讨论了新韦伯主义的社会空间视角下的城市研究。遵循新韦伯主义的研究思路，桑德斯利用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互动机制，建构了关于城市矛盾、政治和政策建议的研究分析框架。这是一个综合了空间、社会、经济、政治等多元因素于一个体系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消费、投资、社会福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相当广泛的议题，在桑德斯的体系中都打上了时空的烙印，都体现在特定的空间结构之上。本质上，桑德斯的理论体现可以分成两个结构：社会制度结构和空间结构。社会制度结构包括了所有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是一种制度上的设计。空间结构则强调了社会现象在空间上的分布以及空间上的关联等情况。在这种双重结构的基础上，桑德斯提出了“双重国家”（dual state）的概念，强调社会空间分异的特征。在消费日益成为社会的重要驱动力的时代背景下，桑德斯把空间分析和消费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消费空间结构论。桑德斯认为，在住宅、教育、福利等城市社会消费项目周围形成的消费集团，形成了一种新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这些研究，都为时空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