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文化世界观的重要条件

精神的重大使命是创立世界观。

理念在其世界观之中论证时代的信念和行为。因此，只有具备了文化世界观，我们才能够具有为文化所要求的理念、信念和行为。

什么是世界观？它是思想的总和。这种思想促使社会和个人思考世界的本质和目的，思考人类和个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使命。我生活其中的社会意味着什么？我本身在世界中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世界中要求什么？我们向它希望什么？

对于这些生存的基本问题，许多个人作出的回答，决定着他们及其时代生活于其中的精神。

这么说会不会过高地估计了世界观的重要性？

当今，许多个人通常肯定不具有经过深入思考的世界观。他们也没有从这种世界观之中引申出其理念和信念的意识和需要，而总是附和流行于时代的声音。

但是，谁发出了这种声音？个人，思考世界观并由此提出各种在我们之中有影响的价值的个人。这就是说，所有的思想，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最终都归结于世界观。任何时代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靠影响着它的思想家所创造的东西过活。

柏拉图认为，思想家同时应该是国家领导，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不同于颁布法律规章、行使公共权力的统治，思想家的统治更为高级。思想家是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的总参谋长。在公共生活中起作用的是低级军官。他们负责对大大小小的战斗发布日常、直接、具体的命令。例如，军队应该何时开拔、前往哪里、占领何地。而康德和黑格尔则支配着百万人，尽管这些人从来没有读过其著作，也不知道是在听从他们。

大大小小的领导者只能执行已经存在于时代思想中的东西。至于他们需要使用的思想工具，领导者并不去制造，而是被配置的。对于应该制作的思想工具，他们也不加以组合，而是得到现成的。他们不能够改变这些思想工具，而只能程度不同地再现它们。如果这些思想工具是差的，领导者不会使它变好；如果它是好的，领导者也不会使它变差。从而，关于个人或理念能否决定时代命运的问题，可以这样回答：确实有时代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理念的个人。如果思想家为一个时代创立了有价值的世界观，这一时代获得了他们提出的理念，那么这就意味着进步。如果他们没有能力这么做，那么衰落就不可避免了。世界观始终在历史中得出其结论。

例如，罗马帝国虽然有许多杰出的统治者，但还是崩溃了，究其原因最终在于：古代哲学没有产生一种包括能够维系帝国的思想的世界观。随着作为古代哲学思想结局的斯多葛主义的出现，地中海周边各民族的命运就被决定了。顺从命运的思想，尽管是卓越的，但不能够维系一个世界帝国的进步。最杰出的皇帝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徒劳的，他们编织的是已经糜烂了的绳线。

与此不同，18世纪在大部分不那么重要的洛可可诸侯和大臣的主持下，欧洲各民族开始了一场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进步运动。为什么？因为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创立了一种世界观，由此产生的富有价值的理念影响了人们。

但是，当按照这种理念塑造自己的历史发生后，曾经导致进步的思想却停滞了。这样，我们就成了挥霍先辈宝贵遗产的一代人。由于不能建成他们奠基的大厦，我们就住在废墟之中。与洛可可时代的诸侯与大臣相比，我们的诸侯与大臣并不缺乏见识。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可能阻止我们面临的灾难。文化的内在和外在的崩溃已经存在于文化的状态之中。大大小小的执政者也只能以这种时代精神行事。

从而，当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19世纪初期伟大哲学的理想主义世界观失去力量时，世界大战就不知不觉地酝酿起来。那时，能够合理地解决各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的理念和信念已经离我们而去。

由于事态的安排，我们必然处于缺乏纯正的世界观的境地。哲学的崩溃和自然科学观察方式的出现，使我们至今不可能达到一种满足思想要求的、理想主义的世界观。我们的时代如此地缺乏深刻的思想，这种状况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一些以其丰富的知识、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尝试修补工作的人士，几颗闪亮的彗星，不再能够决定我们。这些人在世界观方面提出的见解，只能触动学术界，或者吸引一些青年人，但大众则与此无关。

这样，我们就开始以为没有世界观也无关大局。思考世界和生命问题，并得出自己的结论的需要在我们心中泯灭了。从俘虏了我们的无思想性出发，为了自己的和社会的生活，我们接受了现实意识的偶然理念。但是，在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经历明白，无世界观的世界观在所有方面都是最没有价值的世界观，它不仅是精神生活的毁灭，而且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毁灭。在没有总参谋长为一代人提出其战斗计划的地方，低级军官就会引导我们不断地冒险，无论是在理念中，还是行动中。

从而，我们时代的重建必须以世界观的重建开始。这种看起来遥远和抽象的东西是如此地紧迫，几乎没有别的东西可与它相比。如果我们重新安居于文化世界观的纯正思想大厦之中，并且从中共同接受一种生活和行动的理念的话；那么，一种具有宏伟定向理念的社会将重新形成，并且会把这种理念付诸现实。从新的理念中我们必然会创造新的历史。

无论是对于整体，还是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世界观的生活就是高级定向器官的病理性干扰。

为了使文化世界观成为可能，世界观应该满足哪些条件呢？

首先和最为一般地说来，它必须是思想的世界观。

只有产生于思想并求教于思想的东西，才能够成为支配整个人类的精神力量。只有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被重新思考的，并且作为真理而被把握的东西，才自然地具有直接的和持续的使人确信的力量。只有在对思想的世界观的需要不断地被呼吁的地方，人的所有精神力量才被唤起。

我们的时代对思想的世界观持有几乎最为美感的偏见。我们既是现实的人，又是浪漫主义之子，这一程度实际上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要高得多。反对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浪漫主义所发挥的观点，对于我们来说，似乎任何时候都适用于反对纯粹基于思想的意志的世界观。我们预见到，无聊的理智主义、乏味的利益意识、浅薄的乐观主义在这种世界观中占统治地位，它还为了天才和英雄热情而牺牲人类。

在浪漫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许多东西中，其19世纪初期的反应是合理的。然而，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否认，浪漫主义所嘲笑和毁弃的东西，虽然并不完善，但毕竟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最伟大和最宝贵的普遍现象。当时，在无论是有教养的还是无教养的人们中间，占支配地位的都是对思想的信赖和对真理的敬畏。因此可以说，那个时代高于它先前的任何一个时代，也远远高于我们的时代。

因此，我们世代的浪漫主义情感和空话绝不能阻止人们去想象，理性究竟是什么？理性不是限制我们心灵生活的多样性的枯燥理智，而是在其富有活力的相互作用中的我们精神的所有功能的总和。在理性中，我们的认识和意志之间进行着决定我们精神本质的神秘对话。理性形成的世界观理念包含着我们对于我们和人类使命的意义所能够思考、感受和了解的一切，并且给予我们的存在以方向和价值。出于思想的热情与出于混乱情感的热情的关系，就像高山上的风和峡谷中的风的关系。如果敢于再次寻找理性之光，我们就不会沦为没有热情的一代人，而是会具有伟大和深刻的理想及伟大和深刻的激情。这种理想将充实我们，以至于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将作为微不足道的理想而消失。

理性主义并不限于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思想运动。理性主义是任何正常的精神生活的必然现象。世界中的所有现实进步都是通过理性主义实现的。

当然，人们在历史上把它确定为理性主义时代的时代认识，肯定没有完成，也不令人满足。但是，当时提出的以思想为基础、并且仅仅以思想为基础建立世界观的原则，是真实的原则。即使果树不能使其最初的果实完全成熟，但它毕竟仍然是精神生活的生命之树。

所有已经取代理性主义的运动，其成就都远远不如理性主义。这些运动试图从思辨的思想、历史、情感、审美和自然科学中获得类似世界观的东西。在思考方面，它们就像凭运气在地上翻寻，而不愿钻探的找矿者。只有理性主义才在正确的地方有计划地挖掘。如果理性主义不能够找到富矿，那么这是由于其工具不允许它掘进得很深。而我们则是冒险者。从而，无论能否找到必然蕴藏在那里的黄金，我们都必须决定在理性主义当时工作过的，现在已经衰竭和荒废的地方，重新打开矿井，直至穿透所有矿层。

把思想的世界观思考到底。……这是我们重新走上正道的唯一可能性。

理性主义已经无法解决的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问题，像雪崩一样地倒了下来，并且把先前的理性主义掩埋在途中。新的思想的世界观必须从这种混乱中摆脱出来。本质上重要的在于，无论能否揭示一些奥秘，反思自身并通过所有方式的思考和认识，世界观探寻对存在和生命的最终解释。

有人说，人用以把握普遍存在中的自身存在的最终知识是神秘的。因此人们认为，最终知识不能够由通常的思考达到，而只能被体验。

那么，人们为什么假定，思想的道路停止于神秘之前呢？也许，当达到神秘附近时，至今所有的理性—思想都停止了下来。理性—思想满足于它在清晰的逻辑中能够做的一切，而不想走得更远。而从另一方面看，为了不让理念出现，神秘也尽可能地贬低理性—思想，好像它在某个地方必然会向理性—思想作出解释似的。然而，这不愿意相互了解的双方，实际上密切相关。

认识和意志在我们心中神秘地结合在一起，它们通过理性试图相互理解。我们追求的最终知识是关于生命的知识。我们的认识从外部观察生命，我们的意志从内部观察生命。由于生命是知识的最终对象，从而最终的知识必然是对生命进行思想的体验。但是，这种体验不在于理性的方向之外，而是在于理性的方向之中。意志只有在透彻地思考了其与认识的关系，就其可能地与认识展开了论争，穿透了认识，并且在认识中逻辑化时，它才能够在认识赋予其能力的范围内，在普遍的生命意志和普遍的存在中理解自身。如果意志简单地排除了认识，那么它就陷入了模糊的幻觉。但是，像过去的理性主义那样，认识则不愿意承认，为了理解生命，认识最终必须成为思想的体验，而放弃深刻的、得到基本论证的世界观。

从而，在任何地方和无论如何，思考到底的思想都趋向一种富有活力的、对所有人都必然的神秘。

如果以现代人为例的话，那么这样的怀疑，即对于许多人能否符合思想的世界观的要求，反思自身与世界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当然，降低了思想需要的现代人是病态的。

实际上，在一般人的禀赋中，也自在地具有思想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能够使个人形成自己的、思想的世界观，而且通常也会导致对此的需要。古代和近代启蒙运动的伟大思想有助于人们确信：许多人心中有一种激发性的、基本的思想。对人的观察及与青年人的交往也强化了这种信赖。例如，在开始能够独立思考时，我们的心中就有一种追求思想的世界观的基本冲动。然而，在此之后，我们却听任这种冲动趋向衰竭。尽管我们也很明白：这样我们就会变得日益贫乏，行善的能力也会逐步降低。我们就像枯竭的水泉一样。因为，它的泉眼不受保护，已经逐渐地被瓦砾堵塞了。(www.xing528.com)

与别的时代相比，我们的时代更疏忽于守护思想的无数源泉。由此，我们在干渴中忍受着煎熬。但是，只要我们清除了堵塞水源的瓦砾，那么在过去的不毛之地，生命就会由于清泉的灌溉而重新萌芽。

就像在其他领域一样，世界观领域也存在着引导者和被引导者。就此而言，许多人的独立性始终是相对的。从而，问题仅仅在于：引导者的激发是基于独立性还是不独立性？前一种激发导致向真实的发展，后一种激发则导致真实的死亡。

人的所有使命在于：在自己的、思想的世界观之中成为真实的个人。

那么，为了能够奠定文化理念和文化信念，必须要有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它必须是乐观主义和伦理的。

只有那种把存在置于虚无之上，并且肯定世界和生命具有自身价值的世界观，才是乐观主义的。从对世界和生命的这种关系中产生如下的强烈要求：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现存在的最高价值。由此又产生出致力于改善个人、社会、各民族和人类的生存关系的行动，产生出外在的文化成就、精神对自然力的控制和发达的社会组织。

伦理则是人的致力于其个性的内在完善的行动。伦理本身与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无关。但是，依据伦理出现于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之中，它的行动领域也就会相应地收缩或拓宽。

例如，婆罗门和叔本华的思想，这类一贯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伦理在其中没有对于世界的目标。这种伦理仅仅要求个人的自我完善，即只要求个人摆脱世界和世界精神而获得内在自由。但是，当伦理出现于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之中时，它就相应地拓宽了自身。现在，不仅个人的内在完善，而且个人对人和世界的影响也成了伦理的目标。伦理告诉人，摆脱世界及其精神并不是目的本身。人同时也应该有能力，在人和世界之中证实自己作为更高尚和更纯粹的力量，并且为实现普遍进步的理想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而，在双方的共同作用中，乐观主义的世界观和伦理才创造了文化。如果单枪匹马，那么乐观主义和伦理都将无济于事。乐观主义使人确信，世界过程无论如何具有一个有意义的精神目标，而对世界和社会关系的改善则促进着个人的精神—道德完善。而这种能力则出于伦理：获得为影响世界和社会所必需的合理信念，让所有成就对作为文化最终目标的个人的精神和道德完善起作用。

如果已经认识到，世界观推进文化的动能根源于乐观主义和伦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文化理想为什么以及是如何衰竭的？对此，人们不能基于自然生命的各种类比作出解答。客观的判定表明，由于文化理想不能够充分坚定地论证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所以它衰竭了。

如果分析文化理念和文化信念复元的过程，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乐观主义的世界观或者伦理的世界观，或者两种世界观共同地，在更大的程度上赢得了人们的确信，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效。而在文化衰落时，相同的因果性就以否定的形式起着作用。如果乐观主义或者伦理，或者双方共同地像一种脆弱的基础，那么建筑其上的大厦就会开裂和倾覆。而关于倾覆的另一种起因则无法被找到。所有可以思想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信念都来自乐观主义和伦理。如果这两根支柱具有必要的承载力的话，那么人们对于大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从而，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思想能否形成这样一种世界观，与现有的世界观相比，它更确实和更基本地具有乐观主义（肯定世界和生命）与伦理。

一种与我们的行动冲动相应的，并且澄清这一冲动的世界观浮现在我们西方人的脑海中。但是，我们已经不再能够确立这种世界观。现在，我们受制于迷失方向的行动冲动。在不让我们明了世界和我们的生命的情况下，时代精神把我们驱向行动。为了这一目标和那一目标，为了这一成就和那一成就，它无休无止地驱使着我们。时代精神使我们陶醉于行动之中，使我们不再能够独立思考，也不能够问问自己，如此不停顿地致力于目的和成就，究竟与世界和我们生命的意义有什么关系？这样，我们就像无家可归的、醉醺醺的雇佣兵在无世界观的日趋昏暗中摇晃着向前，供各种活动驱使。冒险性的行动和进步冲动在其中发生的现实世界关系越是糟糕，信念也就越是混乱，而致力于这种冲动的雇佣兵的行为也就越是愚蠢。

如果与远东的思想对质的话，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在西方的行动冲动中，是多么地缺乏反思。这种反思持续地探寻生命的意义，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无休无止”的意义问题，即我们老是要回避的问题。我们迷茫地面对着来自印度的思想。我们拒绝存在于其中的自大。我们也察觉了其不行动理想的不足和缺陷。我们本能地意识到：不仅指向个人精神完善的进步意志，而且指向公众和物质的进步意志都是合理的。

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我们能够举例证明，与受到不行动的世界观的影响相比，我们这些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冒险者，虽然可能犯的错误更大和更可怕，但我们应该取得的成就，不仅物质的成就，而且包括精神和伦理的成就也更大。

但是，面对那些异质的思想，我们并不能够证明自己总是对的。异质思想本身也有一些我们所缺乏的，甚至令我们神往的高贵东西。这些高贵的信念出于对世界观的探寻，对生命意义的探寻。而在我们这里，行动的本能和欲望则占据了世界观的位置。我们没有用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去反对否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也没有用论证了乐观主义的思想去反对那种导致悲观主义的存在观点的思想。

从而，西方精神的重新觉醒必须这样开始，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有教养的人，还是没有教养的人，都意识到自己处于无世界观的境地，并且认识到这种状况的可怕。我们再也不能够用世界观的代替品来应急对付。这就是说，十分严重和可怕地驱使着我们的，要使我们陷于无思想之中的行动和进步意志，它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思。

为了从束缚我们的无意义中走出来，重新获得意义，只有一条道路可走：每个人重新回归自身，以及我们所有人共同地去反思，在我们赋予自己的生命及周围的生命的意义中，如何形成我们的行动意志和进步意志。

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并且赞同的信念和理想的重大修正，不能这样简单地进行，好像对于我们时代的人，可以用与其原有的不同的、更好的思想去影响他们。实际上，只有在许多人思考生命的意义，并根据它对于我们生命的意义而定向、修正和革新自己的行动和进步理想的情况下，这种不同的、更好的思想才会有效。

这种对于最终的和最基本的问题的自我思考是唯一可靠的价值尺度。只有在行动确立的目标符合我和其他生命的意义的尺度中，我的意志和行为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而所有别的尺度，即使得到了传统、习惯和公共权威的充分认可，也是空虚和危险的。

在这样的时候，各民族受到如此多的损伤，民众的激情和愚蠢如此地严重和普遍，到处是失业、贫困和饥饿，强权最无耻和最无理地虐待全世界的弱者，人类陷于四分五裂，却提出诸如重新反思生命意义的古怪要求，这似乎是可笑的。但是，确实只有在人的这种反思中，才会产生出反对失常和贫乏的力量。否则，人们试图采取的那些措施，都是可疑和无效的。

枯萎的草地在春天返绿，是由于无数的草根重新萌发嫩芽。同样，只有在许多人基于对其生命和世界的意义的反思，重新塑造自己的信念和理想时，为我们时代所必需的思想更新才有可能成功。

那么，我们能否把我们心中的肯定世界和生命发展成为一种世界观和生命观，从这种世界观出发，力量能够使人确信地和持续地达致有意义的人生和活动，这一点可以肯定吗？为什么我们应该成功，而在过去的时代中，西方精神的努力却是徒劳的？

对此可以说，即使重新觉醒的思想只能形成不完整和不令人满意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还是作为我们经过努力而获得的真理，与无世界观相比，与各种权威性的世界观相比，具有更高的价值。因为，对于这些权威性的世界观，我们只是由于其包括思想要求的内在价值而加以坚持的，但并没有真正地献身于这种世界观。

所有富于价值的精神生活都开始于对真理的无畏信赖，以及对真理的公开承认。最深刻的宗教认识也不处于思想之外，而是必然地能够从思想中产生出来，如果它深刻地回归自身的话。

对生命的意义进行思考，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如果我们现在重新进行这样的反思，那么在群众信念中疯长的虚荣和激情理想的恶草，就会逐渐地、无可挽救地死去。如果我们大家每晚仰望着无垠的星空默想三分钟，在参加葬礼时思考生死之谜，而不是在棺材后面无聊地闲谈，那么对于改善当今的状况会有多大的益处！对于思考有限和无限、存在和逝去，并在其中发现了关于真和假、有价值和无价值的尺度的人，那些支配公共舆论和生活的人的愚蠢和激情的理想就不会再起作用。古代的拉比教导说，如果整个以色列能够确实恪守安息日，天国就会降临。这话是多么地中肯啊！即使我们只能对世界和生命的意义做一些思考，现在给我们人类带来灾难的这么多的不公、暴力和欺骗也会消解。

但是，我们的行动欲望必须在这种反思中论证和澄清自己，即向人提出并要求其回答关于生命的意义问题，这不危险吗？由此，我们不是会失去不可替代的充分主见吗？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事实上，在我们的行动欲望经历了关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之后，人们就不用为它在多强或多弱的程度上得到证实而操心。对于行动欲望来说，重要的只是我们能够赋予自己生命以什么意义。关键不在于行动的量，而在于行动的质。紧迫的在于，我们的行动意志达到自我意识，不再盲目。

当然，我们也许会停留在“不认识”的顺从命运之中，并且只得承认，我们并不能够把意义赋予世界和生命。……

当思想开始起作用时，它就得对一切做好准备，包括对出现在“不认识”那里的东西做好准备。但是，与停留在无世界观之中相比，即使我们的行动意志注定必须无休止和无结果地与对世界和生命意义的“不认识”作斗争，对它来说，这种痛苦的醒悟还是好得多。因为，醒悟意味着澄清。

事实上，趋向这种顺从命运的必然性并不存在。我们体验到，肯定世界和生命本身就是必然的和有价值的。从而可以确定，它无论如何都能够在思想中得到论证。肯定世界和生命存在于我们的生命意志之中，但必须在生命的意义中才能够被把握。也许，奠定肯定世界和生命的基础的方式，不同于人们现有的方式。现有的思想要从世界的意义出发理解生命的意义。也许，我们必须安于这种情况，让世界的意义确立起来，接着基于我们心中的生命意志把意义赋予我们的生命。

虽然，我们应该循此追求目标的道路仍然昏暗，但我们必须前进的方向则是明确的。我们应该共同思考生命的意义，共同努力形成一种肯定世界和生命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之中，由我们体验为必然的、有价值的行动欲望得到了论证、定向、澄清、深化、道德化和锻炼，以至于它有能力去提出和实现决定性的、出于真正人道精神的文化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