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的文化反思

“智慧城市”（smart city）最初是在1990年提出的一种新型城市发展理念，又称为智能城市、信息城市或虚拟城市。一般认为，智慧城市的核心是以一种更智慧的方法通过利用以物联网、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来改变政府、企业和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通过建立新型网络系统从各种来源收集越来越多的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来改善规划、升级基础设施、跟踪和加强运营，以较低的成本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等在内的各种需求做出快速、智能的响应，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为居民创造更美好的城市生活^［25］。

进入21世纪之后，“智慧城市”的理念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各大城市中得到了推广和实践。2004年，韩国信息通信部提出“U-Korea”战略，尝试用无线传感网络把韩国所有资源数字化、网络化、可视化、智能化，随后在2009年韩国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U-City综合计划，目标在于实现可随时随地提供交通、环境、福利等在网服务的城市。2006年新加坡也启动了“智慧国2015”计划，试图将新加坡建设成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一流的国际大都市。欧盟和日本也在2009年制定了包含发展智慧城市在内的智能产业发展规划。在美国，“智慧城市”的概念主要由IBM公司提出，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冲击下，IBM首先提出的“智慧地球”新理念，被世界各国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振兴经济的重点领域。2014年，纽约市与IBM合作提出了“数字纽约计划”（Digital NYC），目的是打造世界范围内领先的数字城市^［26］。在我国，科技部在2010年发布了包含“智慧城市”的“863计划”；紧接着，上海市和深圳市分别在2011年和2012年提出智慧城市建设规划；2013年，住建部公布了全国首批智慧城市试点。

当信息技术发展、全球化升级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进入新阶段，所有这些变化必将对世界城市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为了提升城市竞争力，许多城市都将智慧城市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因而，研究全世界各地智慧城市理念的实践情况，并衡量和评估“智慧城市”在全球各地的“落地”状况，成了近期多篇文献共同关注的主题。这里所选取的城市案例不局限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因为与包括纽约、哥本哈根在内的世界知名的“智慧之城”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实践，或许更能反映出智慧城市建设的普遍困境。除此之外，智慧城市很难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来实现，相反，智慧城市的理念如要成功“落地”，需要向社会和企业征集、购买大量可供建设智慧城市所需的基础设施及服务，因此考察跨国技术企业对智慧城市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发展的影响，也是颇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Zaheer Allam和Peter Newman撰写的《重新定义智慧城市：文化、新陈代谢和治理》（Redefining the Smart City：Culture，Metabolism and Governance）一文，关注到“智慧城市”的定义和实践过程中过于突出技术支持而忽视文化等其他方面的问题。文章指出，智慧城市的概念尝试用信息化和数据化的手段实现城市治理的目标，然而这种理念非但并不新颖，而且从一开始就处在争议之中。尤其在当代，智慧城市的理念通常与提供技术支持的大公司有直接关系，它“被视为本质上是不同跨国公司在信息、通信和技术（ICT）领域的品牌战”，这也是联合国在提出未来城市愿景时没有使用这一概念的主要原因。

智慧城市往往代表着信息、通信和技术（ICT）产业，其中恰恰没有考虑到城市有其自身的价值、历史和文化遗产。因而当代的智慧城市概念及实践中，大量的注意力和资金都集中于最先进的信息通信技术上，这样可以收集以供实时分析的大数据，从而引向知情决策。这种偏向的问题在于，一旦技术被容许作为一种独立政策来改造城市的未来，那么包含了这种技术改造的城市历史就会出现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这篇文章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智慧城市定义框架，其中包含新陈代谢（metabolism）、文化（culture）和治理（governance）三大支柱：智能城市的新陈代谢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物质流向，并可能成为在家庭层面引入新的智能技术的途径，帮助解决气候变化、交通、回收等大量环境问题，同时提高宜居性和经济效益；城市的文化和历史属性，为当地社区和游客创造了独特而特殊的城市区域，文化也可以成为再生经济增长的特殊驱动力；智能治理影响着城市的经济发展，而信息通信技术需要成为提高包容性的总体方法的一部分，同时为城市提供变革的机会。由此作者认为，文章“拟议的框架提供了一个超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智能城市的另一种愿景，使其成为城市创造未来所需的价值观的一部分”，从而弥补了现有“智慧城市”概念和实践中所存在的缺陷。

Martina Janurova、Marketa Chaloupkova和Josef Kunc共同撰写的研究《智能城市战略及其实施障碍：来自捷克的经验》（Smart City Strateg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Barriers：Czech Experience）一文旨在确定、分析和评估捷克共和国在制定和实施智慧城市战略过程中所面临的障碍^［27］。这项研究包括了理论假设、针对可持续城市和智能城市的环境分析，以及对负责智能城市战略实施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结构化访谈等内容。研究主要就捷克的三座城市进行案例分析评估，分别是首都布拉格、布尔诺（Brno）以及Zlín市。其中布拉格和布尔诺都发布了智慧城市的规划战略，而Zlín市目前还没有实施智慧城市的战略，但在城市生态系统中运行着许多智慧项目。

研究发现，捷克进行智慧城市实践中遇到的障碍可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类，外部障碍主要包括立法受限（由国家政府或欧盟制定）、资金限制和城市的有限权力，内部障碍则有官员拒绝参与规划过程和对政治代表性的依赖，除此之外，还存在智慧城市领域专家短缺、政治动荡、与现行法律衔接不畅、官僚主义等问题。有鉴于此，文章最终建议的措施主要集中在各城市之间加强交流、推动立法改革和提高公众意识上。

毛里求斯政府在2015年的预算中提出了“13个大型项目”（thirteen mega projects），其中包括8个智慧城市和5个科技园区，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毛里求斯在区域和国际上的竞争力。这一项目依据毛里求斯现在的发展状况制定，其目的在于促进和缓解毛里求斯的生活方式、创造就业机会、推动建筑等基础建设领域的发展。这些城市的设计将是环境友好型，并将在生产电力的同时有效利用水和智能现代交通，以缓解该国目前面临的交通拥堵危机。

由三位本土学者Muhammad Ridwan Sahadut、Mohammad Hashim Bundhoo和Pierre Clarel Catherine共同发表的文章《在毛里求斯建立智慧城市：需求、挑战和机遇》（The Establishment of Smart Cities in Mauritius：Requirement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在总结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智慧城市建设经验之后，以毛里求斯为例系统地分析了智慧城市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愿景^［28］。从现阶段毛里求斯的智慧城市建设来看，政府确实正在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推动一系列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鉴于世界各地已经有许多成熟的智能城市案例，例如巴塞罗那、桑坦德等，毛里求斯可以充分借鉴他国的经验，而不需要从头开始摸索这项事业。但文章也指出，除了需要进一步探讨构成智慧城市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如何在现有的智慧城市中得到实施，毛里求斯也需要考虑如何利用这些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建设智慧城市，这意味着毛里求斯应当根据本国的需求来制定自己的计划，吸纳更为广泛的社会参与和群体创造，让所有利益相关者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使智慧城市真正满足所有市民的需求，最终使得毛里求斯能够成为非洲大陆努力实现智能化的宝贵范例。(www.xing528.com)

尽管这一事实经常为人所遗忘，但“智慧城市”从一开始确实是一个由产业界首先发起的概念。Donald Mcneill的研究《全球企业和智能技术：IBM与城市的衰减》（Global Firms and Smart Technologies：IBM and the Reduction of Cities）指出，鉴于IBM、西门子和思科等大型企业大张旗鼓地推动，“智慧城市”的技术、政策和实践的发展连同概念传播，现已成为当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该文系统探讨了IBM所提倡的“智慧城市”概念如何变成了一个影响力巨大且无处不在的概念，以另辟蹊径的方式揭示了智慧城市概念形成和发展的背后，大型技术企业在其中发挥的决定性影响力。

这项研究指出，智慧城市对应于IBM公司面临的三个战略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所存储的知识，并确保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显著附加值？如何为这些知识构建新的部门和地域市场？如何将这些知识的对象——城市——加以减少、标准化和简化，成为可扩展的商品？对应于IBM公司所面对的发展困境，IBM制定了从亏损的计算机硬件制造商向信息技术咨询公司发展的战略方向，这样一来，重要的收购、与城市合作和研发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还论述了IBM如何构建起城市和市政服务的市场，当市场的拓展叠加上营销、建模和可视化操作，IBM成功地向其城市政府客户出售了专有软件包、咨询服务和硬件等商品，最终看起来减少但事实上是简化了城市存在的诸种问题。

通过IBM这个例子，文章作者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从企业层面看，“智慧城市”对IBM而言是一项能够迅速帮助其摆脱战略发展困境的有效方案，但当这一概念在全球得到广泛应用时，不会有人计较城市存在的问题是否真的通过“智慧城市”方案得到了解决。更重要的一层变化在于，很可能智慧城市的未来不再掌握在城市市政部门或城市市民手中，而将日渐掌握在少数几家供应“智慧城市”建设所需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全球科技公司之手。

随着智能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依托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城市的高效管理，已经成为世界多个主要城市的明确战略主张。于是许多研究关注智慧城市理念如何在实践中与一个城市已有的文化、政治气候相融合，这对于其他地区展开智慧城市建设无疑颇有借鉴意义。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实践经验，对于许多发展程度相当、有意展开数字化建设的城市而言，或许更具有针对性和参考价值。

在中国，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互联网+”生活成为常态，以健康码和无接触办公为代表的数字化疫情防控方案，无意中使得智慧城市建设在疫情需求的刺激下得到了极大的推动。然而，这种在疫情期间得以深入推动的数字化防控和城市管理技术，却日益暴露出许多不得不注意的局限性。

首先，以“智慧城市”为代表的数字化城市建设似乎总是刻意忽略文化等软实力要素在城市发展中的意义。经由技术改造的城市生活习惯将极大地改变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因而有必要探讨技术与文化能否在智慧城市的理念中相互兼容的问题，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可以丰富智慧城市已有的理论想象，以及在大量城市开展智慧城市实践之后，是否会加剧城市发展的同质化问题，这些都是未来值得思考的方向。

其次，由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大量引入技术手段实现“非接触”的城市管理，在让城市生活愈发“智慧化”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数字难民”问题。在人口日益老龄化的今天，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龄群体非但无法享受到数字化所带来的便利，反而因此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中成为城市的“边缘人”。2020年11月，针对这一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然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智能化”与人口老龄化仍将是中国城市数字化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的矛盾。

最后也必须注意到“智慧城市”本质上是一套建立在新型通讯技术手段之上的城市治理构想，它可以有效地推动信息获取、使用和制度协调的同步化，但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吸纳一整套数字化技术的基础设施和人力成本。因而“智慧城市”理念的最初推动者并非城市管理者或研究者，而恰恰是以IBM为代表的一批掌握了数字化城市发展技术的大型科技跨国公司。对城市的管理是否会日益削弱为一种对于数字技术的控制，从而逐渐削弱了“人”与社会在城市管理中的“存在感”，这将成为智慧城市建设背后始终存在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