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地区迅速传播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之前，最初是通过北京出版的《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传播。西南地区最早刊登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章的是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国民公报》是一张以及时反映时事政事，消息多、快、新见长的民办报纸。1919年4月23日和27日连续刊载署名为“渊泉”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一文。“五四运动”爆发后，该报介绍马克思主义文章的篇幅增多，如《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之解释》《俄国过激派之研究》《马克思小传》《马克思唯物史观》等。渊泉的文章《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是转载自北京《晨报副刊》的，可见马克思主义在西南大城市成都、重庆等地的传播几乎是与北京同步的。与四川相比，马克思主义在云南、贵州等地的流传，就要迟缓得多了。这也说明了新闻事业的发展毕竟以地区经济水平为基础。

虽然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中有许多贵州籍人士，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邓恩铭，1922年就成为中共旅欧总支部负责人之一的王若飞，1924年在上海入党的周逸群等。他们也曾在山东办过《励新》半月刊，在法国办过《少年》《赤光》，在上海办过《贵州青年》，但是这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都不是在贵州出版的。对贵州影响较大的是周逸群、李侠公等于1924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贵州青年》旬刊和1925年北京大学新贵州学会出版的《黔人之声》。《贵州青年》与《黔人之声》编辑部与贵州的进步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贵州军阀倒行逆施的行为和投靠北洋军阀的举措了如指掌。周逸群在《贵州青年》上对贵州军阀袁祖铭反复无常的行径揭露道：“对于实质附北的袁祖铭，由种种地方证明，实在是绝望。对袁个人，虽然绝望，对黔军全体，仍抱着无穷希望。但是在他们未驱逐实质附北的袁祖铭，与西南民主派合作移师声讨曹、吴及服从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之命令之前，我们仍然是毫无疑义地攻击他们附北行为。”^[17]文章发表后，贵州军阀极为恼火，给《贵州青年》写了一封信，信中画了一支手枪。由此可见，不仅贵州军阀对共产党人办的进步刊物十分仇恨，以暗杀进行威胁，更说明《贵州青年》《黔人之声》等报刊之所以只能在上海、北京出版的真正原因，嗜杀成性的贵州军阀是绝不允许革命刊物在其统治区域内出版的。由此可见，在报业发展中，政治是比经济更直接的影响因素。

这一时期是云南军阀唐继尧的独裁统治由盛到衰的转折关头。1920年唐继尧指使驻川的滇军和黔军联合川军吕超、刘湘攻击熊克武，把熊克武赶出成都。同年冬，熊克武以驱逐客军为号召联合川军各部将滇军和黔军逐出四川。驻川滇军回师驱逐唐继尧，唐被迫通电辞职，流落香港。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为团结更多的人，欢迎唐继尧来粤。唐破坏北伐，策动滇军回滇，采取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的办法，击败对手，重掌云南大权。当时“废督裁兵”“联省自治”的呼声甚高，唐继尧二次回滇后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云南民治实进会。一批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军官创办《民觉日报》，发表了要求偃武修文、厉行禁烟、兴办实业、休养生息的言论，对当时的专制统治有所批评。唐继尧极为恼怒，派人将主编毒打一顿，将其双手和右脚打断。倡办该报的人或被撤职，或遭申斥，报纸出版不到两旬即被勒令停刊。即使如此，云南仍有许多报纸敢于和军阀势力作斗争，如《滇声报》《义声报》《大声日报》《均报》《云南日报》《痛报》《危言日报》等，有些报纸在“五四”时期还刊登过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省一中学生创办的《滇潮》周刊，1928年以后得到共产党人的指导，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并联系实际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工作。在北京的云南籍共产党人也时刻关注着云南的实际斗争情况，于1924年出版《革新》《铁花》《云南旬刊》《教育声》等杂志，直接向云南的父老乡亲做打倒军阀唐继尧的鼓动工作。这些宣传鼓动工作为1927年唐继尧的下台奠定了舆论基础。(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前后是四川民主主义报刊的大发展时期，如创办于成都的《星期日》就曾发表《俄国革命后的觉悟》《波尔雪勿克的教育计划》《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等一连串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开辟了道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恽代英即被党派到四川开展工作，翌年，萧楚女也由党派来四川，在万县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吴玉章、王右木、杨闇公等，早在1920年就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22年2月，四川最早的党员王右木创办了西南地区第一个无产阶级报纸---《人声》。《人声》是一份四开四版的小报，在其创刊号《本社宣言》中公开提出：“直接以马克思的基本要义，解释社会上的一切问题”，“注重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状况和已有的成绩，以资我辈的讨论，或加入第三国际团体，作一致的行动。”足见四川共产党人办的报刊，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革命立场。

四川在1919年以后即形成多头的军人掌握的防区制统治，即以熊克武、刘湘、杨森、刘存厚、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四川实力派，乃至滇、黰实力派各霸一方的防区统治。每一个防区犹如一个独立王国，不同时期，全川防区的数目略有不同。军阀们受利益的驱使，党同伐异，时合时离，仇友不定，防区范围的大小也完全根据实力的消长而定。在这种情况下，对辖区的控制能力就不可能像滇、黔军阀那样有力了。加上四川共产党人的势力又强于西南其他地区，因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人办的报刊在“五四运动”以后，可谓风起云涌、盛行一时。据我们今天掌握的资料，1922年出版的除王右木创办的《人声》外，还有陈毅、黎纯一等旅法四川勤工俭学学生会办的《工学月刊》，恽代英在泸州办的《半周刊》和《课余》；1923年恽代英在成都创办的《励进周刊》，杨闇公等人办的《自由路》；1924年杨闇公又创办《微波》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赤心评论》。1925年以后，由四川共产党人主持的报刊就更多了，如萧楚女、杨闇公、罗世文在重庆创办的《爝光》，原由杨森秘书周敌凉立案创办的《四川日报》和被杨森接管的《万县日报》，此时也均由共产党人主持编辑工作。需要一提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处于敌对地位的除了军阀政府的机关报和为军阀当吹鼓手的民办报纸外，还有不少无政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宣传刊物，这种现象在西南各省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全国各地也极为少见。这一现象从另一角度看，也说明“五四运动”以后的四川思想界是相当活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