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父尊号理论探讨-蓟门法学第8辑

关于孙中山“国父”尊号的由来，相关学者提出过多种看法。有学者主要从孙中山的人生经历角度出发，指出孙中山几次环游世界，能操数种语言；古今中外的哲思文库，他带着救国救民的深切忧思广泛涉猎，并在难得的间歇中思考宇宙和人生的真谛；他终身服务于革命事业，甚至身兼统帅与“排长”。[9]正是这份独特的经历铺就了他日后成为“国父”的基础，军旅生涯的历练，使得他对战争的认识更加具体，对“国父”的担当增添了更多的认同。有学者从他的历史功绩角度出发，指出“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领导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制度的辛亥革命；推动了国共合作，促进了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10]他的功绩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国父”尊称实至名归；也有学者总结提出了孙中山开创的“四个率先”，主要包括：（1）他率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予以凝练，使之成为一种政治口号和政治目标，从而推出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追求和指导理念。[11]（2）他率先挣脱束缚国人达千年之久的封建体制，睁眼看世界，寻求中国发展复兴之路。[12]（3）他率先发声，国家的主人是人民，掷地有声，为之后的革命指明了方向。[13]（4）他率先指明了国家谋求富强的思路，即需要开明的政权作为支撑。[14]正是这“四个率先”铸就了孙中山“国父”尊号的基础。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观点较为笼统，有的甚至存在单一化、片面性等缺陷。孙中山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国父”，笔者认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政治思想；其二，政治行动。

之所以强调政治思想，目的主要在于要和政治风度等内容作出区分，有学者指出：“研究孙中山‘真正的’学说收获是有的，但可能达不到预期值。因为他的思想还有丰富的空间。他更像是一个即兴诗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哲学家。当我们承认，是由于他的政治风度，而不是由于他的思想使他与众不同时，这并不贬低他在历史上的作用和他个人的英雄行为。”[15]笔者不赞同上述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政治风度的形成是有政治思想的积淀作为基础的，虽然他的思想更多的是借鉴西方的民主思潮或者与前人的观点多少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但是也是在多次的革命实践中结合了我国的特殊国情所作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其本身所处时代的特殊性，使他的政治思想内涵更具丰富度和时代意义，例如剪辫易服，具体的“振兴中华”实施计划等内容。用具体例子来阐释，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关于“共和政府的形式，对于中国人民是否适合”的问题时，孙中山斩钉截铁地表示：“建立共和政府作为发展计划的分支，推翻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迎接共和政体的曙光，是其应有之义。如果用君主政体去干扰共和理念的进行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必然注定要失败的。我们是爱好和平的主体，我们的代表作为管理自身事务的主体，对于我们而言，将这种共和理念付诸实践。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在各个角落，民众都有着能够准确反映其意愿的代表，他们为了祖国最高的利益而工作。”人民选出自己的代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而工作，这是他最原初的设想。尔后，孙中山结合了国民发展具体情况，分步骤提出了军政、训政等发展时期，这完全是立足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是扎根于革命实践的，上述理论就是他特有的政治思想的体现。

之所以强调政治行动，目的主要在于和经济、社会等思想作出区分。我国《宪法》序言中肯定了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笔者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内容。但是因为《宪法》序言内容字数受限，因此共和国的立宪者们更多从领导革命、废除帝制、建立民国等政治性的角度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作出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在正式的场合或者文书上提及孙中山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形式上有些许区别，但关于孙中山“国父”尊号的实质内容还是共融共通的，都是对孙中山先生历史功绩的推崇。此外，政治是那个时代最主要的关切，“孙中山就是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孙中山的政治理念也就是孙中山，二者是合为一体的”。[16]这一点在《孙文学说》的自序中也有所阐述。

1.政治思想

孙中山的个人品行与其政治思想密不可分，并有相容相生、互为补充促进的关系。提及孙中山的政治思想，始终绕不开的论题就是三民主义。有学者曾言：“三民主义的重心在于民权主义，民权主义更能展现其思想真谛，更能发挥该理论的功能效用。”[17]笔者认为，民权主义固然有其重要性，但是正如孙中山自己所言：“在中国，三民主义终归要落脚在民生领域，在民族、民权领域得到改善之后，普通民众的经济生活问题则会成为检验该理论是否具有最终功效的试金石。”他认为推行民生主义，改善民生条件，开展实质意义上的以民为主，才会使得广大民众享有长久的幸福。民生就是一块基石，基石不稳固，民权民族大厦也会动摇。“民生作为政治生活关注的重点，凝结了经济发展和历史演变等诸多要素，好比自然界大地的重心……无论历史还是当下，对民生问题的重视都是重中之重需要关注的地方。”[18](www.xing528.com)

民生主义是“归宿”，是“中心”，足以凸显民生主义在三民主义理论框架中的重要性，笔者认为民生主义也是最能集中体现孙中山成为“国父”的最有力的佐证。原因在于，“国父”一词体现了对弱势群体日常生活的最微观最深切的关怀，其往往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高风亮节对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复杂现象进行全面把控，并在此基础之上，规划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关于这一点孙中山也曾指出，民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推动力，这就是民生史观的根本观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复杂而又充满挑战性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然而也正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巧妙地将其综合到一起。在其所处的时代，他的民生主义主张并没有沾染以往革命者所带有的平均主义和改良主义思维，而是立足国情，规划了符合民主革命发展路径的建设方案。

具体而言，民生主义注重以下内容：其一，人民生活为本，以国利民福为前提，[19]关注弱势群体是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二，社会生存为重，“人民见闻较切，人民辨别较易”，[20]求生意识较为浓厚。其三，国民生计的追求，“振兴实业，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彻底摆脱旧有衣食住行的困扰”。[21]其四，群众生命的保障，政在养民、均平兴国、振兴实业、平均地权、节制资本都是民生主义的应有内容。此外，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即实现“大同”社会；富国强民是经济腾飞的发展方针，贫富均等社会公平思想。现代系统论创始人之一的贝塔朗菲曾言：“普通系统论是对整体和完整性的科学探索。”[22]也正是对“民生”内容的系统探索和深度关切，进一步促成了孙中山普世关怀的人格品性，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深了对其“国父”资格的确认。

2.政治行动

鲁迅曾经评价孙中山说：“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了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23]他的政治行动就完全凝结在“革命”二字之中。带着振兴中华的目标，创立同盟会和兴中会，领导了旨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10次武装起义，颁布《临时约法》，推行共和制度，完成政治革命；与此同时近代化的经济革命和社会文化革命也在其领导下如火如荼地进行，开创一代新风尚，初步奠定中国近代化的基础。在社会文化革新方面，诸如剪辫子、废缠足、禁鸦片、保护女权、改革教育等措施在随后的北洋政府统治中仍然继续推行。随后的袁世凯背弃革命初衷，孙中山毅然发动二次革命，保卫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不被轻易窃取。难能可贵的是，他晚年能够适应时代潮流，改组国民党，推行三大政策，推动了国民革命。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刻还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为国为民奋斗到最后一息。如此“革命”情怀已逐渐深入人心，“国父”尊号堪属当之无愧。政治行动是其政治思想的外化，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诠释了在其所属时代，“国父”这一尊号的准确由来，同时也为后世提供了充足的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