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韬》的成书时代辨析
《六韬》是著名的《武经七书》之一，也是我国古代兵书中内容最丰富、价值非常大的一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六韬》，共包括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60篇。
《六韬》的成书时代和述作者是彼此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疑案。撰文探讨者虽多，然而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众说纷纭。笔者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略加分析，陈述己见。
《六韬》旧题为姜太公所著[100]，并且自始至终是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问答的形式写成。近年来学术界仍有少数人坚持认为：“在人们能依确凿之证据找出其作者之前，还是应当记在姜太公的名下的。”[101]征之史书记载，姜太公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在与殷商政权进行的斗争中的确贡献过许多正确的战略决策，“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102]。在他亲自指挥的牧野决战中，周军以少胜多，消灭了商纣军队的主力，商王朝由此灭亡。姜太公既是“其事多兵权与奇计”[103]的杰出军事思想家，又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和齐国政权的创建者，对于军事理论（尤其是战略方面的）问题，的确应有不少言论谈及并被后世之言兵者所推崇。但是，就内容来看，今本《六韬》一书似乎不可能是商周之际成书的作品，书中春秋战国之后的时代痕迹很多。因此，目前学术界大多数人已经摒弃了《六韬》为姜太公所亲作的看法。
还有一种我们认为也失之于偏颇的看法，即认为《六韬》在汉代以前并不存在，是魏晋以后的人假托姜太公之名伪作的。因为《六韬》的书名在《隋书·经籍志》“兵家”类中始见著录，而在《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没有，仅在“儒家”类中著录有“周史《六弢》六篇”，两者究竟是不是同一种书？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注中认为：“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后代学者一般都援引颜师古的说法。而且，我们从有关古籍的记载也可以看出，自汉代以来，《六韬》一书一直流传，并无另外的名叫《六弢》的书同时存在。例如，《后汉书·何进传》载：“大将军司马许凉、假司马伍宕说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徐璆传》注和《后汉书·左雄传》注并引谢承书曰：“淑，字伯进，善诵太公《六韬》。”《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刘备遗诏：“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高诱《淮南子》注亦云：“《金縢》《豹韬》，周公、太公阴谋图王之书也。”虽然也有人曾怀疑颜师古注解的正确性，如沈涛《铜熨斗斋随笔》认为，“案今《六韬》乃文王、武王问太公兵战之事，而此列之儒家，则非今之《六韬》也。六乃大字之误”，但我们从上引各种史料可以看出，颜氏的说法不宜轻易否定。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是则《六韬》之书，已盛行于后汉，不始于三国。”无疑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除周史《六弢》外，《汉书·艺文志》中另外载有名为《太公》的书，在“兵家”类下注有“省《伊尹》《太公》”；在“道家”类则著录：“《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班固自注云：“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那么，它们与今本《六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学术界也有种种猜测，分歧很大。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了未署《六韬》之名而内容与今本《六韬》基本一致的竹简；1973年在河北定县汉墓中又出土了一批被称为《太公》的竹简，其内容有的同今本《六韬》一致，有的则超出了今本《六韬》。这两处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解决疑难带来了希望。一是印证了《六韬》一书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的事实，只是当时未被称作《六韬》，这个书名是后来才有的。二是证明了除原《六弢》外，今本《六韬》中还保存了《太公》的某些内容。三是进而使我们推测，古书中著录的《六弢》和《太公》实际上是内容接近、来自于同一本源的兵家著作（只是因名称不同和被班固分列在两处，才引起了后人的误解）。它们似乎共有243篇，汉代以来已有严重散佚，至宋代《武经七书》本出现时又有重要删改。今本《六韬》仅有60篇之数，又不包括见诸汉简及其他古籍中引录的许多内容，这其中除了宋代《武经七书》编者可能人为删改的因素外，实际上它在汉代就已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认为，《六韬》一书可能是原《六弢》和《太公》各篇残本的合编本，而其书名应该就是由《六弢》演变而来，故而后人常常称之为“太公《六韬》”。至于为什么本是同一来源的兵家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被列在“兵家”，而是被分别列在“道家”和“儒家”，并不足为怪。先秦兵家著作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分割开来列在其他各家的并不少见。比如：同是来源于吴起的著作，被列在“兵权谋家”类的有《吴起》48篇，被列在“杂家”类的有《吴子》1篇；同是来源于伍子胥的著作，被列在“杂家”类的有《伍子胥》8篇，被列在“兵技巧家”类的有《伍子胥》10篇、图10卷；同是来源于商鞅的著作，被列在“法家”类的有《商君》29篇，被列在“兵权谋家”类的有《公孙鞅》27篇；同是来源于尉缭的著作，被列在“杂家”类的有《尉缭》29篇，被列在“兵形势家”类的有《尉缭》31篇。另外，著名的齐国兵书《司马法》也被列在了《六艺略》“礼”类。所有这些现象只能说明班固等著录者对古籍分类主观理解上的差异（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影响有关），而不能说明这些古籍自身的内容有本质性的区别。
通过以上考辨可以知道，《六韬》的内容在汉代以前就已存在，从而也就排除了魏晋以后人伪作的可能。那么，《六韬》到底作成于什么时代？对于这个问题，虽然历代学者曾提出过许多不同观点，但从总体上看，真正有较大影响的实可归为“成书于秦汉之际说”和“成书于先秦时代说”两大类。
先来看看“成书于秦汉之际说”。宋人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认为：“（《六韬》）要之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清代学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也说：“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近人张烈的《〈六韬〉的成书及其内容》[104]一文则断定为“秦始皇在位时写成”。他们的观点虽不尽相同，差距却也不大，都认为《六韬》作成于秦末至汉初。而笔者认为，他们的说法都存在着一些难以解释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六韬》书中多次提到车兵、骑兵、步兵各自的作战方式和他们之间的配合作战，其中车兵的地位被放在了首位，其次是骑兵，步兵则居于比较次要的地位。这与秦始皇统治时或楚汉之际军队构成及战争的实际情况不符，而很像是战国中期以前的情况。[105]在秦统一以后，车兵的作用已大大降低，其在战场上的主要地位逐渐被步兵与骑兵所取代。第二，在临沂银雀山汉墓中与《六韬》同时出土的《吴孙子兵法》（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尉缭子》等兵书都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六韬》当也是先秦兵书。第三，在《淮南子·精神训》中有“故通许由之意，而《金縢》《豹韬》废矣”一段话。《庄子·徐无鬼》中也称：“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战国策·秦一·苏秦始将连横》记载：“苏秦……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这些古书中提到的《豹韬》《六弢》《太公阴符》如前所述，都与《六韬》有密切关系，均可作为旁证，说明《六韬》的作成不会晚于战国时代，其作者不是秦汉时人。第四，《六韬》书中屡见“凡国有难，君避正殿”[106]、“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107]之类的用语，这与秦汉时期那种封建专制的环境和思想是不相符的。第五，今本《六韬》中有些内容与《尉缭子》几乎完全一致，显然是一个来源，《尉缭子》已被证明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也可以作为《六韬》成书时代的一个旁证。(www.xing528.com)
再来看看“成书于先秦时代说”。在同是认为《六韬》作成于先秦的学者中，意见也有分歧。除了前面已提到的“姜太公亲著说”外，还有“春秋时期成书说”[108]和“战国时期成书说”[109]两种意见。笔者认为，班固对《六弢》（即《六韬》原型）成书时代所作的记述，是目前所见最早和最权威的，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汉书·艺文志》中，班固根据不同的资料来源记载了三种他自己也不敢确定的说法：“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比较这三种说法，笔者认为似以成书于周显王在位（前368—前321）时较为可信，而另外两种说法从时间上看都属于春秋时期，恐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因为：第一，如前所述，《六韬》书中用大量篇幅谈到了车兵、骑兵、步兵的配合作战，虽然有学者考证说“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110]，“姜太公论及骑战是完全可能的”[111]，但征之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还是应当承认，骑兵的大规模使用及车、步、骑三大兵种的协同作战始于赵武灵王在位（前325—前299）时期，可证《六韬》的述作应在此同时或稍后。第二，从篇幅、结构、文字特征、书写条件以及军事思想等方面看，《六韬》都不大可能是商末周初的产物，也与春秋时期的古籍有明显的区别，而同战国时期的诸子书接近，它们大致出于同一时代。[112]第三，“将军”一词，始见于《左传》，将相分职更是到战国时才成定制，侈谈王霸，也是战国时的风气。[113]第四，《六韬》中分别提到了“铁棓维
”“铁槌”“木蒺藜”“铁械锁”“环利铁索”“铁杙”“方胸铁杷”“方胸铁叉”“委环铁杙”等多种铁制兵器，并且详细介绍了它们的使用方法，这些兵器在军事上广泛投入使用当在战国中期以后。第五，《六韬》中论述的军队新式训练法：“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114]战国兵家著作《吴子》《尉缭子》中均有类似内容，它们的成书时间应相去不远。第六，前面提到的《六韬》中“凡国有难，君避正殿”“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等语句，既不像是秦汉时所使用，也非姜太公时所应有。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六韬》既不是春秋以前的典籍，也不是秦汉之际的作品，而是作成于战国中后期的兵家著作。
（二）《六韬》的述作者蠡测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进一步对其述作者进行探讨。首先，姜太公是齐国的创建者，《六韬》托名姜太公所述作，而且其竹书残简出土的银雀山汉墓，其地望在战国时属齐国故地，说明该书当与齐国关系密切。其次，《六韬》一书的哲学思想与齐国的传统吻合，其内容也体现了齐学博采兼收、包容百家的特色。再次，《六韬》中有谈论如何利用渔业资源的内容[115]，有给部队配备“天潢”“飞江”“浮海”“绝江”[116]等涉水渡河器材的记述，还有讲述“与敌人临水相拒”[117]等形势下的战法。总之，各种迹象都使笔者得出这样的看法：《六韬》一书带有鲜明的齐文化特色，如果它确乎作成于周显王在位时的齐国，那么其真正的述作者就呼之欲出了。我们不难想象齐威王田因齐与这部兵书的关系。齐威王的在位时间（前356—前319）同周显王的在位时间正好基本吻合，看来班固的记述并非偶然。而且，齐威王即位后，为从根本上扭转长期积弱、被动挨打的局面，解决当务之急的战争问题，对于军事理论的研究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除了注意提拔、重用当代具有军事理论知识和指挥作战才能的人并鼓励他们撰写军事著作外，还特别注重组织人力对齐国的兵家先贤们治国强兵、纵横天下的事迹和精妙深邃的战略、战术理论进行整理研究。而在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中，聚集着一大批齐国大夫和来自其他诸侯国的学者，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具备编撰兵书的知识和才能。根据有关记载分析，齐威王在位时开始进行的兵书编纂工作规模很大，成果很多，许多著名兵书都是在那个时期编成或基本定型的。[118]我们认为，此时此地同样也最具备完成《六韬》这部兵学巨著的主客观条件。我们有理由相信，班固关于该书作成于周显王时的说法不是无中生有的。
诚然，如果将《六韬》中“姜太公”的某些论述与西周、春秋时代战争情况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渊源。众所周知，齐国具有十分悠久的军事学传统，我们不能排除姜太公时代关于战争问题的零星言论辗转流传到战国时代的可能性。但即使有，也绝对不会是像《六韬》或其前身《六弢》《太公》那样体系完备、篇幅宏大的兵书。
齐威王虽然与姜太公并无直接的血缘关系，但田氏既已袭用了姜姓的齐国名号与疆域，自然也要将其精神遗产全盘继承。威王时铸造的《陈侯因敦》上，铸有“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119]一段铭文，表明了他对黄帝、齐桓公等先贤的敬仰。对姜太公这位齐国的创建者和兵家始祖，齐威王当然也不会不予重视，而对于姜太公（或托名姜太公）传世的零星兵法言论，更会组织长于此道的稷下大夫们精心整理，加以弘扬，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时期不断变化的社会实际和战争形势重新研究，从新的角度进行论述，注入新的内容，从而促成《六韬》（实际上是其前身《六弢》和《太公》各篇）的正式成书。
综上所考，笔者认为，在研究春秋时期乃至商周之际的有关军事思想时，《六韬》可以在某种层面上起到参考作用。该书的作成也有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但从古籍由零星流传到基本定型的质变意义上看，《六韬》应是作成于战国中期的齐国，其述作者是齐威王在位时的稷下大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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