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人格权冲突频繁发生、类型多样。人格权本质上具有无形性，其核心价值（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具有不确定性，容易模糊与他人权利的界域，易与他人的权利发生交叉。加之，当代社会是极度开放的网络社会、多重因素叠加的风险社会、权利意识勃发的法治社会，人格权诉求也更加强烈，人格权冲突就更加明显。人格权冲突中有的属于人格权与公权力的冲突，例如，健康权与公共卫生管理权冲突，隐私权与公证权力冲突[29]，隐私权与警察权冲突，知情权与行政管理权冲突。有的是人格权与私权利冲突，例如，姓名权与商标权冲突，名称权与知识产权冲突[30]，肖像权与网络服务权冲突[31]，个人信息权与企业经营自由权冲突，名誉权或隐私权与个人言论自由权冲突[32]，名誉权与业主监督权冲突。[33]
其次，人格权冲突中的判断难题。传统法采取“侵权归责”的单极思维化解权利冲突，择一保护冲突中的一方：承认受害者的权利，使之享有救济权；不接受实施了违法行为者的权利行使行为，使其承担侵权责任。人格权冲突形式上双方都有可接受的权利，依据冲突程度差别，权利冲突可区分为明显违法与非明显违法。对于非明显违法的冲突行为，法官须综合一切因素才能判断违法性，结果可以多样：可能是择其一优越保护，也可能是互相退让同时并存。表面上看，明显违法的冲突行为适用“侵权归责”未尝不可。然而，何以称得上“明显违法”？有时候并不容易回答。例如，紧急避险也可属于人格权冲突行为，但只有必要合理的避险措施才能导致免责，而为判断必要合理就需要综合衡量相互冲突的两种权利。有的时候这种衡量会遭遇伦理难题。[34]再如，人格权滥用是人格权冲突的特殊形式，是背离权利目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35]所谓背离权利目的就是逾越了权利边界，而滥用人格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行为自由等）是最常见的人格权滥用，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上都没有给人格自由等划定精准的边界，如何判断滥用人格自由是实务上的难题。其中的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均为典型的不确定概念，也无法简明判断其违法性。(www.xing528.com)
最后，人格权冲突对人格权的创新和发展具有重要价值。特别是，当社会发展要求突破已有权利类型或内容时，往往会产生权利冲突。随着对人格权冲突的化解，在个案中可以确定权利边界，久之，在累积形成特定边界的基础上又会产生新的人格权。例如，为化解名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冲突，可以重新确定名誉权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可以产生信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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