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遵循当下人们所认肯的法律的视界，就不难发现，古典中国的法律，绝非有些学者所讲的那样：“除了刑法史的法律史，便觉得空洞无物。”[4]事实上，古典中国的法律，不仅表现为人云亦云的刑法，而且在更加广泛的国家治理范围内都有法律可寻。大体说来，它可分为四个类型：其一，宪制。这里的“宪”，自然不是附会近、现代宪法，不是说把君权置于法下、法内的宪法，而是说古代中国即有治理国家的根本规范。对此，苏力在其《大国宪制》中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5]笔者想在其基础上继续说的是：举凡中国古代的皇帝、宰相、后宫、审判、部门、地方、央地关系制度以及贯彻全国、流传古今的那些制度，都属于中国古代“宪”的范畴。其二，政制。主要指古代中国的官制、编制、考诠、职分、问责等。这方面，古代中国有大量规范性文件流传至今，最著名者，莫过于《唐六典》。对此，学人辄称之为“中国古代的行政法”[6]。其三，礼制。我们知道，“周公制礼”与“皋陶作刑”一样，是古代中国制度发展史上的美谈，也是中国法律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的最重要的事件——所谓“故制礼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7]尽管“礼”的范围可谓广阔无垠，举凡下对上（上下关系）、民对官（官民关系）、卑对尊（尊卑关系）交往中的规范皆可谓礼，因之，“礼”可延伸到宪制、政制和刑制中，但相对而言，礼制就是礼制，它自有其基本边界。一言以蔽之，古人所谓礼，主要是指民事交往的规范。如今大多数学者，都把礼纳入中国法律（制）史研究和考量的范畴。[8]其四，刑制。刑制即刑法规范。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有关理解“法”的主要对象和内容。且至少从《吕刑》开端、中经李悝《法经》、下启长孙无忌等的《唐律疏议》以来，中国历史上大体上一以贯之地以“法典”展现出来的法律形式。刑法乃是违背上述诸法的一种最为严厉的惩戒性规范，因此，不仅有“出礼入刑”，也可以推论说“出宪入刑”“出行入刑”。刑制以及刑法，公认为是不得已而用的规范类型。此即“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为盛世所不尚”[9]的缘由所在。治国者所依赖的规范，倘只着眼于严刑峻法的刑制，那自然是暴政和专制的代称，而绝非真正的“依法治国”“垂法而治”，毋宁说是“依刑治国”“垂刑而治”了。
如上论述表明，当我们理解古人所谓“一断于法”时，站在今天对法的理解视角，理应把彼时的礼纳入如今之法的范畴。这样一来，所谓“一准乎礼”，就有了如今所谓“一断于法”的意蕴了。只是和我在本文中有关“一断于法”的界定相比较，前者仍然是一个立基于法（刑）比较的价值性概念，是容纳规范内容的范围较小的概念，而“一断于法”的法，在内，是包括了现代所有法律——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程序）法、国际法等在内的所有法律。一方面，法律对其他所有社会规范具有调整力或辐射性；另一方面，当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发生冲突时，必须以法律作为至上的规范予以统调。借此，也不难发现本文有关“一断于法”的基本含义。[10]
在本文中，结合“一断于法”与国家治理的关系，笔者则强调所谓“一断于法”，是指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法律是具有最高效力的规范依据：第一，法律高居于任何具体的个人之上，也高居于所有社会团体之上；第二，和其他任何社会规范相较，法律在效力上不但是最高的，而且对其他社会规范具有效力的辐射性和涵盖性；第三，国家—公共治理中的规范依据，必须依据法律展开。具体而言这又包含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政府主体出面的公权国家治理，其权力根据必须法定，不能推定。凡法律未规定者不得以权力之名推进。权力对社会的治理，即便是依法展开的，哪怕是依职权进行的，也属于“他治”的范畴。其二，社会交往中的日常治理，主体之间需要根据法律的约定订立契约，以实现契约交往的“互治”，除非主体之间的“互治”受到干扰，出现“互治不能”的情形时，才需要或应请求，或依职权而出面的政府主体之治理。其三，社会个体的治理，采取法律授权下的自治——我的事情我做主。它是一项法律（不一定是法定）权利范围内的事项。它意味着：一方面，只要法律明令授权，主体就可以自治地选择；另一方面，即便法律没有授权，但也没有明确禁止，可被推定为在法律权利的射程之内，从而以“推定权利”的原理处理，即法不禁止即自由，法不禁止即自治。(www.xing528.com)
对理解“一断于法”而言，除了从如上基于法律的三种不同治理之视角理解外，还不得不涉及另一种情形：社会治理面对的规范，自来是多元的，绝非法律一种，甚至在法律社会学者和法律人类学者看来，法律本身，也是多元的，这即所谓“法律多元论”[11]。倘若这些多元规范的内部关系是融贯的，倒也无妨，但一旦这些多元规范间是冲突的，这对国家治理而言，意味着什么？是以其他规范解构法律，还是以法律规范或结构、或斥除其他社会规范？“一断于法”的理念，自然要求的是后者，法治理念也自然青睐的是后者。
这样一来，究竟什么是“一断于法”，就不难得出结论了：所谓“一断于法”，是指国家治理的规范根据，必须以法律为准。无论个体依据权利的自治，社会依据契约的互治，还是政府依据权力的他治，都必须坚持垂法而治。当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融贯时，可以共用，但当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出现冲突时，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准，处置和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既然“一断于法”是关乎国家治理的关键所系，那么，什么是“国家治理”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