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地瓷器的制造不同于陶器的土生土长，各种传说与史料证据都表明其是一种与内地交流互动而获得的技术，特别是与汉地茶文化的传入有关——不管是文成公主带去的瓷杯，还是吐蕃藏王到汉地学习造瓷碗。明清时期的考古证据更能体现内地流行的青花瓷器对藏区审美的影响——普布瓷窑产品多为白底蓝彩的器物。但正如汉地茶文化传入藏地，藏人发展出了其独有的酥油茶文化一般，在引入瓷器之初，其统治者便颇为用心的建立起一套藏地独有的瓷器系统（如命名、外形、纹饰等），以别于汉地，努力打造一种属于藏地瓷碗的独特文化，这无疑也是对大中华瓷器文化的有益扩充与发展。
藏区瓷器的生产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到清末藏区瓷器生产仍不能自给[46]。其中原因除了西藏植被总体不似内地产瓷地区丰茂（从文献和考古证据来看，制瓷一直集中在植被相对丰茂的山南地区），有天然的劣势之外，或还因为简便易行、价格低廉的土陶器制作在藏地一直兴盛，已经满足了大多藏人的需求，瓷器的制作与发展的动力变小。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在清末，瓷器已被当时驻藏大臣认为是藏区的百姓日常所用之物外，以上历史记载与考古证据中都显示瓷器在藏地的起源、制造皆与上层行为密切相关。传说与史料来看，不管是文成公主和智者的传说，还是关于吐蕃藏王的记载，都与当时吐蕃王室有关。考古资料显示，瓷窑的管理者和其产品的订制者也均为庄园主一类的上层大族，上层有限的瓷器需求并不能为藏区瓷业带来广大的市场与生产动力。且上层的购买能力使之可以直接到瓷器质量上佳的内地制瓷市场进行购买，现今可见的部分藏于藏地精美绝伦的元明清时期藏式瓷器，正是当时藏地上层来内地直接购买的产品。另外，中央赐予的具有藏文化装饰的赏赉瓷，除纯粹政治因素外，或也有对于藏地上层使用需求的考虑。
【注释】
[1]原料上陶为陶土、瓷为瓷土，温度上瓷的温度一般要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陶器一般温度在七八百摄氏度之间，成品来看，一般瓷吸水性弱、胎质好的具有半透明性，多上釉；一般陶器吸水性强，没有透光性，一些施低温釉。李辉柄.略谈瓷器的起源及陶与瓷的关系[J].文物，1978（3）：75-79.
[2]如原料选择阶段，淘洗阶段，制泥阶段、拉坯阶段、烧窑阶段陶器与瓷器制作相差无几。陶器的制作对于瓷器有一定程度上的借鉴作用，应该可以说是陶器工艺的发展最终促成了瓷器的出现。李辉柄.略谈瓷器的起源及陶与瓷的关系[J].文物，1978（3）：75-79.
[3]在中国陶瓷史的所谓“原始瓷”中可以看到陶器制作向瓷器制作转化的证据，其中包含了原料的改进，窑炉技术的提升等等。
[4]《西藏王统记·迎娶甲木萨汉公主》中有载，“于是公主同侍女等，来伦布噶处谓曰：‘大伦……汝之境内，有陶土否？有多生神否？有马兰草否？有蔓菁否？’如是发问已，噶答曰：‘馀物皆有，唯无蔓菁。’遂携蔓菁种子。” 书中另载，文成公主极为伤心，回忆往昔时，弹琵琶唱到，“女离乡远适，送觉阿像来，送占星学来……来为乳取酥，来为酥变酪，来为细纺丝，来为篮作绳，来为陶变缶，来为安水碾，来携蔓菁种。” 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69，76.
[5]《新唐书》中对当时吐蕃的器物及饮食习惯进行了这样一番描述，“其器屈木而韦底，或毡为盘，凝麨为碗，实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浆以饮。”（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全二十册）[M].中华书局，1975.卷二百一十六上列传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6]说文解字中有解释到“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鼔之以节歌”。另《西藏王统记》有记载，“来为陶变缶” 。（东汉）许慎.注音版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5.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69，76.
[7]索南坚赞生于元仁宗时期（公元1312年），卒于明太祖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后记交代的成书年代在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4.
[8]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民族出版社，2000：6.
[9]曹国宁.论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历史贡献[J].河西学院学报，2013，29（3）：84-88.
[10]新石器文化时期距今约为10000年-4000年。（美）杰姆斯·布朗.作为经济过程的陶器起源[J].潘艳，陈虹译.南方文物，2011（1）：179，182-190.
[11]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6.
[12]海拔高处，植被相对稀少，这使制陶缺乏相应的植被原料。又非传统农耕区域，陶器使用在游牧中使用不便。李玉香.关于西藏早期陶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J].中国藏学，1997（2）：93-100.
[13]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15-133.
[14]付火水，罗亨江.历史地理学视角中的景德镇陶瓷生产[J].中国陶瓷，2008，44（3）：46-48.
[15]古格·齐美多吉.西藏地区土陶器产业的分布和工艺研究[J].西藏研究，1999（4）：25-37.
[16]李月英，李晓斌，陈平.尼西土陶[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111-118.
[17]遗址位于山南地区扎囊县结林乡赞域村，现将遗址情况简述如下：遗址约25万平方米。附近山上出红色黏土，为制陶原料，山上亦出产装饰陶器的红色颜料。陶瓷以砂陶为主。制作陶器的轮盘是圆形陶质。遗留下的工具有刮刀、竹签、牛角等。器型有罐、瓮、壶、灶、盆等。比较难得的是，赞域发现了简单的陶窑，具体形象是地面下的方形坑，这比起平地堆烧是一种进步。且从烧制的温度看，后期遗址高于前期遗址。手制一直是藏区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所采取的制作器身的主要方式，在曲贡遗址中虽然出现了轮制器物，但数量极少。纹饰的制作工艺主要以刻划为主，另外还有抹刷、附加堆、剔刺、压印、彩绘、拍印、镂孔等工艺。器物外形和纹饰外形已经较为丰富，并各具有一定的地区特点。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58-159.
[18]李玉香.关于西藏早期陶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J].中国藏学，1997（2）：93-100.
[19]焦治平.论藏族的丧葬风俗[J].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03，14（3）：3-8.
[20]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224 -270.
[21]《西藏王统记》中关于文成公主修建大昭寺有载：“次于其上辅以木板，板上在铺砖石，以熔铁汁使其凝固”、“尔时王以酒食，赏赐藏民，恣其满足，然后委以劳役。如令引砖，或令筑土，或为上泥，遂将殿堂下层修造完竣”，其中的砖便是陶制品。索南坚赞.西藏王统记[M].刘立千译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81，84.
[22]桑耶寺于8世纪末初建。李玉香.关于西藏早期陶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J].中国藏学，1997（2）：93-100.(www.xing528.com)
[23]古格王国大致存续于公元10世纪-17世纪中叶。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65.
[24]王伟.藏传佛教模制泥像擦擦述议[J].丝绸之路，2013（10）：36-37.
[25]吕春祥.“擦擦”造像艺术的功能性特征研究[J].西北美术-西安美术学院学报，2008（4）：50-52.
[26]索南才让.“擦擦”与佛塔[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112-114.
[27]清末民国年间的旅藏英人麦克唐纳在观察当时的拉萨商业市场后特别提到，“西藏只出产了陶土器皿，所以空瓶是最需要的对象，并可得到高贵的价格”，这里空瓶是何材质不得而知，应是非陶质的，但可以推知陶器的使用在藏区至清末仍很常见，价格也是相对低廉的，地位不高。（英）麦克唐纳.旅藏二十年[M].上海：商务印书馆.孙梅生、黄次书译.1936：18.
[28]《当木错》等藏史资料中有丰富的记载，松赞干布墓室中的随葬品有大量金银器、铠甲、武器、鹿皮、珍珠、宝石等等。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245.
[29]《公主带来龙纹杯》的故事为，“龙纹茶杯啊，是公主带来西藏，看见杯子啊，就想起公主慈祥的模样……”。张继文.从现存若干文物文献看文成公主入蕃对唐蕃经济文化的影响[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4，35（8）：118-123.
[30]这里藏王指的是都松莽布支、或称都松芒波杰，676-704年在位。恰白·次旦平措，吴坚，诺章·平措次仁.西藏简明通史[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42-43.
[31]古格·齐美多吉.西藏地区土陶器产业的分布和工艺研究[J].西藏研究，1999（4）：25-37.
[32]制瓷的智慧之人名叫普·班衮赤烈，为“扎囊四智者”之一，“四智者”均为西藏出名的工匠。传说普·班衮赤烈出生于扎囊县扎塘镇蒲巴村，所制瓷器被称为“扎嘎”或“噶玉普嘎”，是白底蓝花的高级细瓷，全藏闻名。索朗旺堆.扎囊县文物志[M].拉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1986：18.
[33]关于瓷器在藏地产生的最重要的记载当属《汉藏史集》中关于“茶叶和碗在吐蕃出现的故事”，这一故事发生在藏王都松莽布支时期（松赞干布曾孙）。从记载中可窥见瓷与茶的密切关系。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06.
[34]郑炳林.法国藏学精粹[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474-490.
[35]关于都松莽布支的记载，成书稍前的《红史》中颇为简略，只是称其在位的时候，吐蕃出现了很多“茶叶、器乐”。茶叶单列，在藏地地位重要，且与瓷器出现密不可分。红史成书于1363年。蔡巴·贡噶多吉.红史[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33.
[36]恰白·次旦平措，吴坚，诺章·平措次仁.西藏简明通史[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6：42.
[37]《汉藏史集》中提到茶叶来自汉地密林，藏王都松莽布支认为引用这种汉地饮料，不能用“玛瑙杯”、“金银等珍宝制做的瓢勺”，而要用汉地皇帝的“碗”。而此时内地属唐代，唐代饮茶的风尚和用器可从陆羽的《茶经》中窥得一二，饮茶所用之碗，唐人已颇为讲究，陆羽按瓷窑所在地对碗进行了分级，“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且大论邢瓷不如越瓷三大原因，笔者以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所衬茶色效果——“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绿色更佳。由此可见唐代饮茶用的碗，已经很明确有瓷制品了，因此藏王都松莽布支要仿造的汉地的碗中也应含有瓷质的。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5.（唐）陆羽.茶经[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6：11.
[38]本来一开始藏王只是想从汉地皇帝处直接要来，但是汉地皇帝不肯，只愿意派造碗工匠前往，迫使吐蕃藏王自己制造，工匠告诉藏王的制碗原料有，“上等的用宝石，中等的用石疖，次等的用白石头”，其中的“石疖”和“白石头”在1988年被学者嘉措·次仁考证为高岭土和白不子土，这无疑是两种十分重要的制瓷原料。而“宝石”是否是一种制瓷原料，仍有诸多疑问，在前人研究中学者安娜·莎耶认为这较大概率是一种高级瓷碗的制作原料，但安娜·莎耶还提出一种可能——与来自印度的“天神宝石”有关，虽然对于这一猜测安娜·莎耶自己并没有提出太多证据。提出印度“天神宝石”一说其原因或是由于汉地工匠口中的上等宝石原料，在《汉藏史集》的记载中还与一个印度传说有关。这个传说故事是由作者达仓宗巴听取洛追贝桑等学者的意见所记录的，作者认为龙纹碗最先来源是在印度。印度商人跨海取宝，在海里发现十六只碗中的两只，对扣着被置于光芒四射的宝盒中，商人让鹏鸟将两只碗取出，于是碗口有了大鹏的牙印。另外，碗上还有象征受人尊敬的骆驼蹄印，标志大地统治者的大象驮宝的痕迹，代表家畜繁盛的马蹄印，暗示统治水源饮品充足的水懒捉鱼的痕迹，象征战胜外敌的勇士挥剑的印迹，表示美食丰足的贤者置镜的痕迹。将对扣两碗分开，其中还有如意宝。传说阿育王曾用这两碗饮用过狮子奶水，此二碗后来还作为印度迦吡罗卫城神庙的主供品出现。这两只碗一直有仿制品，在吐蕃仲年德如王时期被传入藏地，被国王收藏。后在都松莽布支时期，派工匠在索那唐波且（山南地区结琼县附近）烧造，工匠以珍宝为原料按听说的式样烧制了上中下三等大小不同的三十二只碗。上、中等为白色，下等多为青色。藏区称之为用珍宝制成的龙碗。若透过这一印度的龙碗传说来对汉地工匠所提出的“上等的用宝石”加以理解，必须注意到，印度龙碗的制造原料或材质并没有在达仓宗巴的记录中明确指出，但其复制品在吐蕃曾经存在过，对复制品用了“烧制”二字加以描述，这与瓷器的制作表达相符，在藏人的印象中龙碗本身作为瓷器的可能性也增大了一层，而印度“天神宝石”作为制碗原料这一说法或许只是后来藏地盛行佛教之后出于对佛法起源地印度的尊重构想出来的一个神话而已。就算承认这一传说，而《汉藏史集》中所载的关于这些龙碗的烧制情况，“以珍宝为原料按听说的式样烧制”，让人读来未免感到印度龙碗在都松莽布支时期或已失传，其式样还有记载而原料已经无法可考，因此较为合理的推测是吐蕃工匠仍参考了汉地工匠的意见来制作龙碗，包括对于原料的选择。而这一原料最后呈现的色泽——龙碗成品的颜色呈白色或青色，却更给人一种可能为白瓷或青瓷的推想。总之，以上种种迹象都较为支持“宝石”是高级瓷器的制作原料的推断。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06，149-150.郑炳林.法国藏学精粹[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485.
[39]兴寿碗又被分为六个种类，按国王命令制作的上、中、下三个等级的碗分别被称为“夏布策”“南策”“襄策”。这三等之外还有三种碗的类型，被命名为“特策”“额策”“朵策”。这里十分强调“兴寿碗”为藏地独创。从碗的命名来看，等级观念森严，而上三等的碗根据如上原料分析几乎可以确定为瓷器，则可从一个侧面探知瓷器在藏地的地位。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06.
[40]“碗口宽敞、碗壁很薄、腿短、颜色洁白、具有光泽”，壁薄、色白、光泽等字眼，都颇符合上等光洁的白釉瓷器的特征。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5.
[41]“上等的碗上应绘鸟类口衔树枝的图案”，暗示了美丽的小鸟为重病的藏王衔来茶叶枝条的故事，小鸟连续两日的啼叫终于让都松莽布支注意到了茶叶的存在，服后大好，赞茶“能养身体，是治病之良药”，而派忠臣去寻，小鸟因为直接为王带来了福音，其衔茶树枝的图案便成为了上等碗的标志；“中等的碗上应绘鱼在湖中游”，则指的是大臣为王寻茶过河去汉地树林的故事，大臣在边境望见在汉地树林中有茶树的存在，但从吐蕃边境到汉地密林必须经过一条宽阔的大河，大臣觉得难以过去，但忽然发现一条大鱼游了过去，便知道河阔而不深，沿着大鱼的路线趟过大河，认为大鱼的出现是“鱼王”引路，故将这此“鱼王”的造型绘在茶碗上；“下等的碗上应绘鹿在草山之上”，是为了纪念鹿将茶树枝驮回吐蕃的故事，寻茶大臣涉河成功，得到茶树枝，但绝对回程太遥远，苦于没有畜力可用，此时忽一白色母鹿跑来，大臣和母鹿协力将茶树枝运回吐蕃，因此鹿纹也被记录在了茶碗上；在这三等之下的碗（即“特策”“额策”“朵策”）上绘制的纹饰便不受约束，可由工匠们自己决定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M].陈庆英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104，106.
[42]据说日喀则制作的瓷器胎体厚重，色彩主要为黄色、酱紫色，其烧造过的瓷器上有八吉祥纹、莲瓣纹。石柱，冷健.介绍西藏文管会库藏的一件青花藏文高足碗[J].文物，1981（11）：75-76.
[43]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59.
[44]罗绒战堆.略述西藏民族手工业之格局与发展[J].中国藏学，1992（3）：24-35.
[45]普布瓷窑是属于当时的“普布庄园”的，该庄园专门管理该瓷窑的瓷器烧造。普布瓷窑遗址的现状大致如下：瓷窑作坊遗址的位置在一较高的山岗上，瓷窑作坊为三层石砌楼房（这也是现今山南地区仍可见的传统藏式民居，而这种瓷窑形态确也是中国现今发现的一种藏区独有的瓷窑形式），第一层北墙无窗用以瓷器制作，第二、三层四壁有窗用以瓷器阴干。普布瓷窑产品外形皆为白底蓝花瓷器，胎质薄而轻盈，器形主要为高足碗（杯）、大喇叭口碗等，一般无款，少数有制造者的家族名或世号；产品销售范围广，全藏至尼泊尔、印度都可得见。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西藏自治区志·文物志（上）[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59.
[46]在驻藏大臣张荫堂给朝廷的奏折中便提到，藏人需要“学制磁器”“洋磁杯盘”，其目的是“各种民间日用之物”能“不假外求”。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上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1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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