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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湾区城市文化流动指数分析报告

时间:2023-08-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湾区主要城市的人员流动分项指数中,纽约位居第一位,随后是中国香港、东京、旧金山、圣何塞和深圳。表9航空旅客吞吐量在国际游客人数方面,东京、纽约和中国香港位列前三甲,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在资金流动指数的综合排名中,东京和纽约位居前两位,两者评分非常接近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呈现共同领跑的趋势。

2020湾区城市文化流动指数分析报告

1.人员流动

人员流动是湾区流动性的重要内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聚集已经成为湾区及其主要城市的核心竞争力要素之一。在湾区主要城市的人员流动分项指数中,纽约位居第一位,随后是中国香港、东京、旧金山圣何塞深圳。在六个城市中,深圳位居最后一位,并且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较为明显。中国香港在人员流动指数上的表现较为抢眼,仅次于纽约位列第二位。

表7 人员流动指数排名

人员流动一级指标包括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人员流动数量和流动结构,前者体现为航空旅客运量和国际游客数量等国际人员流动的流量,而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员流动所产生的结构,即大学生比例和外国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人员流动数量方面,纽约依旧位列第一,而东京超过中国香港升至第二位,并且与纽约非常接近,中国香港位居第三。而在流动结构方面,圣何塞和旧金山表现优异,分列前两位,纽约和中国香港紧随其后。从流动数量和流动结构来看,纽约和中国香港较为均衡,东京和深圳的流动数量明显优于流动结构,而圣何塞和旧金山则相反,在流动数量方面的表现明显优于流动结构。在人员流动的数量和结构方面,香港的表现较为均衡,而深圳在流动数量方面的表现相对好于流动结构。

表8 人员流动数量和流动结构的得分情况

在表征人员流动数量的航空旅客吞吐量指标方面,纽约和东京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中国香港、旧金山和深圳处于第二梯队,圣何塞明显落后。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ACI)发布的2017年全球机场旅客吞吐量排名,东京羽田机场以约8500万人次排名全球第四,中国香港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约7300万人次,位居全球第八。尽管在单个机场榜单中纽约肯尼迪机场仅位列第二十二位,但纽约大都市区的肯尼迪、纽瓦克、拉瓜迪亚和斯图尔特机场群的客流量世界上位居前茅,在2018年完成旅客吞吐量超过1.38亿人次,并较2017年增长4.5%。值得注意的是,同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东岸且彼此相邻的中国香港和深圳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合计达到1.22亿人次,已与东京湾区基本持平。但为强化港深两地机场在人员流动方面协作,应进一步加强两地机场与城市之间的相互连通性,充分发挥这对相互临近但又各具规模的机场之间的合力作用。

表9 航空旅客吞吐量(百万人次)

在国际游客人数方面,东京、纽约和中国香港位列前三甲,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位列第五,次于旧金山,但明显领先于圣何塞。事实上,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开数据,香港每年境外游客数量超过6000万人次,2018年访港旅客约6515万人次,但其中大部分为来自中国澳门和内地的游客,超过5100万人次。即使扣除这部分之后,香港的国际游客数量也超过每年1100万人次,位居前列,这使得香港一直以国际化大都市的特色而闻名。相比之下,深圳每年吸引的国际游客数量仅为173万人次,与东京、纽约和中国香港相比仍有巨大差距。

表10 每年吸引国际游客人数(万人次)

人员结构方面,排名前两位的是旧金山和圣何塞,每10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均超过8000人,是深圳的四倍以上。尽管旧金山和圣何塞的城市总人口规模较小,但其依托于高教育素质的人口结构,长期以来在科技创新领域享誉全球。相比之下,深圳目前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供给短板明显,每10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不到2000人,在六个城市中最低,且与其他五个城市差距较为明显。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高端人才吸纳将是深圳需要重点加强的方向。中国香港在这方面好于深圳,与东京接近,但与美国的三个城市仍有较大差距,仅位列第五。

表11 每10万人拥有大学生数量

在外国出生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这一指标中,深圳和东京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深圳比例最低,外国出生人口占比不到1%。而中国香港、圣何塞、纽约和旧金山的这一比例均超过30%,一方面在于深圳和东京本地人口基数较大,另一方面体现出中国香港、圣何塞等地的多元文化基础,更多的外国人选择在这些城市长久定居。

表12 外国出生人口比重(%)

2.资金流动

在资金流动指数中,从投资强度和资金流控制能力两方面综合评价资金的流动性。投资强度的主要测量指标有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和风险资本占GDP的比重,资金流控制能力选取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和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

在资金流动指数的综合排名中,东京和纽约位居前两位,两者评分非常接近且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呈现共同领跑的趋势。事实上,在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中,以资金流动和控制为主要表现的金融业就处于核心地位,而纽约、伦敦和东京被认为是领跑全球的全球城市。随后是圣何塞和旧金山,处于资金流动指数的第二梯队。深圳和香港较为接近,处于第三梯队。由此可见,资金流动性是粤港澳大湾区需要着重加强的一个方面。

然而,资金流动性在投资强度和资金流控制力两方面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在投资强度方面,纽约和圣何塞的整体表现最好,但纽约的主要优势在于外商投资的比重,而圣何塞的主要优势则在于风险资本的比重,这取决于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和圣何塞作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地位。

表13 资金流动指数排名

纽约外商投资占GDP的比重远远超出其他城市。截至2018年6月,纽约共聚集99家保险商业银行、42家保险储蓄银行、1658家证券公司、640家保险公司,以及众多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汇聚了纽交所、NASDAQ、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全球性证券交易所。

圣何塞和旧金山是以科技创新著称的旧金山湾区的两个中心城市,在风险投资方面的表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18年硅谷的风险投资金额为654亿美元,占全美风险投资总额的34.7%,活跃投资者占全美风险投资者的43%。圣何塞和旧金山的风险投资占GDP比重分别达到6.9%和4.6%,是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引领全球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来源所在。

东京在资金流动性的总体排名位列前茅,但在投资强度方面却处于六个城市中的最后一位,外商投资和风险资本占GDP的比重都处于较低水平。20世纪90年代,东京曾经是重要的亚洲金融中心,处于巅峰时期的1990年和1991年,在日本上市的外国公司曾高达125家。截至2018年年底,在日本证券交易所(JPX)共有上市企业3655家,其中外国公司仅剩五家。东京风险资本的比重更是位列六个城市的最后一位,并且与香港和深圳有一定差距,这可能与东京科技行业以大型企业为主体、需要风险资本孵化的初创企业较少有关。

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和深圳两个城市在投资强度方面的表现较为接近,并且在风险资本比重方面的表现相对好于外商投资比重。深圳被誉为中国“硅谷”,具有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成为很多初创企业的发源地。深圳还是全国重要的金融交易中心之一,集聚了一大批先进制造业和科技上市公司。2018年深交所新增上市公司48家,截至2019年11月,共有2226家上市公司。深圳的风险投资非常活跃,全市拥有VC/PE机构累计5万家,目前正致力于打造国际风投创投中心城市。

香港是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是亚洲的风险管理枢纽。中国内地为香港金融市场、金融供给和金融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支撑。2009年以来,香港迅速跃居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之一,全球超过七成的人民币跨境支付都经由香港处理。截至2018年年底,香港联交所共有2315家上市公司,当年新增上市公司218家。截至2019年9月底,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内地企业共1146家,总市值占67.5%。香港是海外企业“走进来”、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资金来源地,内地相关贷款规模由2009年的低水平大幅增至2019年约4.6万亿港元,占香港银行贷款总额约45%。

资金流控制能力主要通过世界500强和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来衡量。在这方面,东京和纽约领先于其他城市。东京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超过30家,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超过200家,在六个城市中均遥遥领先,展现出了东京在世界龙头企业方面的突出优势。排名第二的纽约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约为东京的一半,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不到东京三分之一。这也与东京和纽约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有关。旧金山湾区的两个城市在资金流控制方面的表现处于最后两位,虽然旧金山和圣何塞在吸引风险资本的初创企业方面表现优异,但在世界500强和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却呈现相反趋势,尤其是在世界500强企业数量方面,这正凸显出了旧金山湾区的企业发展特点。

表14 外商投资、风险资本占GDP比重(%)

深圳和中国香港的资金流控制能力好于旧金山和圣何塞,分别位于第三和第四位,但与东京和纽约存在明显差距。深圳凭借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积累,在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方面具有较好表现,但在世界500强企业的培育方面仍需努力。而香港虽然全球500强企业数量多于深圳,但在全球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方面却位于六个城市的最后一位,反映出香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乏力。

表15 资金流控制能力指数

表16 世界500强和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数量

3.物资流动

物资流动按照物资运输量、服务机构和城市对外贸易一体化程度三个二级指标进行测度。

在物资流动的总体排名上,中国香港位列第一,且领先第二名较多。

东京和深圳紧随其后,分列第二和第三位,两者较为接近。纽约位列第四,而旧金山和圣何塞排名最后,且与其他城市差距较为明显。

表17 物资流动指数排名

物资运输量主要使用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航空货物吞吐量来衡量。港口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依托港口运转的全球海运贸易约占全球贸易运输总量的80%。而在新经济逐步崛起的当代,航空运输由于快速高效的特点,也在物资运输方面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物资运输量方面,同处粤港澳大湾区的香港和深圳的表现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深圳和香港的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位于六个城市中的前两名,并且优势明显。根据英国《劳氏日报》发布的2019年全球百大集装箱港口最新榜单,深圳港全球第四、中国香港港第七、纽约港第二十三、东京港第三十五。2018年,尽管世界经济形势复杂,深圳港口吞吐量继续保持着稳定增长,货物和集装箱年吞吐量均取得历史新高。港货物年吞吐量突破2.5亿吨,同比增长4.1%。集装箱年吞吐量完成2573.5万标箱,同比增长2.09%。在航空货运量方面,香港位于六个城市的首位。香港机场自2010年以来连续九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而深圳则落后于东京和纽约,仅位列第四位。与港口运输相比,深圳在航空运输方面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相比之下,旧金山和圣何塞并不以经济体量和制造业见长,其港口和航空货运量均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并且,旧金山湾区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并不位于旧金山和圣何塞两个城市,而是奥克兰港。它是全美第五大集装箱港,2018年共处理255万个标准集装箱,超过旧金山和圣何塞的总和。旧金山机场和圣何塞机场是旧金山湾区货运量最大的两个机场,但与其他四个城市相比仍有明显差距。

表18 航空货运量(万吨)和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TEU)(www.xing528.com)

国际贸易服务机构数量方面,东京位列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纽约位居第二,虽然与东京的差距明显,但依然遥遥领先于其他四个城市。这说明,在六个城市中,东京和纽约在国际贸易服务方面的优势极为明显。虽然深圳和香港在出口贸易方面具有优异表现,但在国际贸易服务机构数量方面却位于六个城市中的最后两位,仅为东京的6.1%和4.6%。

表19 国际贸易服务机构数量

贸易一体化通过出口依存度指标来衡量,即出口产值占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反映特定区域或城市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

香港的出口依存度最高,达到146%,2018年香港地区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比上年增长了约5%,总量接近1.2万亿美元。其中出口的商品总额约为5692.4亿美元,而2018年香港GDP为3629亿美元。香港如此高的出口依存度也与它作为中国内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中介的作用有关,香港的发展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进程密不可分。在早期包括深圳在内的珠三角地区“前店后厂”模式,就是以香港作为主要的投资者和面向国际市场的销售者。

深圳的出口依存度约为67%,位居第二位。深圳作为中国的经济特区之一,是中国首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在对外贸易上具有先发优势和地理位置上的优势。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8年深圳进出口总值为2万亿元,出口规模1.63万亿元,连续26年位居内地第一。跨境电商、全链条的一体化加工贸易、优良的投资环境都是深圳出口贸易的优势所在。

表20 出口依存度%(出口/GDP)

其他城市中,只有东京的出口依存度与深圳具有一定可比性,而美国的三个城市的出口依存度低于8%,这是因为美国极其广阔的国内市场以及较大的经济体量,这三个城市的经济产出中相当大的比例是面向国内市场。

4.信息流动

信息技术流动领域,主要按科技交流、文化交流和信息流动中介三个类别进行评价。总体排名情况是东京、纽约居于领先位置,随后是圣何塞、中国香港、旧金山和深圳。

表21 信息流动分项指数得分

科技交流选取每万人专利数量进行衡量。

圣何塞作为硅谷所在地区的首府,被誉为“硅谷之心”,Adobe、思科、eBay等公司总部坐落于此,同时集聚了众多科技型企业,创新氛围尤为浓厚,专利数量在六个城市中位居第一。

东京集聚众多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和研发投资2500强企业,创新研发也较为活跃,每万人专利数量位列第二。

深圳在当今全球创新网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华为腾讯、大疆、中兴等科技企业成为主要的创新主体并表现出强劲的创新潜力,每万人专利数量在六个城市中排名第三。

纽约和中国香港作为国际性的金融中心,服务业占据主导,专利数量相对其他城市规模较小。

表22 每万人专利数量

在文化交流领域,主要采用文化节数量和使领馆数量作为测度指标。综合来看,纽约得分最高,其次是东京、圣何塞、旧金山、中国香港,深圳得分值最低。

在使领馆数量指标中,纽约显著高于其他城市,国际开放程度最高。其次是东京,中国香港、旧金山和圣何塞的使领馆数量相当。珠三角地区使领馆主要分布在省会广州,因此深圳目前没有使领馆布局。主要文化节方面,纽约作为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汇聚了大量世界上领先的文化艺术思想和前沿的文化艺术工作者,文化节数量远高于其他城市。东京也是闻名世界且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中心,文化节数量位居第二。之后分别是圣何塞、旧金山和中国香港。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缺少历史悠久的文化遗存,文化软实力相对较弱,拥有文化节数量较少。目前深圳正在加快建设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和彰显国际文化软实力的现代文明之城。

表23 文化交流得分

表24 使领馆数量和主要文化节数量

信息流动中介主要选取ICCA国际会议数量和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人数两项指标进行测度,其中高端专业服务人员主要包括四大事务所的律师会计师和咨询顾问。东京在信息流动服务中介方面处于领先水平,随后是纽约、中国香港、圣何塞和旧金山,深圳得分最低。

表25 信息流动中介得分情况

ICCA国际会议数量方面,中国香港国际会议市场规模较大,举办数量位列亚太地区第三位,在六个城市中处于领先。日本是亚太区举办国际会议最多的国家,东京2018年共承办123场ICCA国际会议,在六个城市中排名第二,成为全球知名的会议中心。纽约市共举办49场ICCA国际会议,位居第三,之后是圣何塞和旧金山。深圳共举办12场ICCA国际会议,会议会展产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深圳会议会展产业正在快速崛起,深圳也在积极通过国际会展中心等大型场馆建设,弥补大型会议场地不足的短板,打造全球知名会议目的地。

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从业人数方面,纽约和东京分别位于前两位。圣何塞与旧金山属于第二梯队,中国香港和深圳高端专业服务人员的人均规模最低,其中深圳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从业人数仅为纽约的7%。可见深圳需要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提升高端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对信息技术流动的支撑和保障。

表26 ICCA国际会议数量

表27 每万人高端专业服务从业人数

5.流动环境

要素流动环境从经济条件、硬件环境和营商环境三个方面来衡量。在要素流动环境的总体排名中,圣何塞处于第一位,旧金山和纽约紧随其后处于第二梯队,中国香港和东京处于第三梯队,而深圳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较为明显,排在最后一位。

一般而言,强力的经济条件是要素流动的重要基础。在经济条件的分析中,主要使用人均GDP来衡量。在这方面,美国的圣何塞、旧金山和纽约位列前三甲,展现出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东京紧随其后位列第四,而中国香港和深圳处于最后两位。

表28 流动环境得分情况

表29 人均GDP(美元)

要素流动需要良好硬件环境提供载体,主要通过人均商务热点数量和全球机场通达性来衡量进行评价,前者是信息化时代商务活动的重要保障,后者则是国际商务往来的主要交通途径。在每万人拥有的商务热点数量,圣何塞和旧金山位居前二,相比于其他城市的优势明显,而其他四个城市的水平较为接近。在全球机场通达性方面,纽约遥遥领先,东京位列第二但与纽约的差距明显,中国香港和旧金山紧随其后分列第三和第四位,深圳和圣何塞的全球机场通达性较为接近,位于最后两位。在硬件环境方面的总体表现上,深圳与其他五个城市的差距仍然较大。

表30 硬件环境对比

表31 营商环境指数

营商环境的含义较为广泛,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指数来衡量。在这方面,六个城市的表现整体都较好,评分都在80分左右,差距并不明显。其中,中国香港的营商环境指数最高,而纽约、旧金山和圣何塞的评分相同,并列第二。深圳和东京的营商环境指数相同,位列最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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