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谓居今世而言学问，无所谓中学也，西学也，新学也，旧学也，今学也，古学也，皆偏于一者也。惟能贯古今，化新旧，浑然于中西，是之谓通学，通则无不通矣。仲尼、基督、释迦，教异术也。贯之以三统，由浅入深，不淆其序，三教通矣。君主、民主，政异治也。民愚不能自主，君主之，唐虞三代是也；民智能自主，君听于民，泰西是也。而凡所以为民，是政通矣。号之曰新，斯有旧矣。新实非新，旧亦非旧。惟其是耳，非者去之。惟其实耳，虚者去之。惟其益耳，损者去之。是地球之公理通矣，而何有中西，何有古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2月15日）
览《天演》下卷论终。严复序谓：大《易》以自强不息为乾，即天演家本力长存之说。其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息，即世界毁于均平散力之说。又云：《公羊》、《春秋》之旨，多与群学之公例合。又曰：泰西名学，所以求事物之故，以察往知来也。有内导之学焉，有外导之学焉。司马迁曰：《易》本隐。以之显，外导之学也；《春秋》推见至隐，内导之学也。内导云者，致曲而概其全，审微而得其通；外导云者，据公例以例余事，设定数以逆未来者也。语极是。愚谓额拉氏所持有已与将，而无可指之今，极有理。今日中西学问之分界，中人多治已往之学，西人多治未来之学。曷谓已往之学？考古是也。曷谓未来之学？经世格物是也。惟禅道之学，能察往知来，不在此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5日）
美国伯盖内著《政治学》一书，专论民族国家政治之美，称民族国家创始于偷通种人。偷通种人者，散布于法兰西、瑞典、挪威、日耳曼、奥地利、俄罗斯诸国者也，为白种最聪明杰出之人。此为余素所未闻。又云民族国家之说，足以破大同之说。为大同之说，原欲保百世太平，无如一由其说，政治无复进步，甚且流为专制，不如民族国家，使人各伸自由之权，与各国交通，互相争竞，以增各人智慧之为愈也。其理甚精。（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3月4日）
《周易》，哲学也；《尚书》、《三礼》、《春秋》，史学也；《论语》、《孝经》，修身伦理学也；《毛诗》，美术学也；《尔雅》，博物学也。故我国十三经，可称三代以前普通学。
经学为三代以前普通学，声音训诂为三代以前语言文字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5日）
观任公《中国魂》。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
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我人民素罕知地球之上，更有他洲他国如此之多。自谓天之下，惟有我所居一统之世界，外此皆蛮夷耳，故自称曰天下。与古罗马盛时，其国民之心事正同。本无所谓国，何必立名？今忽知天下非仅我一种人民，其他种人民在海外各分疆域，各异其国名者，不可胜计。且皆文明富盛，非蛮夷者比，而我人民于是不得不别成为一国矣。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如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7月12日）(www.xing528.com)
保持国粹主义，为今日一大问题。国粹者何？即本国之文字是也。游学东西归者众矣，其于本国文有不能缀句者，本国经传历史及现今情势有茫乎不知者，如是虽获有他国高等文凭，几于无所用之。何也？彼既不解国学，则于本国数千年来旧社会中组织之现象，以及性质风俗，皆不能详究深考，譬诸医者，不察病情，虽有良药，欲施无繇。况地球万国，未有不谙本国学问文字，而专研究他国者也。盖知有他国，而不知有本国，是国未亡，而先自灭者也。乌乎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9月22日）
《政学文编》载黄晦闻《孔学君学辨》，与余数年前所主持之说正合。彼谓自秦李斯焚书以来，历数千年，阳借孔学之名，阴实行君学之实，盖即阳儒阴法也。彼未指法家，稍异耳。
黄氏推重战国之魏文侯，为表章孔学之第一人，盖彼受经于子夏，同时之田子方、段干木皆出子夏之门。是故战国而后，寻孔学之真迹，莫此为著矣。观于田、段二子，其与文侯之相处，皆有裁抑君权，醇然出于儒者之行者，足知吾国君权之无限，以为儒术所改，竟大不然。（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11日）
余前以史当并列四种体例：一曰年史，一曰事史，一曰政史，一曰人史。具论于数年前日记矣。今于经，又别为二类：一曰哲学类，一曰史学类。《尚书》载言，《春秋》（三传附）载事，《周礼》载制度，《仪礼》载典礼，《毛诗》载乐章，皆史学也。《周易》发明阴阳消息，刚柔进退存亡原理，为哲学正宗。《论》、《孟》、《孝经》乃圣贤语录，其于人伦道德及治国平天下之术，三致意焉，故亦为哲学。《礼记》，丛书也，半哲半史，析而分之，各有附丽。若《大学》、《中庸》、《礼运》及《内则》、《曲礼》等篇，皆哲学也；其他《王制》、《玉藻》、《丧大记》之类，乃史学中典制一门，宜附于《周礼》、《仪礼》。此外尚有《尔雅》一书，古训诂也，学者通是，乃可以读群经。顾其释语言，释名称，释规制、器物，皆三代以前者，考古家有所取资，当附于史学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0月23日）
（原载《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孙宝瑄为清末仕宦名家，交游广博，涉猎宏富。其论“国学”，视野开阔，平心静气，不执成见，而往往一语中的；所谓浑然通学，不立界囿，中外古今有所贯通，自可名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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