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宪政文化：以五权宪法为视角

民主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人民主权或“主权在民”，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孙中山游学欧美数十载，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对其宪法思想产生了深入的影响，譬如人民主权的宪政价值理念。孙中山认为: “国家政治的主权在人民。”[16]“国家为人民之公产，凡人民之事，人民公理之。”[17]孙中山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出一人，老百姓没有任何民主权利，也没有民主参政意识，因此，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帝制。中国历史上历来主张国家主权属于君主，所谓“朕即国家”。这种观念，因袭了几千年。孙中山要打破这种专制政权。进行革命和建立民国的目的，也在于让人民享有主权。他说: “革命是以造成一个真正的中华民国为目的，就是要人民都享有幸福，国家政治的主权在人民，政府要听人民的话，这样才叫中华民国。”[18]“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19]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孙中山提出: “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20]“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21]也就是说，只有人民才是民国的主人。孙中山在这里所强调的“主权在民”，就是人民主权的宪政精神。

孙中山先生追求人民主权的思想在“五权宪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在于“五权宪法”始终强调“主权在民”和国家“民有”。孙中山认为: “主权在民，民国之通义。”[22]他说: “采用了国外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再加上中国固有的考试权与监察权的独立，这五权分立的政府，才是世界上最完美、最良善的政府。国家有这样的纯良政府，才能够做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23]“五权宪法”就是要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由此可知，“五权宪法”和西方宪法的逻辑起点——人民主权是保持一致的。

为了真正实现“主权在民”，孙中山在其“五权宪法”中设计了“权能分治”的宪政制度。孙中山认为，由于西方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权能不分”，以至于西方人虽然在选举时有权，但是政府一旦被选举出来之后，人民就没有权了，所以西方的宪政制度实际上并没有实现“主权在民”。为了克服西方宪政体制之弊端，在孙中山先生的宪法思想中，“中华民国”的政府应当是依照“五权宪法”建立起来的实行“权能分治”的政府。这个“权”就是指的“政权”，即国家的主权。孙中山提出要把国家权力分成两个，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孙中山说: “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可以说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就可以说是政府权。”[24]他并且指出，政权要“完全交到人民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 治权则“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25]政府的“能”必须要接受人民的“权”的控制，即“以权制能”。当政府的“能”违背了人民的“权”，不能为人民谋幸福时，“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26](www.xing528.com)

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诞生了。作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力图通过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彻“主权在民”的原则。《临时约法》就明确地规定: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27]“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28]此后孙中山也一再宣称，《临时约法》中的“主权在民”原则是他的宪政主张。“主权在民”也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和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