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五权宪法：集体主义与宪政文化视角

中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是由于西方的武力侵逼而引发的。自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华古老帝国大门开始，中国再也无法在“治乱相循”的规程里生活了。古老的中国在强大的西方面前不能不变，虽然这种变是不情愿的、被动的，因为不变意味着再次受辱，不变意味着死亡。“由生存危机所引发的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最深切的关怀，是近现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能够越出洋务运动的器物层面而实用性地接受西方宪政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西方的强大富足蕴含在西方的宪政及其文化之中，这是他们体察西方所得到的最为牢固的信念。以此为动源，他们便把西方宪政文化的研究转化成在宪政与富强之间探寻因果关系的实用性思考。”[14]因此，在近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中，一个基本的范式就是“富强为体、宪政为用”。[15]宪政之所以能被中国人实用性地看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 它始终被认为能促使作为整体的国家走向富强。

甚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也受到了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冲击。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也未能越出这个“富强为体，宪政为用”的基本范式。孙中山认为，“五权宪法”的社会调控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孙中山是从“国家自由”的视角来理解国家富强的。关于“国家自由”，孙中山在有关“五权宪法”的讲演中提到: “个人无自由，唯团体才有自由。”[16]很显然，国家是政治团体的最高表现形式。孙中山还进一步说: “我们的革命主义……能够把四万万人都用革命主义集合起来，成一个大团体。这一个大团体能够自由，中国国家当然是自由，中国民族才真能自由。”[17]因此，实施“五权宪法”的社会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自由”，而非“个体自由”。孙中山如此主张，便是要个人的聪明才力为社会公共利益做贡献，就是要把个人自由纳入团体自由之中，因此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也就必然以国家本位化为出发点了。

在孙中山看来，推动民族振兴富强，实现“国家自由”，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他说: “中国已经受到了列强几十年经济的压迫……弄到中国各地都变成了列强的殖民地”，[18]列强对中华民族的经济侵夺“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 其二，银行之纸币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扣折、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权利者，或至一万万元; 其三，出入口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权利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 其四，租界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 其五，特权经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如果无法挽救，以后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国亡种灭而后已”![19]由此可知，在先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饱含有实现民族富强的伟大精神。(www.xing528.com)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民族富强呢? 孙中山认为，不仅需要一部好的宪法，还需要通过好的宪法设计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说: “国家宪法良，则国强; 宪法不良，则国弱。强弱之点，尽在宪法。”[20]意思就是: 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对国家的强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要富强，必须要制定一部良好的宪法。“中华民国必有好宪法，始能使国家前途发展，否则将陷国家于危险之域。”[21]那么，这个能促使作为整体的国家走向富强的宪法是什么呢? 在孙中山看来，这个宪法就是由他“发明”的“五权宪法”。

为了实现民族强大，孙中山在他的“五权宪法”中设计了一个“万能政府”。孙中山认为，“欧美现在的民权政府，是不能完全效仿的。他们的政府已经成了旧机器，我们要另外造出一架新机器”。[22]他认为政府应该是一架功率强大的机器。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算是“新机器”，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很好地做工——为人民谋幸福。这个新机器就是他发明的“万能政府”。孙中山发现，西方由于议会专制，往往造成政府无能的状态，所以在他的“五权宪法”思想中，要造成一个有能的政府。政府由“专门家”组成。政府机关的官吏，“只要他们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23]人民就要对政府表示充分的信任，“不限制他们的行动，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24]从而充分地发挥政府的效能。“政府有了这样的能力”，才可以“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才是一个驾于欧美之上、“无敌于天下”的“万能政府”。[25]换句话说，有了高效率的“万能政府”，才能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迅速地强大起来。总之，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以国家为本位，在于希望能够促使中华民族迅速强大，从而摆脱被列强宰割的命运。这就充分表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