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改变世界百年局势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了当今全球治理诸多领域的规则制定，这一规则体系未能充分反映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面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的日益增多，中国政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一方面推动既有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网络、太空、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规则制定，更好地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推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中国创造性地提出基于主权的网络空间治理方案。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制度等方面的优势，成功地制造了其网络空间的治理霸权。目前美国不仅通过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掌握着网络空间中最重要的域名和IP地址分配权，而且控制着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根服务器，并拥有大量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和产品。以这一先发优势为基础，美国不仅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如“斯诺登事件”所揭露的网络监听和监控行动，还不断加强其网络战能力，建立了专门的网络战部队，加速了网络空间军事化。

与美国不同，虽然中国是网络空间的后来者，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接入全球互联网算起，中国在短短30余年时间里实现了网络空间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9]随着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飞速发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在2016年召开的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他再次指出：“这（信息技术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牢牢抓住，决不能同这样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10]中国政府顺势而为，积极参与全球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并提出符合各国利益的网络空间治理新理念、新规则。

首先，中国政府提出网络空间的全球治理应充分尊重各国的主权原则，坚决抵制网络霸权。2011年9月，中国、俄罗斯等国联合向第66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呼吁国际社会将网络主权作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基础。2015年1月，中国、俄罗斯等国再次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更新版。同时，中国还利用中美之间建立的网络安全对话机制，共同探讨网络空间的国际规则。在国内法规建设上，中国政府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等文件，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其次，中国政府创造性地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并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的多方合作。2015年，在浙江乌镇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构想。在2016年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视频讲话中，他再次强调：“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了突出多方合作的重要性，他在2018年4月全国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既要推动联合国框架内的网络治理，也要更好发挥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作用。2019年9月，在对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作出的重要指示中，他再次强调要坚持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立足于开放环境维护网络安全，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中国在航天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积极参与太空治理。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坚持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与40多个国家、空间机构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40余项航天合作协定，与俄罗斯、法国等国建立了17个双边合作机制。中国政府不仅致力于自身发展，同时为促进太空领域的全球治理，防止太空军事化、武器化作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50年代，随着苏联、美国相继发射卫星以及美国成立航空航天局、颁布《太空法》，以及美苏两国在太空进行核试验，激烈争夺太空优势开始，太空就被赋予了军事意义，并由此拉开了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的序幕。^[11]此后，美国、苏联等国大力推行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政策，组建天军、研制太空武器、反卫星武器、空天飞机等，给太空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严重挑战和威胁。

为了有效限制太空军事化和武器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制定了一系列规则，先后达成1967年的《外层空间条约》、1968年的《营救协定》、1972年的《责任公约》、1976年的《登记公约》、1984年的《月球协定》等国际太空法。这些国际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规定，不得在太空内的星球上部署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止太空军事化、武器化。中国政府在2008年与俄罗斯一道向裁军大会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PPWT），提出禁止在环绕地球的轨道放置任何携带武器的物体，禁止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空放置武器，禁止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等倡议，得到众多国家支持。2014年6月，中俄两国再次向裁军大会提交该草案修改版。然而，由于美国阻扰，裁军大会就禁止太空武器化的谈判举步维艰。尽管如此，中国在积极参与并致力于防止太空军事化、武器化，制定太空治理的国际规则，提升太空安全方面仍旧作出了有益贡献。

在数字贸易领域，中国政府也积极探索制定新规则，力求更好地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贸易正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增长点，并推动国际贸易实现转型升级。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抢占数字贸易规则制高点，塑造了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国范式”“欧盟范式”，这些规则往往无法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从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加强数字贸易的规则制定权。在国际层面，中国寻求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框架下，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强数字贸易合作并制定互利共赢的数字贸易规则。自2017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以来，中国已经与20多个国家签署了“丝路电商”合作备忘录，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2020年，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发布《“一带一路”数字贸易指数发展报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效果显著、潜力巨大。

同时，中国努力寻求建设自贸区网络，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签订了19个自贸协定、涵盖26个国家和地区。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这些地区性自贸协定为中国制定分地区分层次的数字贸易协定提供了良好平台。其中，《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和RCEP均将“电子商务”独立成章。RCEP还首次提到“计算设施的位置”“通过电子方式跨境传输信息”等高标准的数字贸易规则内容。

中国积极寻求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国际合作，努力化解全球数字贸易规则中的分歧。目前全球并未就数字贸易规则达成共识，中国政府努力寻求可能的国际合作，实现数字贸易的公平公正发展。例如，2020年8月外交部部长王毅访欧期间，就曾强调努力开拓中欧之间的数字贸易等合作新机遇，进一步推进中欧经贸合作，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是中国政府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它深刻反映了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需求。中国政府坚持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积极参与网络安全、太空、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吴昊昙，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讲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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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志成、吴宇：《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28页。

[2]杨慧、刘昌明：《中国制度性权力提升的现状与困境》，《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15页。

[3]习近平：《中国发展新起点　全球增长新蓝图——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6年9月4日。

[4]杨洁篪：《深刻认识和用好国际法　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求是》2020年第20期。

[5]《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五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网2020年11月21日。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7]《中国为气候治理做了多大贡献》，新华网2015年11月30日。

[8]冯志军：《中国六年斥资逾7亿元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中国新闻网2017年9月6日。

[9]《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网信网2021年2月3日。

[10]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11]程道华、何奇松：《太空军事化、武器化及其治理》，《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6期，第51—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