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合作：中国与南方国家的共赢之路

中国参与、推动南南合作的进程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体目标是为自身和其他南方国家争取、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明确了新兴大国是中国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性战略依托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应当作出怎样的战略选择？对此，笔者认为，中国南南合作的战略选择就基本思路而言，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层面”：前者是指该战略应当以发展为导向，明确无误地将发展置于合作议程的基石和出发点；后者是指该战略在“对内”这一层面应着重把握新兴大国的理念及利益所在，同时兼顾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37]在“对外”这一层面则应注重就现行国际经济机制的改革与发达国家交流和沟通，^[38]为发展中世界争取和创造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规则和发展空间。这一“发展导向”的战略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赢得国际理解和支持。它所蕴含的发展要义，指的是“可持续发展”这一凝聚着国际社会共识的根本理念。^[39]

以发展为导向的战略思路，在实践中则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议题领域。从当前形势来看，中国可以就自由贸易协定、金融合作、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开发等问题与南方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展开进一步的协商，着力拓展合作。

第一，以协商、订立区域贸易协定等形式与南方国家加强经济互动，与此同时，充分考虑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需求，以相应措施促成互利共赢。OECD的报告指出，南南贸易需要更有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区域一体化既能带来政治利益，也能产生经济效益，而新兴大国的出现很可能重新唤起发展中国家对区域合作的兴趣。^[40]事实上，自2007年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中国在新形势下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渠道。^[41]在今后继续实施该战略的同时，中国应认真对待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关注，如将尽可能扩大对其产品的市场准入、在降税时限上给予相对宽松的时间安排、在降税产品上对其敏感产品作出特别处理等。^[42]中国领导人曾经在访问南非时，承诺主动限制出口到南非的服装与纺织品数量，以减轻对南非相关产业的冲击。^[43]这种全新的贸易模式为贸易伙伴国提供了扭转失业和贸易失衡的机会，^[44]是中国以发展为导向南南合作战略的典型范例。

第二，扩大在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大国的投资，与此同时，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避免对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造成损害。南南外国直接投资的趋向与北方国家不尽相同，因而可能起到降低总体投资不稳定性的功用。^[45]在投资方面，中国政府和企业更愿意面对风险，进入发达国家力图规避的非洲市场。通过援建基础设施项目，中国推动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帮助它们走出贫困。因此，拉丁美洲、非洲各国将与中国的经济交往看作制衡欧美发达国家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大型投资、贸易协定已开始打破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46]今后中国在这一领域应注重与东道国合作，共同开发更能彰显社会责任的投资模式，在保护投资方利益的同时，充分顾及东道国的社会、环境、发展需要。^[47]

第三，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合作，尤其是在推进货币互换和本币贸易结算等方面，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使汇率、利率水平更加稳定，有助于降低筹资成本、避免利率及汇率风险，也有助于减少交易价格的波动，增进支付与结算的便利性。不仅如此，货币互换等合作机制还可以缓解美元作为单极货币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和本币升值压力，提高新兴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有利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48]2012年3月，金砖国家银行签署的两项协议——《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多边本币授信总协议》和《多边信用证保兑服务协议》就是促进金砖国家境内以各国官方货币进行的商品、服务与投资活动，推进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成果。^[49]

第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合作，推动国际层面的技术转移，共同抵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不合理规则。正如OECD研究报告所指出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把过多的精力放在维护现有技术的租借权利上，而不是促进新技术向贫穷国家流动。^[50]这不仅无助于开放市场的透明竞争，反而强化了跨国垄断。^[51]对此，新兴大国应当协调立场，共同呼吁对现有不合理规则的修正。在这方面，印度已经作出了表率：印度促成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规则的重要修改，赢得了更多的强制许可权利，在发达国家垄断的医药生产领域打开了缺口。^[52]除此之外，南方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之间的技术合作也是解决该问题的有效途径。一些发展中国家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使其能够提供更广泛、价格更为适中的技术渠道，比如许可协定。从潜力上说，中国、印度这样的新兴大国能以更低的成本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先进技术，这就为南南之间的科技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53]能否让技术更顺利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公平的全球化能否实现，对世界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54]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技术上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又具有实用性强的优势，^[55]这意味着它在南南技术合作领域将大有可为。

【注释】

[1]联合国文件，UNEP／GC.23／6／Add.1，2004年12月23日，《巴厘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战略计划》，第2页。

[2]http：／／www.un.org／en／globalissues／internationallaw／.

[3]郭日生：《〈中国21世纪议程〉的制定与实施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5期，第3—4页。

[4]王岐山：《G20会议应具有超出20国本身的视野》，《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3月30日。

[5]《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环境挑战》，《中国环境报》2008年2月28日。

[6]黄勇：《中国呼吁全球携手努力实现2010年目标》，《中国环境报》2008年5月30日。

[7]温家宝：《为减少全球贫困而携手行动——在世界银行全球扶贫大会上的讲话》，2004年5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4／content＿62817.htm。

[8]钟伟、张明、覃东海：《关注贫困：国际发展融资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9]参见《第69届 联 合 国 大 会 中 方 立 场 文 件》，http：／／www.fmprc.gov.cn／mfa＿chn／zyxw＿602251／t1188603.shtml；《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执行手段高级别主题辩论会的发言》，http：／／www.fmprc.gov.cn／mfa＿chn／wjdt＿611265／zwbd＿611281／t1236123.shtml；《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第二次成果文件起草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fmprc.gov.cn／mfa＿chn／dszlsjt＿602260／t1254403.shtml；《胡锦涛主席的特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问题后续国际会议上的发言》，http：／／www.fmprc.gov.cn／mfa＿chn／wjbxw＿602253／t524352.shtml；《南 南 合 作》，http：／／www.fmprc.gov.cn／mfa＿chn／ziliao＿611306／zt＿611380／ywzt＿611452／2005year＿611940／zgylhg＿611964／fz＿611968／t217771.shtml。

[10]徐奇渊：《联合国发展议程演进与中国的参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59页。

[11]《常驻联合国代表李保东大使在2012年联合国发展合作论坛的发言》，http：／／www.fmprc.gov.cn／mfa＿chn／zwbd＿602255／t948379.shtml。

[12]《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2014年实质性会议发展业务活动部分一般性辩论的发言》，http：／／www.fmprc.gov.cn／mfa＿chn／dszlsjt＿602260／t1132551.shtml。

[13]黄梅波、朱丹丹、吴仪君：《“后2015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应对》，《国际政治》2015年第1期，第111页。

[14]马岚：《“新南南合作”背景下金砖银行的作用和前景》，《商业经济研究》2015年第8期，第108页。

[15]《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方立场文件》，http：／／www.fmprc.gov.cn／ce／ceat／chn／zgyw／t1263453.htm。

[16]张春：《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国际展望》2015年第5期，第115页。

[17]Philip Golub指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正在经历复兴，它们希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并且重塑该体系。通过这一方式，它们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同时改变了国际等级结构。参见Philip S Golub，“From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to the G20：How the‘Global South’Is Restructuring World Capitalism from Within”，Third World Quarterly，Vol.34，No.6，2013，pp.1000—1015。

[18]国内学者对这一点有着清晰判断。例如，朱立群教授指出：中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内外事务相互纠缠交织的现状，使中国外交不时面对两难境地：一方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存在过高期许；另一方面，国内现实决定了中央政府必须审慎对待外部希望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要求。参见朱立群：《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第108—10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规则”课题组也认为，中国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中的大国”的多重身份，可能导致其在国际规则中难以协调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规则”课题组：《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中国市场》2012年第50期，第25页。

[19]“当前中国参与国际规则，需要倡导既符合中国利益，又能为其他国家所认可和接受的指导原则。”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如何应对国际规则”课题组：《中国应如何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第25页。

[20]朱立群：《外交环境变化与中国外交能力建设》，第109页。

[21]例如，近年来G20对发展议题的关注逐步提升，倡导形成一系列与发展相关之国际规范，并且推动其广泛传播。国际层面上，对发展的承诺有所增进，实施状况也有所改善。参见［加］约翰·柯顿著，朱杰进译：《G20与全球发展治理》，《国际观察》2013年第3期，第15页。

[22]孙伊然：《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变迁：重建内嵌的自由主义？》，《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16—32页；孙伊然：《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融合与竞争》，《欧洲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1页。

[23]陈安：《南南联合自强五十年的国际经济立法反思——从万隆、多哈、坎昆到香港》，《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第90页。

[24]用玛斯坦多诺的话说，美国“既是体系的创造者，又是体系内特权的把持者”。参见Michael Mastanduno，“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U.S.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World Politics，2009，61（1），pp.121—122。

[25]陈安：《论中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战略定位——兼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论、“WTO宪政秩序”论、“经济民族主义扰乱全球化秩序”论》，《现代法学》2009年第2期，第4页。(www.xing528.com)

[26]Sakiko Fukuda-Parr and David Hulme，“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the‘End of Poverty’：Understanding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Global Governance：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7，No.1，2011，p.32.

[27]苏珊·帕克认为，新兴大国将对21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至于发展中国家能否如愿提升其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便是它们能否投身于集体行动、齐心协力。参见Susan Park，“Ask the Experts？The World Bank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ending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2，2009，pp.343—344。

[28]根据Collins Cobuild Dictionary（CD-ROM 2006），“自主性”或“自主权”（autonomy）是“免受他人影响而独立作出决策的能力”。从这一定义来看，自主性最核心的含义在于独立性。根据《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自主性在一般的政治用语中，是指自行治理的国家，或国家内部享有高度独立性和主动性的机构。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编，中国问题研究所、南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29]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在经济发展领域部分功能的交叠，以及由此引发的张力和应对，参见Graham Bird，“Sister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Vol.5，No.1，1993，pp.1—25.

[30]关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尤其是IMF的代表性问题及其改进，参见Ngaire Woods and Domenico Lombardi，“Uneven Patterns of Governance：How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Represented in the IMF，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3，No.3，2006，pp.480—515；［英］奈瑞·伍茨著，曲博译：《全球经济治理：强化多边制度》，《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第82—95页。

[31]Branislav Gosovic著，杨小强、张为国译：《联合国内外南北发展合作与冲突之六十载》，《国际经济法学刊》2008年第3期，第105页。

[32]Jean-Philippe Thérien，Vincent Pouliot，“The Global Compact：Shifting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Global Governance：A Review of Multilater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12，No.1，2006，p.57.

[33]［美］戴维·伊斯顿著，马清槐译：《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23—125页。

[34]Yakub Halabi，“The Expan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o the Third World：Altruism，Realism，or Constructivism？”，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1，2004，pp.21—48.

[35]有学者认为，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中国与印度的经济增长改变了全球竞争环境，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巨大压力。参见［德］德克·梅斯纳、［英］约翰·汉弗莱著，赵景芳译：《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期，第10—11页。中国学者赵晓、柳阳则认为，中国正在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目前所面临的经济摩擦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参见赵晓、柳阳：《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3—4期，第13页。

[36]孙伊然：《发展中国家对抗内嵌的自由主义？——以联合国发展议程为例》，《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02—124页。

[37]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理念和诉求，参见孙伊然：《发展中国家对抗内嵌的自由主义？——以联合国发展议程为例》，《外交评论》2012年第5期，第102—124页。

[38]沟通的过程自然也包括争论，尤其是在话语权、道义制高点的争夺方面更是如此。沟通意味着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在沟通过程中，各国遵循的是“商谈逻辑”，其原则是“在排除话语霸权和暴力干涉的前提下，行为体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没有追求真理之外的动机，力图以最佳的论证来说服他人”。参见花勇：《论新兴大国集体身份及建构路径》，《国际论坛》2012年第5期，第51页。

[39]在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主办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议题与中国的选择”学术研讨会，朱杰进副教授提出：中国主张的“发展”应该是“可持续发展”。

[4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孙迎春、苏琦、马睿等译：《2010年全球发展展望：财富转移》，第169—170页。

[41]朱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新桥梁》，《国际贸易》2009年第9期，第8页。

[42]朱洪：《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南南合作的新桥梁》，第9—10页。

[43]浙江省外 经贸厅：《31类纺织品出口南非将受限》，2006年7月18日，http：／／zhejiang.mofcom.gov.cn／aarticle／sjwangshangzw／200607／20060702664042.html。

[44]［英］珍妮·克莱格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译：《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第230—231页。

[4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著，孙迎春、苏琦、马睿等译：《2010年全球发展展望：财富转移》，第74页。

[46]［英］珍妮·克莱格著，葛雪蕾、洪漫、李莎译：《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第224—226页。

[47]Carmen G.Gonzalez著，秦天宝、王丹编译：《中国是拉丁美洲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威胁吗？》，第251页。

[48]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新兴经济体发展2011年度报告》，第50页。

[49]《金砖国家签署本币结算协议》，2012年3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2-03／30／c＿122907825.htm。

[50]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全球发展展望：财富转移》，第170页。

[51]萨米尔·阿明：《南南合作走向复兴？（下）》，第106页。

[52]刘兴华：《印度的全球治理理念》，第50页。

[5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全球发展展望：财富转移》，第128页。

[54]［英］珍妮·克莱格：《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第228页。

[55]朱洪：《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比较优势》，《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11期，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