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获得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

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方面的话语权与自身经济实力极不相符，就欧盟实施其财务报告战略的经验来看，其所实施“借鸡生蛋”策略、以国际组织为媒介维护自身利益的有效做法值得中国借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个世界大国，在中国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况下，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待、别无选择地面对中国当前的国际地位。这是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全球化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20]必须谨慎面对；而对于一个世界大国来说，更必须以自信的态度在国际事务中“积极作为”。毫无疑问，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是中国在地区与国际秩序构建中取得主动乃至主导权的必要的和有效的途径。

目前，中国在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方面已经存在诸多有利条件。首先，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外交战略指导方针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已经明确表示，要“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21]，这充分表明中国对掌握国际规则制定权的强烈意识；其次，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的巨大市场完全可以成为在国际经济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再者，一些中国企业已经成功地“走出去”，有的中国标准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为进一步扩展中国影响积累了宝贵经验。以这些有利条件为依托，中国完全可以在今后的国际经贸往来中进一步增强中国的影响力。对中国而言，目前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应科学制定“国家标准化战略”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将统一国家标准、逐步实现国家标准向国际区域标准乃至国际统一标准转变作为战略目标。在对中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划分优势与劣势领域之后，明确战略安排的主要内容：统一国家标准。这就需要消除国内标准和行业标准中与国家标准相冲突的内容，并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相应作出调整；为战略实施提供政策保障，特别是要注意对企业的支持和对教育及科研的投入。“国家标准化战略”归根到底要由民间来具体实施，因此，政府应对有条件的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对通用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的逻辑我们照样可以用；另外，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政府也应通过制定合理、可行的政策引导教育和科研资源的投入。推动政府间标准化合作。通过这种形式使国家标准首先在某一国际经济区域内实施，再另作他图。比如，中日韩在标准化领域的三边合作机制——“东北亚标准合作会议”就是一个能够提升国际和地区标准化活动能力和水平、值得推广的有效形式。在某些国际组织中增加中国代表权或者在某些具备条件的领域实施标准“等效”“互认”。比如，2010年4月，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升至4.42%；11月，又成功地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BM）份额由3.72%提升到6.39%，实现了在国际金融领域话语权的增加。2012年2月，我国实现了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ASB）的多个决策机构都有代表，意味着我国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中的话语权进一步增强。^[22]

其次，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和扩大内需，增强在国际经贸谈判中的实力和底气。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越来越依赖出口和投资拉动，这也是我们在国际经贸领域与其他国家产生矛盾的根源之一。欧美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国际标准方面对中国形成制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中国产品对这些国家市场的高度依赖。因此，重视发展国内市场，形成巨大的国内需求，一方面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显然有助于增强国家标准的影响力，外国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就不得不遵循中国标准，中国标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转变为区域标准乃至国际标准。

最后，应重视利用国际组织表达和维护国家利益。欧盟之所以能够获取国际会计标准领域的主动权，是因为它抓住了国际会计准则极有可能成为被国际资本市场接纳的有利时机，果断地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结盟”。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应该成为中国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有利时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拉米（Pascal Larmy）曾经说过，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仍将是加快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最好框架。在目前多哈回合（Doha Round）深陷僵局的形势下，谁能够顶住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积极倡导多边贸易，谁就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谁就有可能对将来的贸易规则施加更多影响。中国应抓住这一时机，“顺应WTO正由权力为基（Power-Oriented）向规则为基（Rule-Based）的方向迈进的潮流”，^[23]联合那些被动参与全球化的、有着共同利益的发展中国家，改革诸如由少数发达国家掌控的“绿屋会议”^[24]等不利于多边贸易和共同利益的体制机制，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走出僵局，并在新规则的建立中施加更多中国影响。当然，鉴于WTO复杂的决策机制，短期内也许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果，但这至少可以显示我们在倡导多边贸易方面的决心与努力，赢得良好的国际声誉。再如，在世界多极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应利用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国际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国际组织（如正在筹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缓冲外界对中国崛起的质疑与压力，既能够巩固与新兴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有助于打破发达国家对全球治理机制的垄断。

【注释】

[1]Working Group on External Financial Reporting of the Schmalenbach-Gesellschaft-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Betriebswirtschaft.German Accounting Principles:An Institutionalized Framework[J].Accounting Horizons，1995，9(3):92-99.

[2][联邦德国]卡尔·哈达赫.二十世纪德国经济史[M].扬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8.

[3]当时的欧盟会计事务主管Karel van Hulle（此君是1990年代在会计事务上对欧盟委员会施加最主要影响的人，也是Hermann Niessen的原班子成员）提议修改第4号和第7号指令以避开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冗长的决策程序，但德国和英国均表示反对。德国反对是因为德国司法部（German Ministry of Justice）认为，修改指令会导致会计协调失去法律基础，并破坏已经在股东导向和债权人导向方法之间建立起来的微妙平衡；英国反对是因为它不希望刚刚成立的准则制定机构ASB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见Camfferman，Kees and Stephen A.Zeff.Financial Reporting and Global Capital Markets: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Committee，1973-2000[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422.

[4][美]约瑟夫·格里科，约翰·伊肯伯里.国家权力与世界市场：国际政治经济学[M].王展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3.

[5]Saunders，Peter.Turning Back the Tide:Welfare Lessons from America[J].Policy，Autumn，2003，19(1):8-14.

[6][英]迈克·巴克尔，约翰·汤普森.英国金融体系：理论与实践[M].陈敏强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286-289.

[7]裘元伦.欧美经济模式之争[J].求是，2004（3）.

[8]Big GAAP是上市公司在编制合并会计报表时所必须遵循的，而Little GAAP则是对上市公司编制个别会计报表以及非上市公司编制财务报表的要求。David Alexander and Simon Archer，Miller European Accounting Guide，Beijing:CITIC Pub.House，2004，p.1.

[9][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第21版）[M].殷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87.

[10]裘元伦.欧美经济关系：竞争与合作[J].国际经济评论，2001（2）.(www.xing528.com)

[11]Hoogendoorn，Martin.Regulation and IFRS Implementation in Europe and Beyond:Experiences with First Time Adoption in Europe[J].Accounting in Europe，2006，3(1):23-26.

[12]裘元伦.欧盟国家的经济改革，载裘元伦.欧盟的经济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72.

[13]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该协议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美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标准的“彼此趋同”而不是美国会计标准向国际会计标准的单方面趋同。显然，美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其所拥有的全球最大资本市场上的规则主导权。

[14][日]大前研一.欧盟的冲击[M].杨洪俊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88.

[15]裘元伦.欧元：倡导新的主题，唤起新的敏感.裘元伦.欧盟的经济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45.

[16]张浚.欧盟的“民事力量”及其运行方式，载周弘.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建立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24.

[17]张浚.欧盟的“民事力量”及其运行方式，载周弘.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建立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11.

[18]王鹤.欧盟的经济力量，载周弘.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建立欧洲一体化对世界多极化的影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

[19]吴大新.中国如何获取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来自欧盟、美国的经验与启示.山东社会科学，2013（3）.

[20]江时学.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J].世界经济研究，2000（4）.

[21]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EB OL].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2011，9，6.

[22]财政部会计司.增加席位、提升影响——我国积极参与会计国际规则制定取得新突破[N].中国会计报，2012-2-10.

[23]周汉民，邱一川.WTO成立十年来的十大特征（上）[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6（1）.

[24]关于对“绿屋会议”的批评.李红梅.国际经济组织[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