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学者的新认识

以克鲁格曼（2009）、伯南克（2008）、盖特纳（2008）、Laura（2008）、Stephen Roach（2008）、麦金农（2008）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官员和主流经济学家，他们普遍认为次贷危机反映了美国金融杠杆率过高、投机和政策失误的结果，但深层原因在于中美间经济失衡，即中国高储蓄、低成本、出口导向，与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形成镜像关系，潜在含义就是中美间经济失衡是造成次贷危机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把危机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等国低成本、高储蓄、低消费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与美国流动性支持的高消费经济模式间的失衡，这种认识必然影响其对全球经济调整政策的认识。

Laura（2008）、Stephen Roach（2008）、麦金农（2008）认为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的结果，即现在是亚洲供应、美国消费的模式，特别关注了中国是供应链的中心，向美国提供商品，由美国消费者消费。这些学者认为这种模式在未来十年已经不再能维持了，这次危机不是一般的信贷方面的危机，不是一个普遍的商业周期，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衰退，也不是由高油价造成或供应方面的冲击造成的，这场危机是泡沫造成的。在经济金融领域出现这么多的泡沫，原因在于美国糟糕的货币政策，在高科技迅速变化的时代与全球化的过程中，美联储过度关注通胀。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这些学者承认房地产危机会引致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导致全面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又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Laura进一步阐述了造成美国经济衰退的更重要原因是美国存在长期的结构问题，比如一些结构性的赤字。美国经济必须要解决社会保障、健康卫生等方面的赤字，几年来美国工薪阶层的实际购买力没有增长；在美国，医疗成本的上升比美国家庭的收年入快2%～3%，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美国工薪阶层实际上已经没有钱了，这是美国长期面临的挑战。Stephen Roach认为经济周期会是“V”型的，美国会进入一个比较微弱的增长周期，至少持续三年，甚至更长，美国会像日本一样经历长期的微弱增长。(www.xing528.com)

以Dooley、Folkerts和Garber（1989，简称为DFG）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基于“中心—外围”国际经济关系，认为这种货币金融体系和产业链的中心—外围关系能够继续维持。他们不认为这种体系存在失衡和不合理，而是强调尽管东亚国家大量贸易盈余和低估本币模式在贸易领域产生了争端，但总体上东亚国家和美国市场力量的双方都从这种安排中获得了收益，因而这一体系能维持下去。在1945年开始的美元体系下，世界可分为“中心”（美国）和“外围”。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较为重要的“外围”国是欧洲和日本。为从战后废墟中迅速恢复，这些“外围”国合作性地将其货币低估，以此促进制造业出口，并在技术含量更高的工业出口部门进行投资。“外围”国采取这种政策的直接“成本”是，迅速积累了低收益率、高流动性的美元资产。DFG认为，上述“成本”很小，或者根本没有成本。以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欧洲为例，Despres、Kindleberger和Salant（1966）就曾提出，拥有发达的长期资本市场的美国仅仅提供了金融中介作用。美国向欧洲提供长期非流动性资本——主要是直接投资，当欧洲建立了美元账户和官方外汇储备时，美国又向欧洲借出更富流动性的资本。DFG认为，直至今天，对那些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的国家而言，这种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产业链条关系仍然是有帮助的。DFG还提出，经济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便是当今的“外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