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再认识：新国际产业与货币体系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世界经济平衡有序发展的根本途径。虽然经济全球化的长期趋势不可逆转，但经济全球化将出现新的趋势，主要体现为欧美经济的“再工业化”、新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形成，以及有第三方加入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的逐步形成。

1.从再工业化到新国际产业体系

透过本轮金融危机可以更清醒地认识GDP的本质。目前，世界通行的总量核算采用的是SNA体系，这是一种最终价值核算。在该体系下，华尔街创造的新价值与汽车业创造的新价值毫无二异，一样计入GDP。其实，历史上还曾存在一种物质产品核算体系与之相对应，这就是已经淡出的MPS体系。在该体系下，华尔街并不创造物质财富，与汽车业截然不同。以美国经济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前它既是SNA体系下的最大经济体，也是MPS体系下的最大经济体；而“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后，它只能是SNA体系下的最大经济体了^[8]。GDP这一总量指标实际上抹杀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界限，这在工业化时代并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但在“去工业化”时代则会掩盖GDP中的泡沫膨胀。只有拨开GDP迷雾，才能走出对GDP的迷恋。

透过本轮金融危机还可以更清醒地认识高科技和现代金融的本质。高科技只能来源于生产过程，即使产学研协同创新也不能脱离生产过程。不仅如此，高科技只有与生产过程紧密结合才能真正创造价值，才有真实意义。仅靠所谓高科技概念虽能创造货币财富和GDP，但实际上创造的只能是价值符号和泡沫。金融从本源上就是由生产和流通派生而来，世界金融中心在历史上都曾充当世界工厂或贸易中心。人们一度撇开经济学基本原理，认为现代金融可以脱离实体经济而通过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发展起来。金融危机再一次揭示出，失去了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高科技和现代金融就失去了根基，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欧美经济失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是国际产业转移和经济虚拟化同一过程的结果，在本质上则反映了富人经济与大众经济的矛盾和冲突。就资本而言，高利润、高价值和高端化永远是追逐的目标，从微观角度看这并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对国民经济则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价值创造与就业创造并不总是一致的，对大众而言，就业乃民生之本，就业永远比GDP更为重要。“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的“1%对99%”口号的实质，就是富人经济与大众经济的博弈。资本忽视以所谓“低端”、“低价值”和“大众参与”为特征的实体经济，但政府始终要用政策来维系。

后危机时期，发达国家更加注重用科技引领实体经济发展，重返高端制造业，全球制造业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可能由此发生革命性变化^[9]。例如，美国增加对新能源的投入，希望新能源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实质是通过“再工业化”延长国内高端产品线，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以高附加价值产品平衡与外围国家中低端产品间的贸易。由此会带来两个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一是新型贸易保护的风险加大。发展新能源的一个基本障碍是：与传统能源相比成本过高，而依靠技术创新发展新能源的速度慢。因此，新能源的发展需要政府补贴。补贴的程度直接与传统能源价格相关。只有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补贴才能解除，新能源才能成为具有自生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传统能源的价格。如何提高？就是制定更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则。实际上，发达国家酝酿把碳排放与贸易挂钩，征收“碳关税”，与其发展新能源是紧密相关的，是针对以传统能源为主的外围国家的新型贸易保护。

二是世界产业调整和发展的路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发展清洁能源的大方向全球都认可，但在发展路径上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在传统能源基础上通过碳收集降低污染率的方式发展清洁能源，还是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等新能源。为什么要强调这种差异呢？因为对产业发展路径的判断失误，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达国家都认可，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方向是信息产业。但是对于信息产业的发展路径，美国与日本分歧很大。日本认为未来的信息产业发展方向是大型计算机，美国认为是计算机的小型化。结果证明，信息产业的发展按照美国的路径走，所以日本在后来的整个信息产业的10年繁荣中难以居于领先地位。所以，即使认定未来全球产业调整的重点是发展清洁能源，但对于它的路径还应该给予高度关注。这不仅对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且对中国参与全球产业竞争有着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在“再工业化”的同时，发达国家缩减财政赤字，居民改变消费模式。在应对本轮危机中，美国实际上是用更多的流动性来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虽然“无就业复苏”使美国只能维持超低利率，经济刺激计划难以退出，2012年9月又推出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但是缩减财政赤字和发展实体经济作为推动美国经济“再平衡”的两轮，缺一不可。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的缩减，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将会使市场需求成为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之一，进而全球贸易增长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这必将对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形成制约。

2.从双本位体系到新国际货币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美元与黄金在20世纪70年代初脱钩后，欧洲各主权货币联合对抗美元的“蛇形浮动”制度并未实际奏效，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并未被动摇^[10]。可见，多国的主权货币即使联合起来也难以与美元这种单一主权货币相抗衡，其根源就在于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欧元诞生的实质，是以马克（其背后是强大的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众多主权货币的“结晶过程”。欧元的出现解决了“联合”的问题，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演变为“双本位”体系。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各国官方外汇储备，美元所占份额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已由2000年的71.13%降至2008年的64.12%；同期欧元所占份额则逐年增加，由18.29%升至26.51%；英镑和日元所占份额维持在7.1%～7.5%之间。“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是缺乏稳定性的货币体系。如果美元超发行或贬值，欧元势必跟进，否则欧元升值。这一方面将抑制欧元区出口，进而影响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将导致国际资本涌入进行投机套利，进而加剧欧元和欧元资产价格波动。反之亦然，如果欧元超发行或贬值，美元也势必跟进。两种本位货币轮番增发，世界因此从未像今天这样流动性膨胀。

欧元的出现并不能消除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这也是欧债危机的症结所在。欧元区各国分享了货币一体化的“红利”。例如，德国可以将欧元区市场视同国内市场，从而支撑了其制造业出口；以“欧洲五国（PIIGS）”为代表的其他大多数欧元区国家依托欧元的本位货币地位，出现了类似美国80年代初的经济转型，同样走上了新式发展道路并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经济虚拟化、经常项目逆差、大规模举债和境外欧元资产膨胀。因此，在分享货币一体化“红利”的同时，也就不得不共同面对债务危机的挑战。

“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全球经济的动荡，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欧美经济实现“再工业化”和“再平衡”之前的一种常态。“中心国家”发展虚拟经济和债务经济，“外围国家”发展实体经济、输出商品和提供融资的国际分工格局，不可能造就一个“和谐世界”。从经济层面来看，建设和谐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而这只能通过拥有强大实体经济的第三方的加入，以避免“双本位”体系下的“滥币陷阱”。^[11]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和“三足鼎立”的新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