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革命转变理论及发展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要经历的特殊阶段。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党的领导人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和发展前途虽然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但是，全面、深刻地阐述两个革命阶段的区别与联系，系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不是中共核心领导成员，其主要精力在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对于革命理论问题既没有闲暇、也没有条件去进行系统的全局性的思考。但自遵义会议确定了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便总揽全局。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不断研究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包括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最早明确地提出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思想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华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准备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政策，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在说明政策的变化时阐述了革命转变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的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革命的转变，那是将来的事”，民主主义革命何时转变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应以是否具备了转变的条件为标准，“不到具备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之时，不到转变对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时，不应当轻易谈转变”^[1]。像毛泽东这样明确地谈论革命转变问题，在党的思想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这以后，毛泽东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思想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5月至1939年9月是毛泽东建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准备阶段，亦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酝酿阶段。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这一方面结束了长期内战的分裂局面，给中国政治带来了生机；另一方面，中同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和政见分歧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思想理论和政治主张之间的斗争仍很尖锐，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及其前途的思想，逐渐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1）中国革命要经历多个阶段，但前途一定是社会主义。1938年5月，毛泽东答施方白先生问说：中国目前的民族民主革命是要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的前途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他就一天不容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及至帝国主义被推倒了，那么世界都是社会主义，也不容许中国单独向资本帝国主义发展。所以中国的前途也一定是社会主义。”^[2]

（2）要实现革命转变，首先必须进行好当前阶段的革命。在1937年5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把两个革命阶段的关系比喻为两篇文章，认为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并且明确指出不流血的和平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1939年9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再次指出：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论者，不是改良主义者。中国革命有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做的。”^[3]他十分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执行正确的政策，团结一切爱国的、抗战的各个阶级、阶层，努力争取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3）民族民主革命阶段的目标就是建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1938年7月，毛泽东会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要使我们国家有独立的政府，有适合人民要求的宪法；经济向前发展。农工商业由国家与人民合作经营，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农民有土地；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的完全自由，科学与文化都能提高。毛泽东明确指出，这样的国家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与政府。“中国很需要这样一个国家。有了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就离开了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地位，变成了新中国。”^[4]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使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但实际上初步地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轮廓。

第二阶段：1939年12月至1945年党的七大，是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确立阶段。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体系的形成，以1939年12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这两篇接连发表的重要著作第一次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科学概念。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毛泽东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和性质；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首次阐明了两个革命阶段的逻辑联系，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不仅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式的特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且深刻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没有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从而建构起了关于革命转变理论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在分析两个革命阶段的性质与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两个革命阶段是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的有机构成的两个部分，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第一阶段革命的结果，就是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还具体地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描绘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从革命转变思想理论的视角而言，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可能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新民上主义社会，作为两个革命阶段转变的中介，解决了实现革命转变的具体途径，从而把革命转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层次。这是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研究革命转变问题的一个伟大理论创造，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补充。

党的七大肯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发挥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深入分析，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阶段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意义，强调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历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5]。这里，既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两者不可截然分开。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地区（例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际上已经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策。毛泽东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要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的，是资本主义太少了；中国共产党为新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是长期的，没有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充分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建立包括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不久就要诞生”^[6]。

第三阶段：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建立。(www.xing528.com)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对革命经验的总结，毛泽东在1947年12月的中央会议和1948年4月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又阐述了革命转变问题，对《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思想作了重要补充和发展。1948年下半年以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日益迫近，革命转变问题即将由理论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进行了新的深层次的思考。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上，在纪念七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毛泽东都深刻地阐述了革命转变问题，即使革命转变具有了多种涵义，也使革命转变的理论内容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

革命转变首先是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人民解放军从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以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原来估计要打5年的解放战争3年就取得了胜利，提前两年实现了和平。在毛泽东看来，有了和平就有了转变的基础，没有和平什么也谈不上，连年战乱的局面结束了，这就实现了民主革命的基本目标，为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起码的政治环境。革命转变同时是革命向建设的转变。革命是破坏旧世界，建设是创造新世界。连绵不绝的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毁坏：国家贫穷，民生凋敝。革命胜利了，“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7]。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发展生产事业，成为全党工作首要的中心的任务。“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就是为实现革命向建设的转变而提出的战略构想。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毛泽东号召全党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学会做经济工作。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是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基础。

革命转变也是党的工作重心中乡村向城市的转变。在党的七大，毛泽东就提出，现在的根据地是一个战略的出发地，要有由乡村转变到城市去的精神准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准备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准备夺取大城市，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深刻意义，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山乡村移到了城市，城乡工作必须密切结合，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用极大努力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既要学会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的斗争，又要以恢复和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并使其他工作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不难看出，实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是实现革命阶段转变的前提。

革命转变也包括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使我们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早在1943年10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家，在1944年5、6月，又说：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要搞工业革命。1945年4月，在七大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随后，在赴重庆谈判时的参政员茶会上的讲话中，还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的光辉思想。

1948年底，毛泽东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初步地阐述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两个转变的关系，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明确地把实现前者的转变，作为实现后者转变的重要内容和同步目标，这就是说，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的思想，是革命向建设的转变思想的深化，同时也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生产力发展方面的衡量标准。

革命转变，归根结底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实现以上几方面的转变，在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毛泽东在上述讲话和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新思想。

中国工业异常落后，现代性的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据抗战前统计）。这是“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制定党的战略、策略和政策的国情基础。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五种经济成分构成。

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双重政策。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早在1940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是暂时的、过渡的，是一个楼梯，将来还要上楼和苏联一样^[8]。刘少奇在1948年12月阐述毛泽东的思想时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其特点是过渡时期，过渡的性质不能长久，可能是10年到15年时间^[9]。在1949年9月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也讲过过渡到社会主义“大概二三十年”。这样，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多方面地展开了作为革命转变形态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构想。从毛泽东的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来看，他的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内容是异常丰富的。它的基本精神载入了作为新中国临时大宪章的《共同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