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金元公文刻石研究成果

唐宋时期，君言公文刻石表现多样，诏、敕、榜等频见于石，如唐代有《武德二年诏》、《武德九年诏》、《贞观诏》、《乾封元年诏》以及册封诏书等刻石，宋代有徽宗的《辟雍诏》及高宗的《籍田诏》等。另自唐宋开始，皇帝训诫官箴类刻石渐多。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有《令长新戒》也称《敕处分县令》，北宋真宗曾“诏诸州以《御制七条》刻石”。^[26]南宋官箴刻石遗存较多，见于载录者有绍兴二年（1132年）宋高宗敕命诸州刻《戒石铭》，以及孝宗于淳熙年（1174年～1189年）所撰《戒谕军帅五事》、《手诏戒谕漕臣》，理宗（1225年～1264年）所书《戒饬士习诏》、《戒贪吏手诏》等刻石。

唐宋公文有严格的使用规范和格式。“唐代应制碑文，书撰皆称臣、称奉敕。……高丽碑皆称奉教，南诏碑皆称奉命，所以别于中国，示不敢僭。”^[27]

唐宋时期，公文碑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地方政务，并成为地方和中央政务沟通的见证。陕西西安碑林有景祐元年（1034年）《永兴军牒》和景祐二年（1035年）《永兴军中书札子》。前者刻于唐《分国公功德铭》之阴，当时范雍以户部侍郎知永兴军，请以府城隙地立学舍，并乞国子监九经书籍，故给此牒。牒在景祐元年正月五日下，至二年二月八日立石。^[28]《永兴军中书札子》碑文为：

中书札子

户部侍郎知河阳军范雍奏：臣昨知永兴军，体量得前资，寄住官员颇多，子弟辈不务肯构，唯恣嘲谑轻薄，斗诔词讼。自来累有条约，与诸处不同，有过犯情理重者，并奏听敕裁，然终难悛革。盖由别无学校励业之所，是致轻悍成风。臣到任后，奏乞建置府学，兼赐得九经书，差官主掌，每日讲授。据本府分析，即今见有本府及诸州修业进士一百三十七人在学，关中风俗稍变，颇益文理。见是，权节度掌书记陈谕管勾，欲乞特降敕，命指挥下本府管勾官员，令常切遵守所立规绳，不得堕废。候敕旨。右奉圣旨依奏，札付永兴军准此者。

景祐二年（1035）十一月一日宣德郎试秘书省校书郎节度掌书记管勾府学陈谕立。

安亮刻^[29]

清人叶昌炽认为：“前列‘户部侍郎知河阳军范雍奏’，末云‘右奉圣旨依奏，札府永兴军准此者’，详绎文义，如今廷寄之制。由中书门下奉旨宣付军州。”^[30]

正如叶昌炽所述，宋代许多公文碑都记叙了公文上申下达的程序。元丰四年（1081年）《富乐山兴教禅院使帖并开堂记》完整地反映了住持的资格证书——“传法主持”申准文书上行下行的全过程。据碑文可知，“传法主持”资格的取得，除学识品性的要求外，还需履行一套法定程序，即由寺院申报州僧司，州僧官教僧正再报礼部，经礼部奉敕准予给出牒，乃下发州长官“使州”，再转给受牒僧人。但兴教禅院的智海没有收到州政府发出的证书，故再次提出申请，在收到敕帖后刻石为记。^[31]

除纪述公文形成的程序以示其合法之外，公文的另一个特色，即处理政务并给予明确指示，此乃公文的关键性内容。崇宁二年（1103年）《福昌院牒》是一份宗教管理文书。其碑文为：

尚书省牒阆中县福昌院

礼部状：据阆州状“阆中县倚郭永安院与陵名相犯，合行回避”。本部勘会上件，院额系与陵名相犯。元系本朝敕额，今来依朝旨，合系朝廷别降敕额，伏候指挥。

牒奉敕：宜改赐福昌院为额牒。至准敕故牒。崇宁二年六月十八日牒。^[32]

据碑文可知，四川阆中城郭福昌院原名“永安院”，因宋帝诸陵带“永”字，又北宋哲宗以前诸帝俱葬河南永安镇（景德四年升为永安县），为避讳故申报礼部改名。礼部奉尚书省敕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准予改名。

金代的公文碑以大定年间寺牒碑为数甚多，其原因，一些金石学家曾有考证，并注意到宋代元丰改制对牒文发放的影响。钱大昕跋《广福牒》云：“凡寺院赐额，宋初由中书门下给牒。元丰改官制以后，由尚书省给牒。皆宰执亲押。金则委之礼部，而尚书侍郎并不书押，惟郎官一人行押而已。但宋时寺院，皆由守臣陈请，方得赐额。金则纳钱百贯，便可得之。盖朝廷视之益轻，而礼数亦替矣。此大定一朝敕牒，所由独多欤。”^[33]

据清代王昶考证：“大定初年寺观纳钱请赐名额之事，《金史》无考。今所得于陕西者凡十四碑，文称尚书礼部牒，是牒由礼部发也；又称尚书户部差委某州发卖所，是户部设官差委外州发卖牒文也。……据同官县《灵泉观记》云：“‘大定初，王师南征，军须匮乏，许进纳以赐宫观名额。’若然，则是大定初权宜设置之事，非常制也。”^[34](www.xing528.com)

元代公文碑以圣旨碑最具影响力。清人叶昌炽言：“元不称‘敕’，通谓之‘圣旨碑’。”^[35]马衡认为：“元之诏敕，凡史臣代言者曰诏，以国语训敕者曰圣旨，诸王太子谓之令旨，……其文多为语体，或蒙古文与汉文并列。其称制诏者，如《加封孔子》等制诏皆为通敕，天下郡邑多有之。”^[36]立于山东曲阜颜庙《保护颜庙圣旨禁约碑》载文：

皇帝圣旨里，中节省会验，先钦奉诏书，节该谕中外有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曲阜林庙，上都、大都、诸路府、州、县、邑庙学、书院，照依世祖皇帝圣旨，禁约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于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亵渎饮宴，工役造作，收贮官物。其瞻学地土产业及贡士庄田，诸人毋得侵夺。本路总管府、提举学校、肃政廉访司，宣明教化，勉励学校。凡庙学公事，诸人毋得沮坏。据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圣旨施行。钦此。除钦遵外，照得亚圣兖国公庙宇，亦合一体禁约。除另行外，都省合行出榜晓谕。如有违犯之人，严行治罪。须至榜者，右榜晓谕。

大德十一年十月日，各令通知。^[37]

此碑立于元成祖大德十一年（1307年）。文称“照依世祖皇帝圣旨”，当指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1260年～1294年）所颁圣旨。《元典章》载元世祖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所发圣旨，题为《崇奉儒教事理》。碑文主体内容与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圣旨相同，仅个别地方有增删之处。^[38]

元代公文碑中也常见公据碑。公据又或称执照，为官府发出的凭据。元代公据碑以给付寺观者为多。《元典章》载至大三年（1310年）礼部准滁州知州李介呈文道：“有自愿出舍之家，须赴有司具四至条段陈告，以凭村保邻舍亲戚等保勘，别无违碍，出给公据，明白推收税石，方许舍施。如违，其田籍没，犯人断罪。”^[39]从现存诸多元代碑文，寺观公据使用的时间较长，其法律效力，在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可。1238年《凤翔长春观公据碑》载：“凤翔总管府公据。据全真道人张志洞等连状告称‘前去磻溪谷复建掌教丘真人古迹长春观院宇，田地在手，别无凭验，恐有磨障，乞给公据事’，奉总管钧旨，照得：本人所告是实。”《永寿吴山寺执照碑》：“重审得：前项地土并无违碍，合行给付本人执照。”^[40]

另学校也有请求给付公据者，至元十三年（1276年）西安《府学公据》系据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之呈请而下发。碑文载：

皇帝圣旨里

皇子安西王令旨里

王相府据京兆路府学教授孟文昌呈，照得先钦奉圣旨节文道与陕西等路宣抚司并达鲁花赤管民官、管匠人、打捕诸头目及诸军马使臣人等：

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恒令洒扫修洁。今后禁约官员、使臣、军马，无得于庙宇内安下或聚集，理问词讼，及亵渎饮宴；管工匠官不得于其中营造，违者治罪。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使臣安下。钦此。

卑职切见府学成德堂书院地土四至：东至庙，西至泮濠，南至城巷，北至王通判宅。四至内地土及房舍，诚恐日久官司占作廨宇，或邻右人等侵占，乞给付公据事。相府准呈，今给公据付府学收执，仍□□仰诸官府并使臣军匠人等，钦依圣旨事意，无得骚扰、安下，及邻右人等，亦不得将府学房舍四至地基侵占。须议出给公据者：

……

右给付京兆路府学收执，准此。

至元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41]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公据碑的颁刻程序，一般是由寺庙主持或儒学教授提出申请，在呈请以及官府的核准程序中，圣旨往往是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府学公据》也同样引述了圣旨的规定，并将府学的房舍地界一一开明，使法律保护的对象具体明确。另元代圣旨碑或载有圣旨的公文碑，其颁刻程序和形式特征较为完备，表现为碑体高大，刻文规整，且多在显著位置摹刻蒙文及御印，同时在碑尾刻明出资立石者、书写者及碑文镌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