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概念批判与技术社会生活

引言

现代性理论一般来说会对围绕着工具合理性来组织现代社会感到遗憾。无论将其称为集置(Gestell)、物化还是技术合理性，批判的对象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这个进路隐含着关于功能性的特性与局限的预设。功能和功能对象在社会生活中自然有其位置，然而，这些批判指出，现代社会把所有事物都看作为功能。功能性理解变成了一种普遍性视角，一个对象构成的先验原则，并常常招致灾难性后果。

引起现代性危机或病态的功能性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分析功能的特性。这项工作最近几年已由分析哲学家着手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们未能涉及社会域境及其后果。在本章中，我要简短地检查他们的立场，作为导论来引入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隐含的功能理论及其社会性说明。

关于功能的诸理论

什么是技术对象？当人们用岩石来砸裂贝壳时，岩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当人们摇动一根树枝，来使树上的水果掉下来时，该树枝会发生什么转变？

很明显，这些简单对象的客观性质在它们的技术使用中并未发生改变。它们所获得的功能纯粹是关系性的——换言之，如果人类不在实践中赋予这些对象相应的角色，它们的功能就不存在。技术功能的赋予并非随意的；这一点与语言意义的赋予并不类似。对象的性质也是重要的： 它们部分地引发了对相应对象的选择。树枝正是因为其重量与长度才获取了其采集水果的功能，岩石也是因为其硬度才有打开贝壳的功能。技术对象用一只脚踩了两个世界，它们的功能汇合了一个人类的意向世界和一个客观性质的世界。

对技术功能的诸多分析理论尝试着分解出这个关系的精确特性，有时强调客观性质，有时强调人的意向性，而最具说服力的理论则在这个关系的两边获得平衡。这些理论的目的是要说明工程师们如何使用“功能”一词，或日常言说如何使用该词，或在上述两种域境中理论家如何可以识别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一进路为了获得精确的概念分析而将功能中的许多社会和文化特征抽离出去。

威伯·豪克斯(Wybo Houkes)和彼得·弗尔玛斯(Pieter Vermaas)提出了“使用-计划”或ICE功能理论，试图综合诸多分析研究成果，将之归入他们称为“二重性”(dual natures)的图景中。^[1]在他们的理论中，功能性的主观一面是指构成使用-计划的信念与目的，而客观一面则由特定的物理性质组成。合理的使用-计划预设了关于性质的信念，这些信念建立在直接经验或由专家提供的信息之上。“总之，我们分析人造物，将之看成拥有两层特性的对象： 它们是具有意向性特性和物理特性的对象，同时又是可被使用的、人造的对象。功能性描述与前者即意向-物理二重性是相关的，因为这些描述允许使用者和工程师联结或分离对人造物的目的性和结构性描述。因此，技术功能是个有用的概念，可以作为对人造物的两种特性的概念联结。”^[2]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理论中的计划概念不应取其字面上的意义，而是应该理解为跟随事实的重建人造物的方式。弗尔玛斯和豪克斯允许非形式化和不完全的意向，因为它们比对详细计划的事先斟酌还要常见。这个理论经受了出于不同考虑的检验，比如它是否能区分“合适的使用”与不常见的、突发性的使用，以及它是否能够说明有用对象的功能故障。

尽管我同意功能的归属无须预设信念，我想更好地理解当以技术意向面对世界时我们如何行为。在这种特殊的信念下，主体在面对对象时会产生怎样的倾向？它与科学、商业和游戏域境中所追求的信念有什么不同？我要展示的是，回答这些问题牵扯到对特定种类对象的理解，而这些对象是功能归属以及相应的主观性形式的基础。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二重性理论有平行的地方。我自己的“二重性理论”研究计划起始于1975年，应弗雷隆(Frederic Fleron)之邀参加在塞尔贝罗尼(Villa Serbelloni)举行的“技术与共产主义文化”研讨会。这是我第一次开始严肃思考技术的本质。那时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决定论是主流论题，决定论者坚持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与技术“指令”(imperatives)相冲突。我反对这个结论，也反对技术手段是价值中立的概念。

会议报告中的一个注脚总结了我从那时开始发展起来的论据：“我倾向于保留‘技术方法’(technique)一词来指称技术元素如杠杆、轮子、电流等。所有这些都是对自然的客观知识的中立应用。这些元素就像语言中的词汇；它们可以组合在一起形成具有不同意思和目的的‘句子’。‘技术’一词被定义为发展起来的技术元素的整合体(ensemble)，其整体要大于组成部分的合集。技术在选择和组合构成自身的中立单位时满足对目的的社会性标准。这些社会性标准被理解为体现于技术之中，而不是对中立工具的一种外在使用。”^[3]

批判建构主义是对这一早期洞见的发展，我将之称为技术的双面理论(double aspect theory of technology)，并隐含地指称身心关系的双面理论。当笛卡尔把心灵与身体分开时，他把身体交给了机械领域。对技术的纯机械说明导致了朴素工具主义或技术决定论。

我试图推翻在理解机械化自我领域中的笛卡尔二元论。^[4]

因果性与文化在功能性中相互交叉。我意识到在日常定义中文化包含了因果关系的知识，以及其他各种信念。我在此直接采用对这些词汇的日常理解，而不再停下来去梳理这些概念。从日常理解的观点出发，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信念的形式与来源： 因果性涉及了“如果……那么……”关系，在其成熟的应用比如技术之中，该关系可以被技术规训所识别或说明。文化描述了意义系统以及社会或社会团体最具特色的实践。因果性与文化之间的区分已固定在现代社会的技术规训的分化中，这一社会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常识的区分具有某种有效性。

分析讨论强调了因果性与文化之间互动的认知特征： 功能的归属建立在主体的如下信念之上，即相应的材料拥有可被使用的自然性质。批判建构主义关注相同现象的社会特征。一个理论是行动-理论性的(action-theoretic)，不仅因为它关注了行动者的信念与意向性，也在于它能够把功能性的主观与客观条件作为社会过程来分析。^[5]

这个过程超越了现代社会中人造物的典范性领域。我在前几章中曾论证，技术人造物所遵循的规则，符合在创造人造物的技术专业中可被识别的因果关系。这些技术专业受到社会利益与文化预设的影响与指导。经济领域也类似地由相应规则指导，这些规则创造了技术操控物资与市场的机会。与技术人造物类似，市场由行动者按文化预设和政治影响来设计。在创建根据形式上类似于自然定律的规则所定义的案例中，管理也类似。支持这些过程的背景中有管理科学，它对管理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对技术所起的作用。

批判建构主义坚持对功能性的现象学研究。对功能的分析理论把“二重性”之一等同于自然主义设想的事物的客观特性，批判建构主义则关注从技术规训如何导出客观性特征，其中，技术规训能辨识这些特征以及它们所支持的用户体验。这不是相对主义，这里的要点不是认识论，而是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对刻画技术领域特殊类型的客观性进行社会分析的基础。

社会建构论研究展示了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所处理的问题依赖于行动者的解释和对设计的影响力。解释以及相应的功能依赖文化框架，在其中行动者理解自身的需要以及环境的制约。因此，功能必须被安置于文化和文化所支持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中。它对作为社会的合理性形式的现代性概念，以及对相关的进步概念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批判建构主义中，海德格尔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是其中翘楚。两人对技术的研究都体现了功能性隐含的社会概念。正因为如此，他们持有与分析哲学十分不同的本体论。他们使用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词汇来理解功能性对象。对象不在任何常用的意义上成为“实在”，而是与理解和意向相关联。但是，对象也不是主观的；它是知觉中的一种视角，是实在片段的一个有序的横截面。

这种对象不是物理性质的简单叠加，它可被称为“相关性结构”(relevance structure)。这种对象概念与分析哲学家对功能归属中物理性质的关注并不冲突，而是呼吁重视具有倾向性的选择，即倾向于选择这些而不是那些性质。对大陆传统的技术哲学家来说，人造物是这类选择的对象。关于这点，我还要强调的是，在现代社会中这种选择不是由个人意识做出的，而是由建制的、通过技术规训的运作而做出的。

下面我要讨论在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那里，建构技术对象与主体的过程。我将把两人的论据人为地分割为功能理论中的构成性元素，这样做会让他们的理论拥有更丰富的内容。尽管海德格尔和卢卡奇已十分接近功能理论，我们的分析展示他们仍遗漏了许多部分。在讨论他们的理论时，我会指出这些遗漏的部分。本章最后一节将把分析结果汇聚起来，形成我所称的“工具化的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

早期海德格尔的技术功能和世界

海德格尔发展了两个技术人造物理论，早期理论基于技艺，后期理论关注现代技术。表述在《存在与时间》中的早期理论是对日常技术生活世界的现象学研究。海德格尔的“世界”一词意味着一个有意义实体的体系，该体系可追溯到能够解释环境、斟酌目的并且行动的能动者。这种现象学的世界概念应该与日常的、自然主义的概念区分开。这是因为这个概念预设了意义与意向性，“世界”不像日常理解的那样是所有实体的总和，也不是自然科学所理解的宇宙论的研究对象。日常和科学将海德格尔称为“世界”的东西看成是一个主观性质的体系，其中并无本体论意义。然而，海德格尔把他所理解的世界当成是本体论层面上的基础概念，并宣称日常和自然科学的理解都建立在这个基础概念之上。

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是一种“生存论性质”(existentiale)，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范畴”，而不是人类存在的一个范畴。这种范畴的普遍性忽略任何特殊的文化界限，以人类与其所是的关系来定义人类。一般被称为文化的东西被当作另一种生存论性质入场，被称为das Man，即“常人”。该词的语言学游戏的含义很简单： 常人说了文化中所有明显的具有确定性的东西，因而无法被归属于任何特殊的个人。

海德格尔对世界性的分析试图克服现代哲学传统中的主观/客观二分的本体论。世界最终指称了海德格尔重构后的主体——此在(Dasein)。在狄尔泰的影响下，海德格尔最初把此在称为“实际生活”(factical life)。这个名称显示了他的主观性概念与传统概念之间的两点区分。一方面，主体没有被看作是一个精神实体，一个实体化的思想，一个我思(cogito)，而是一个生活存在，一个本质上与环境相关的存在。^[6]另一方面，生活应该从内部作为存在方式，而不是从外部作为对象来把握。此在意味着生活与它的世界和自身的生存关系。

《存在与时间》用车间和它的工具为模型来说明世界的概念。^[7]车间的例子展示了他所称为“在世”(being-in-the-world)中的单一主客关系。工具因与工作和使用者的目的而联系在一起，各种工具按照自己的潜能排列形成一个整体，工具的功能性按照它们在整体中的位置而获得。“在设备的生产中，计划在事先就已由设备的服务性(Dienlichkeit)所决定。该服务性事先由对设备部件或整个机器可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来调节。整个设备只有在特定域境中才能认定它是什么、采用哪种方式。这个域境取决于每个案例中所有涉及的因素(Bewandtnisganzheit)。”^[8]

整体是一个指称此在世界中实体的系统。常人或文化确定指称的词汇，此在与工具属于共同的整体。构成在世的是技术人造物和人在技术网络中心的作用排序之间的联系。海德格尔称此系统为“意蕴”(Bedeutsamkeit)，将它看成一个意义空间，在其中特定的使用与计划得以运作。

海德格尔也把世界定义为“在其可通达性中的存在”(beings in their accessibility)，^[9]“可通达”指可理解、可持有、可引起行动。因此，我正坐的椅子，不仅是一个对象，也是被我当作一把椅子的对象，即坐下意向中的对象。与椅子的这种关系，在我要离开办公室前，在椅子上堆放的纸张中，就不存在。这些纸张由椅子支持，但不是作为可坐的椅子。此在建立的意义关系与事物之间因果关系不同。在这个意义上，世界是存在情景，而非事物的集聚。也许我们日常谈论与海德格尔的用法最为相似的表达是“作为舞台的世界”“中世纪世界”。这些表达不只是主观的，也不是它们所包含的客观事物的总和。它们与此在本质上相关，尽管并不完全还原到此在。

此在的基本特征与其自身的存在相关，这个相关性表现在此在的环境构成与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自然不同。科学所理解的自然是知识的对象，其中所包括的许多东西都与生活主体无关。这种不相关性在客观思考中很明显，但并不是原初世界构成关系的一部分。这种关系拥有功能性指称的网络组成，该网络使得此在、此在的目标及存在得以可能。

海德格尔从此在的行动关系内部分析了此在和它的世界。行动者第一人称立场与观察者第三人称立场成为事物的焦点。行动者关注的是什么把对象连接到指称网络中。海德格尔的车间中的对象是单纯从其功能性性质来理解的。锤子是硬的，有一个合适手拿的重量，以某一特定弧度挥舞可击中钉子，这些是行动者在挥动锤子工作时锤子的“指称”。海德格尔说这就是“上手”(ready-to-hand)。它不是由铁原子组成，也不是工厂于某时制造，也不属于X先生和Y先生。这些客观上的“在手”(present-at-hand)当然对于观察者来说在原则上是可通达的，但是，它们在人造物的运用当中并没有被关注，它们不构成主体“世界”的一部分。

与行动相关的理解也不是明晰的命题知识，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隐”(tacit)知识，实践性知识，海德格尔所说的“统观”(Umsicht)。^[10]统观是对象的一种解释性关系，它引发了而不是形成了意义。相应地，统观的主体也不应通过它对技术网络的涉入来理解。它不是一种不同的我思(cogito)，一个纯粹心灵，而是一个沉浸于对象世界中能动的存在，并在本质上照管该对象世界。

世界最终的基础是世界的“所由”(for-the-sake-of)，此在的同一性。这不是上手的网络中另一个工具性时刻，而是以特定的自我理解为资源去建立网络。此在的同一性是这类或那类存在，以及对其工具所赋予的意义。^[11]比如，海德格尔的车间的例子就可回溯到木匠的同一性。社会角色一般来说是提供身份认同的基础，而身份认同则指定一个相关人造物的范围，即世界。

尽管海德格尔没有发展出一个功能理论，他的论据展示了功能现象的重要特征，并邀请后人沿着他开辟的方向去完成他的理论。他的本质性直觉是“涉入”(involvement)概念。他宣称实体必须是自由地通过进入指称系统而获得涉入。

实体实现进入需通过那些能够让其获取指称关系的性质，我们今天将之称为对象的“可供性”(affordances)。海德格尔通过不同寻常的对生产的说明来发展这个概念，其研究对理解功能性有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暗示。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主要关注的是日常行为而非生产。他对生产的评论因此十分简短，然而这些评论很清楚地将生产的材料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区分开来。前者在它们为了特定目的被生产成一件特定的技术对象之前就已经从属于世界，^[12]海德格尔并未说明它们是如何从属的。

最接近于形成生产理论的是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动力”(dynamis)概念的分析，^[13]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解释成一位现象学的支持者。用现象学词汇来表述，生产的物质即亚里士多德的“事物”(matter)，可以自由地、以某种非特定的方式允许各种不同的使用。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便消除了物质的含混性，即在原始未被决定的多重性的背景中，将多重性减少成为在某一特定的使用背景下的有用性质。

因此，物质并不在所有意义上都是客观的，它们也不总是已成型的技术对象；它们通过其潜能属于世界——换言之，通过它们能够持有或允许的诸多指称关系，而且，在它们进入特定的生产过程之前就可能与这些关系产生联系。在诸多潜能中选择一种的生产过程是通过一个将物质整合进特定指称网络中的潜能瘦身或限定(peras)过程。亚里士多德认为生产不仅实现了生产者也实现了物质的最终目的(telos)，也许海德格尔也会认同这点。在陶器的例子中，海德格尔写道：“将泥土转化成为碗，泥土就是失去了它的形状，但根本性的是它失去了它的无形式化；它失去了一种缺乏，对此的宽容立刻正面地帮助了更高形态的发展。”^[14]

上述理论的暗示可从树的例子中看出。在生长过程中，树属于有用对象的可能来源的世界，比如电线杆、木材、纸张等。把一棵树减少到单一可能性中的过程开始于将它解释为不同指称方式中的一个，然后将它脱离其自然环境，并把它与其他对象，如锯子、削去枝干、去树皮等联系起来。这些过程都与选择一个特定的参考系有关——比如，将树当成盖房子的木料。树的某些有用的性质要比其他性质更重要。这些性质将木料与参考系的木匠、工具、实践和设计等联系起来。建筑计划的细节确定提供了更多的参考。最终，通过不断地限制树的各种可能性并盖好房子，最终获得一个产品。

特定的功能是对对象所在的多重参考网络的一种简化。将对象还原到它的功能性特征也是将它置入意义世界的过程，这在盖房子的例子中是很明显的。从海德格尔对工具的描述中，我们也许只想到了锤子、钉子和木料，但我们知道房子的参考框架包括的东西远多于海德格尔的最小技术范围内的东西。

在最终设计中，木料会获得其他方式如美学特征、遵从商业规则等无法拥有的特征。企口板在美国建筑体系里是水平开口的，而在斯堪的纳维亚体系里是垂直开口的。商业规则和美学效果都会有所不同。房子也需要遵守法律规则，如地方立法所规定的建筑规则。这些额外的参考是建筑过程中的规范性调节，它们参与到不同阶段，继续缩小可能性的范围。它们抵消简单化，让物质以物质的面目出现。所有这些都可以包括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form)中，而我则将之称为“文化意义”(cultural meaning)。通过这些调节，最终产品在社会域境即文化体系中获取其合适的位置。我们对功能性的狭义的一般性理解是从当下更为丰富的参考系中的一种抽象。

在日常非现象学语言中，这意味着将对象脱离其自然域境，将其潜能还原到有用的性质中，联系其他技术对象，将对象置之于人类创造的新的意义系统中，并以与对象在自然界所不具备的性质相应的规范来调节对象。但是，海德格尔并不接受这种常识性理解，因为它预设了对象还未参与到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

对他来说，首先存在的是实践性的关联，它是本体论上的基础。功能性在世界内运作，而不是在主体对客观自然的关系中运作。两者的区别对海德格尔来说至关重要，但对功能理论来说其重要性并不明显。

功能理论的功能性概念可从豪克斯和弗尔玛斯的使用-计划概念中的功能归属的观念里表达出来。在他们的框架里，功能归属预设了如下信念，即对象拥有执行功能所必需的因果性质。这些因果性质是什么？很明显，它们并不是从一个对象的客观观点所能展示的总和中选取出来的，也不是无利益影响的客观观察的结果。主体无需考虑对象的相关性质。它只相应于海德格尔的“统观”概念中“信念”部分的一个小的子集合。

比如，将钉钉子的功能归属于锤子的这个人必须相信锤子足够硬。但这个信念对锤子具有偶然性，因为它作为木工的工具局限于车间，区别于在其他域境中对锤子的理解。这个信念使得功能归属把硬度当成锤子的功能性条件，排除了无限的其他潜能。锤子作为技术对象的肯定性性质因此也是一种限制，无论我们把这个限制称为世界的“构成”还是对事物的“信念”，它都是功能的本质性特征。

海德格尔的技术采用

使用-计划理论中对信念的分析概念是含混的。它既涉及了文化视角下对工具的目的论理解，又涉及了支撑现代技术的客观知识。海德格尔的早期工作承认科学的客观性，但并没有明晰地联系科学与技术。而是如我们看到的，他的分析建立在对技艺的存在解释之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出全面的技术理论，这个理论说明了科学如何依赖并支持对自然的控制与支配的实践性意向。就像早期对技艺的分析那样，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与实在的关系解释为一种本体论线索。然而，技术展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实在，在其中客观性作为一种决定性力量进入世界。

海德格尔断言，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技术性的。它给出的“基础图景”是由遵从定律的事实组成的存在，它划出了可以被科学说明并被技术控制的对象域。在将经验还原为科学对象的过程中，量化是个重要的特征。在量化的基础上，科学建构了对世界的表征，并进行了预测以指导技术对存在进行改造。技术因此与《存在与时间》中的世界对立，世界是由与此在相关的所有上手事物组成。与此相对，技术是在一个在手事物的认知主体面前用机械的方式所实现的表征。技术是超然的表征以及如此表征的主体，对海德格尔早期著作中所描述的、处于涉入状态中的行动主体的胜出。

技术不再以早期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方式建构世界，而是把对象从世界中抽离出来，并将之在预先计划好的过程中还原为可得出预期结果的原始材料。现代技术“框住”(enframe)了人与自然，它“挑战”自然，并向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事物不再实现其潜能，而被剥光其性质即其自身的事物性(thinghood)后，被安置在技术体系之中。它们不再是与我们相对(Gegenstand)意义上的事物；它们已变成单纯的资源，一种“持存”(Bestand)。^[15]

海德格尔式的技术理论将功能性看作是实质性实在的丧失。事物从它们的环境中抽离、被分解、被储藏、被移动、被转变后，去做各种非自然的事情。用海德格尔早期分析的方式来看，这意味着失去复杂的系统性以及使对象得以安置在世界中的中介——换言之，即失去支持技术实践进行操纵的意义与规范。所留下的只是事物与能量，最低限度的可被控制的东西。^[16]“现代技术的特点是它不再仅是一种‘手段’，也不再仅为了‘服务’于他者，而是它自己发展了一种对自己的支配。”^[17]

技术采用的理论对与功能归属相关的“信念”提供了更具体的刻画。

前面曾提到，这些信念只是关于在技术环境中运作的对象的性质。海德格尔的后期研究对这个界限加入了遵从定律因而可被预测的性质。相关的信念必须包括定律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下对象可用来为某一计划服务。这说明了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中与功能性相关的信念中因果性占据重要地位。海德格尔早期研究中描述的文化意义与重要性在现代社会被隐含的自然主义本体论掩盖了。技术采用理论也提供了一个现代技术主观性理论的梗概，强调了计划者超然性的认知立场。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否定性评价预设了一个隐含的批评标准，即在他早期理论中对自然的目的论观点。但他在后期的工作中并没有去辩护早期观点。他从来没有为生产材料的目的论概念做过辩护，即使在他批判现代技术时。如果要这样做，就要回到前现代的“制作”(poiesis)，而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我们有可能回到他所称的“存在的历史”(history of being)。^[18]然而，前进的道路也是迷茫的。

海德格尔的后期理论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困难。我们不太清楚他是否认为功能化改变了对象的本质，还是由于对象和人的关系在进入功能领域时所遭遇的物质转化而引起了变化。他举的例子是莱茵河上水力发电厂将河流转化为资源。^[19]然而，这只是对具有发电功效的河流简单的功能归属，还是发电站所表征的实际上的物质干预？

受到海德格尔影响的当代技术哲学家一般来说仍然保持上述的含混性，却给出了更多具体说明。技术的采用是功能性的基本特征运作的结果。与功能视角相关的认知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削减了值得保留和尊重的对象和人的维度，然而，现代文化却将人造物的因果特征置于高于其他一切的地位。博格曼(Albert Borgmann)举了家庭晚餐的例子，这个仪式性的场合已经被微波炉或快餐的影响而碎片化，只能保有晚饭最低限度的功能性。^[20]

这些论据意味着超出纯粹技术限制的功能立场是一种精神上的灾难。

理论家为功能域的局限性辩护，^[21]该辩护回应了建构技术对象过程中的极端简单化，这种简单化无法相容于对象的诸多关系，这些关系支持对象拥有物质性并在世界中拥有的其特征。因此，这一立场的问题不在于功能的存在，而是它在现代社会中的帝国主义倾向。

这类批评依赖对从中抽象出技术功能的人类域境的目的论解释。因此，焦点从技术本身转向了重整受技术影响的人类关系。这些批评提出改革建议，以保护人类关系不受到技术采用的抹杀。在这种方式下，对现代社会中尝试一般化功能性的批评，因被动性和反潮流的怀旧而获得保护，而这种被动与怀旧有时会威胁海德格尔自己的讨论。然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理论可以被社会批判所替代。我们可以很自如地进入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领域，来讨论他的物化理论。

卢卡奇的技术哲学

卢卡奇是匈牙利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大多数作品用德语写成，并在早年参加了塑造海德格尔哲学的德语思想界。然而，两位哲学家的政治立场却十分不同。卢卡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在1923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在这部著作中，他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性和黑格尔联系起来，其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的重建，用以批判当代合理化的社会。卢卡奇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梅洛-庞蒂称作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2]

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预示了后期海德格尔的技术理论。两人都论证了现代性(在卢卡奇那里，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特征是将整个世界功能化的倾向。卢卡奇将具体对象和前现代社会的各种关系，与被现代技术抽离后的产品和管理系统的非人性化效果进行了对比。^[23]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更加强调商品化而不是技术，并坚持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在展示了世界大战中技术的绝对威力以及苏联对其承诺的背叛，海德格尔认为所有现代社会都类似。

卢卡奇并不比海德格尔对功能哲学更感兴趣，但是他的反思却为功能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含义。本章开始已经提到，功能性有主观和客观二重特征。海德格尔的世界性理论和技术采用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功能性的客观性层面，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理解主观性层面则更有用。而且，卢卡奇的理论明晰地分析了整个技术体系的技术特征，包括管理和市场。

卢卡奇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就像自然世界的一部分那样遵循定律。这是一种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一样受到技术操纵。他写道：“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很重要。所有人类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对象)越来越多地预设了自然科学概念系统中的抽象成分和自然定律中的抽象基础。同时，这种‘行动’的主体也越来越多地预设了对人造抽象过程的纯粹观察者的态度，即实验者的态度。”^[24]

尽管经济和社会体系与自然科学越来越相似，它们仍有一个原则性区别。在自然的情况下，定律是事实，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定律的是人类行动的产物，特别是个人为追求其经济利益而做出的大量自发性决定的产物。卢卡奇将资本主义经济称为“物化的”，是指它看起来像个客观事物，而实际上是人类行为的非意识的产物。然而，经济看似客观事物的外表并不是虚幻的。它具有实在的后果，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引发人们去做将之再生产的行为。

经济定律与非意识地产生定律的技术操纵之间的循环关系，同自然中与人类行为无关的定律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区别。^[25]人们可以通过合作性行为改变体系，打破物化循环。去物化的实践与工人阶级革命是同义词。

它不是根据定律进行的对经济的技术操纵，而是通过改变人类行为的实践基础去推翻这些定律。^[26]

在卢卡奇看来，功能性主体并未参与到对对象的功能化中。卢卡奇将这种实践称为“冥想”(contemplative)，因为它并不打算改变对象而只是去操作对象。操纵预设了固定不变的对象定律，为了能够控制定律支配下的对象的表面特征。就像培根说的，“必须遵从被支配的自然”。^[27]

从经济的视角看，这就等于接受了定律决定对象到底是什么的立场。这种立场在股票市场中十分明显。“冥想中”的主体行为在于去购买他认为可以增值的股票。主体将自身置于经济的定律性发展之中，而不是试图去改造这个发展。卢卡奇认为这是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模型”。^[28]在机械生产过程中，工人与自我行动的机械机制的关系也是类似的冥想关系。官僚也是以操纵的方式在规则下行动而不是改变规则。主体在其行动的系统之外假设自己拥有“不可侵犯”的地位。

这是一个与世界的狭隘关系，对应着抽离了个人特性的狭隘主体，而被抽离的个人特性原本会带来成功的操纵。尽管给出了上述批评，卢卡奇并没有在原则上反对技术实践；任何社会无论怎样都需要技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但他相信世界和被狭隘化到技术测量的主观性无法成就人类的潜能。^[29]问题是物化，即将技术的视野和后果的普遍化。

对功能的分析理论停留在个人对自然的技术行为的水准上，因此未能考虑支持行动的社会布置。功能的分析理论大致相应于卢卡奇冥想行动的概念。功能性主体的信念只关心他无法控制的定律，他只能使用而无法改变定律。这一点在物质对象中看起来是自明的，而分析理论中使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是物质对象。这些例子对一个为了实现有意识的目的而参与一次行动的个人主体来说是合适的。

但是，功能性的范围远远地超出了分析理论所提供的如厨房用具、吉他和汽车等例子。就像海德格尔和卢卡奇论证的，技术和管理体系规定了人类行动的结构，因而不能被看成是中立的手段。它们尽管服务于人类生活，也塑形和损害了人类生活。卢卡奇把经济行为看成一种功能性关系的做法并没有错。进入商店，购买者遇到的售货员就是一位经济代理人。当然，在顾客和售货员之间也可能会出现超出功能性关系的好感或反感。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交易双方为了各自目的按照相应的意向和相关信念“使用”对方。这一点在本质上并不是坏事，但千万次的重复后便建构了一个融贯的体系，即资本主义经济，它会迫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地接受技术立场。

卢卡奇论证，我说的技术体系给生活和行为强行加上物化形式。该形式将社会对象碎片化和分割化，就好像它们是自足的事物，并像自然界的事物那样只具有外在的因果联系。物化形式是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结果，并且很适应对利益的追求。人类在其存在和需求中被迫卷入这种形式，而无暇顾及其后果。这个过程产生了一种潜能，也同时压抑了该潜能。人类会成为什么已经作为潜能而非现实性被安置在物化系统的关系中。革命就是为实现该潜能而斗争。因此，就像在海德格尔那里，潜能的概念再次提供了替代技术支配的可能。卢卡奇认为，当功能性关系是由有意识的集体政治性主体来确定时，这种替代就可能发生。然而，海德格尔的潜能来自古希腊，卢卡奇的潜能则要等待共产主义的未来。

物化主体的冥想立场决定了他的身份认同。为了避免来自对象的因果反馈，技术实践中的主体将互动转变到意义层次。卢卡奇只提到两个例子，但其他例子很容易想到。他论述了记者和官僚都在他们的工作即被物化的系统中做出人格投资。这些中产阶层的个人拥有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信念，在这个世界中，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变成了个人的性格与理解力的局限。与此相对的是，工人的身份认同并不能由其工作来成就，因为生成过程只要求他们做出机械性行为。^[30]

他们在参与技术实践的过程中如果要形成身份认同，是通过认识到自己还可以扮演比所规定的更多的社会角色。因此，他们有能力成为挑战整个体系的发起者。这就是阶级意识的起源。

劳动阶层的发起者的角色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发明，而是根植于释放被阻潜能的去物化的条件中。去物化概念与海德格尔的如下描述有些类似，即从给定的常人参考中释放出原始决策的真正的决心。“这个决心正是揭露过程和对什么在此时是实际上可能的确定。”^[31]的确，在高等技术化的社会里的发起者必须拥有创新性格，去打破枯燥的因循守旧。然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卢卡奇，都没能将之运用于技术体系。

无论是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还是卢卡奇的功能性主体及其实践的概念，其焦点都特别狭隘。卢卡奇没有理解原初发起者和创造性行动的社会想象的概念。然而，创造性对他所要面对的社会基础变革来说是本质性的。他忽略了想象力的如下作用，通过该想象力，个人可以超越其经济地位的狭隘的限制，并发起未被编入程序的方向，在其中去发现新的功能。无论对于拥有物化意识的中产阶级个人，还是对于能够超越处于不利境况下的自身地位的工人都是如此。尽管常被剥削和压制，原创的发起能力和想象力在资本主义中是强有力的力量，它们的重要性不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消退。

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马尔库塞的早期研究为革命性的共产主义探讨了政治原创性的意涵。他对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非同一般的综合将本真性概念和革命实践整合在一起。他的晚期研究通过将革命与想象的社会与技术体制联系起来而完成这一图景。就像在第五章所讨论的，技术现在直接进入到作为想象重构对象的理论之中。在其中，设计与引发革命性社会变革的价值相关联而成为课题。这样看来，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和卢卡奇未能发展出来的创造力、想象力和设计等课题做出了理论发展。^[32]

工具化的理论

为了说明作为自然现象的功能性，我的早期著作发展出我称作“工具化的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33]这个理论说明了不同技术维度如何反映在技术主客体结构中。比如，对功能可供性的辨别，要求对受技术控制的对象的相关方面去域境化，以及对它与其他类似去域境化的对象的联系去域境化，以形成一个技术层面上的融贯体系。如同安格斯指出的，去域境化的特征必须与对象在未以技术视角为媒介的生活世界的域境中的完整实现区分开来。然而，对象无法通过这种过程还原为因果关系。一个意义系统支持着对特定特征的构成性选择，而不是支持同样可能的替代选择。功能只有通过融入到这种意义的参考系中才能获取其特殊性与目的。设计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技术功能性的二重性。不存在单纯的技术；技术已经是文化的。(www.xing528.com)

工具化的理论引发了对技术二重性的两种相互关联的说明。首先，在对人造物和体系的设计层面，因果和文化功能性相互补充，并使得特定化成为可能。配置设计的解释性行为协调因果链接并获取社会意义。其次，设计不会一成不变。就像建构主义指出的，新行动者可以打开“黑匣子”，在新的要求下赋予对象以新的意义。拥有新意义的对象通过加入新成分与新体制要求而获得新的技术特征。这就是公共争论引起重新设计技术人造物和技术体系时所发生的。原始设计过程中未能参与的新行动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与理解发起变化。

表6.1总结了本章在讨论海德格尔和卢卡奇时所引入的功能性的各种特征。

表6.1　工具化的理论

引自Andrew Feenberg，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2)，208，略有改动。

对功能性的理解可区分两个轴线，一个是关于因果和文化特征，另一个关于客观性和主观性特征。从海德格尔早期世界性理论的思考中，我推导出如下因果和文化特征。

●功能性对象从其自然域境中移走，除去其无用的性质，将之与其他对象关联。

●同时，功能性对象通过解释其新意义，融入一个文化体系，在其中接受它所进入世界的伦理和美学标准。

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中，我辨识出功能主观性的如下特征：

●在因果层面上，主体对技术实践的对象来说是自主的，但是它的角色决定了其身份认同。

●主体根据对象的给定“定律”来安置自己的地位，并有能力发起对定律的物化框架的超越。

马尔库塞对海德格尔和卢卡奇的综合在主观化的列表中加入了设计一项。

我们不妨对表6.1做出更详细的说明。因果层次涉及的是对作为自然的客体和主体的建构，当然又是在技术实践的意义上——换言之，遵从调节其行为的规则与定律。文化层次涉及人造物在其所属的生活世界中所获取的意义。这些意义在因果层次被设置好后得以获取，而且指导着设计所需要的因果链接的选择与配置。

文化预设可被普遍地接受，就像在原始社会那样，也可因社会强权的压力而被迫接受。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压力直接由具有影响力的团体或社会建构论所说的“行动者”(actors)给出。

设计过程的因果和文化层面都是可用分析的方式辨别出不同方面。它们在不同视角下是可见的，却不能被分割并被并排地展示，就好像它们是处于外在关系中的不同事物。一个方面涉及了功能归属建立在规则之上的或因果性的基础，另一个方面预设了指导性的文化意义，这些意义决定对象的相关性和重要性。两个方面一起确定了在设计过程中哪些潜能被选择以及如何组合。两个层面相互渗透，也就是说，一个在人造物或体系中发生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它对应了某一文化意义，反之亦然。

除了最简单的人造物，功能性归属牵扯到比主观意向更多的东西；它们决定了对诸多组成部分的选择以及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它们是一种设计。实现一个设计可通过不同路径，不存在一条指导从无数可能性中选择功能的普遍性规则，尽管所有选择都必须遵从因果原则。正是设计的这种偶然性和次决定性打开了技术政治学的道路。

上述对两个层面的区分可用来继续分析设计的客观和主观条件。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语言中，我们会说“对象被展现为……”以及“主体自认为……”我们已经看到，对海德格尔来说对象可“自由地”进入世界。在日常语言中，这意味着对象的某种技术潜能的某种特征被显示，而主体也采用某一技术态度来对待它；换言之，再次使用海德格尔的词汇来表达，主体按照其身份或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所带来的关怀朝向对象行动。

功能归属要求的远比因果适当性的一般性信念要多；它也要求一种特殊类型的认知操作，即一种超出对象当下形式的技术心态，它从特定域境中对象拥有的技术潜能的视角来揭示对象。^[34]功能性最终总是为了服务于社会行动者所选择的功能。在工具化的理论中，对象的功能操作的原始关联要求去域境化、还原与联合。技术潜能的显示需通过将其从自然域境中隔离，将其还原到可使用的性质中，并与其他对象相关联。在资本主义域境中，对象被物化。

对象必须通过处理才能被合并到一个人造物。处理过程的确侵犯了对象，将其从自然状态改变为生活世界，尽管自然的概念在不同文化域境中会有所不同。我们曾看到，海德格尔分析过这个处理过程，并将自然的概念以两种方式同技术发展的两个阶段相联，或者当作某一潜能的现实化，或者将之还原为原材料。

将一个技术观念实现为一个人造物或体系，需要通过指导去域境化、还原和关联的操作来进行。我把这些操作称为解释、调解和体系化，辨别一个技术潜能是一种特殊的解释行动。技术对象在海德格尔描述为世界的参考系，这个参考系由支持上手的因果关系相对应的意义构成。卢卡奇指出意义之间有其价格，而对象也有使用的价值。在这个层面上，对象属于生活世界，在其中与自然和人类生活的其他特征相互关联。因此，对象必须同时拥有意义和因果关联才能进入社会性的世界。

工具化的理论所持有的基本技术态度把世界中的对象看作人造物或元件。这个态度构成的技术主体拥有我所说的三种特征，即自主的、持立场的和能设计的。

主体是自主的是指它能减少或延迟因果回馈，排除同情或认同，即拥有与人类关系相关的态度。技术行动的目的是改变世界，而不是技术主体。

就像卢卡奇指出的，主体并不会努力创造某些新东西，而是根据对象是什么、会成为什么而持有一个立场，该立场打开其有用的潜能。这是个操纵性态度，即通过理解对象的性质、对象运动的“定律”来试图控制它。

主体通过组合在环境中找到的资源来设计人造物和体系。设计工作超越了只定位于这样的创新： 只对规定新的行动模式的那些资源进行新的配置。

与这些因果相关的功能性联系的是技术行为的另外三种文化特征： 身份认同、发起能力和预感。技术主体通过实践获取其身份认同。比如，他可被描述成为某种特定种类的使用者，就像我们称参与驾驶活动的人为司机。在广泛并长期的技术工作领域中，职业身份会通过不断重复的功能性参与而建立起来。海德格尔和卢卡奇都认为身份认同密切联系着技术主体与对象。

在所有例子里，对职业行为特别重要的是，技术主体受对未来预感的指引，具有某种自由或发起能力，能够发现物质的潜能。发起能力的范围在诸多例子中会有所不同，但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技术关系的特征。最低限度上，发起能力可被设计一个对象所能具有的行动范围来定义。但它可超出普通范围，激发新的设计。这既是设计工作又是使用者对技术的创造性运用和再发明的基础。

设计要求指向未来的方向，一种预感姿态。因此技术与时代中的主体通过某种特定关系紧密相连。这个关系在作为未来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中是明晰的。但它必须要在社会域境中更为一般化才能涉及技术本身。通过技术行动一些新事物开始存在，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主体将自身投射到未来。^[35]创新性的发起能力概念也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尔库塞那里出现，尽管该概念局限于与真实性和革命概念的关联上，而该关联具有存在和政治上的而非技术上的应用。

商品与个案

工具化理论最初的形成是为了理解技术人造物的设计。在此领域中，它的应用是相当清楚的，然而技术体系中其他特征也与此类似。前面曾讨论过技术体系由三个建制性框架组成：市场、管理和技术。每个框架都相应于一种社会合理性形式。这些形式以存在于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合理性为模型，而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合理性又是合理性的现代观念的典范。市场可用数学来表达，管理将规则与个别事实的科学定律关系模型的案例联系起来，技术通过测量和计算寻找最优化和效能。工具化的理论经过一些改动就可以应用于市场与管理。在这三个领域里，技术控制的可能性按照因果和文化原则的组合被设计到对象和体制中。我在这里简要地展示工具化理论如何应用于技术体系的这些领域中。

先看市场上交易的商品。^[36]商业有其自身逻辑，一般来说可被概括为以下四个原则： 可异化性、排他性、形成对手和标准化。这些原则相应于技术的因果功能性。商业牵扯到对象的去域境化，在其中通过定义或设计，对象的形式可与其原初环境相互交换即“被异化”。在市场关系的层面上，商品化意味着对对象的设计会排除他者通达的可能性并阻止替代。标准化涉及了通过移除不同的具体特征而对对象进行简化。其结果即商品通过它在市场中的位置与其他商品相关联。

把对象当作潜在的可出售品的文化解释开启了商品化过程。接着是系统化和中介步骤，是商业化过程的必要特征。对象如果不通过交换中介与其他对象建立关系就无法被置于市场中。美学和伦理调节也影响着商品的设计，就像影响技术的设计一样。

商品交换的主观一面符合工具化的理论。商品的拥有者是自主的，因为通过将商品放置于市场，他们可以将自己区别于商品。他们可自主安置自己，因为他们可以选择交易的最好时间和地点。组成身份认同的是拥有商品的方式，包括地主、商人、店主，或作为消费者，一些相关因素如款式、性感、能力等。原创发起产生于商品拥有者的选择中——比如，改变商品或改变其生产、使用和设计的条件。

在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以及他的管理理论的应用中，已经在一般性的方向上预期了工具化理论的经济应用。管理意味着按照一般性规律安置和处理个案。去域境化和还原对这个过程十分重要。管理无法涉及具体人事域境中的所有人。无论管理如何“人性化”，它都必须在复杂的生活中抽象出能够从属于相应规则的个案。在这个过程中，个案的域境就被重新安置在由已有文化意义和调节定义的框架中。伦理调节常常由法律来表达，而且在某些个案如城区管理规则(zoning regulation)中，美学调节也会有所相关。

管理也有主观性的部分。令人感兴趣的是主观性特征会加倍，因为“个案”也会主动地去“处理”其个案以及相应的管理者。职业管理者的自主性十分明显，因为这就是他们所认同的身份。然而，被管理的人也可能对管理干涉所创造的境况采取超然的态度。这使得立场的持有和原创发起的作用变得更为复杂。管理者试图按某些标准方式来处理个案，或者以从未有过的方式来处理——比如，获取某些附带利益，或审慎地改编严格的规则以处理含混性的个案。同时，管理对象也许会试着同体系“玩游戏”，以期能从个例中获取优势。

结论

技术体系是个试图控制自然、经济、管理或其他环境的技术实践领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环境被解释和构造为社会技术性的合理功能的整体。工具化的理论挑战了隔绝于社会性世界的社会技术合理性，并为设计和行为提供了更接近现实的说明。它扩大了功能归属与关系的域境，坚持对功能归属与关系的理解需照顾到技术、商业和个案的人性方面的“二重性”，即它们不仅是个人心理现象，更是社会性现象。功能性不是主观性观念，不是物质事实，也不是两者的组合。在定义现代生活最为重要的例子里，它是个社会性过程，在其中技术心态与文化或政治考量和制约相遇，以设计具体的人造物和体系。

这个功能化图景展示了为什么它是现代性批判的焦点。通过原初的抽象来建构功能世界，把生活经验和人类主体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抛在脑后。功能性的各种补偿性特征，将价值和意义注入对象，都无法完全克服原初抽象的简单化。被功能化排斥在外的剩余部分转过来骚扰技术成就，因为这些成就未能照顾到对象和域境中最为重要的维度。这种疏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然和人类生活无法被还原为功能性关系。

直到全面功能化在后期现代社会涌现，非功能性关系一直主导着多数人类生活领域。然而，技术体系试图成为全盘性的方案。这个野心带来了三个灾难后果。技术关系聚焦于非个人化的、技术行动中与生活疏远的主体的力量，抵消了多重设置中的动态抗争，而这种多重设置正是个人关系和/或民主合作更为倾向的。功能性难以避免的盲点导致了如环境危机等问题，而对文化意义的技术操作也引发了对意义本身的虚无主义的怀疑论。

普遍性功能化的这些后果并不会简单地因复原技术中介的边界而得到缓解。现代社会已被完全技术化，返回“自然”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技术世界内的格式塔转换可以回应危机以及现代性的病症。这需要对技术领域施以民主干预，去克服技术控制的自主性、进步的盲点以及犬儒主义的社会，在其中文化变成市场的一个分支。

下一章将系统地分析民主干预的合理性。在讨论过程中，我会回到本章所涉及的功能性归属问题，用以建立技术的政治学。

(黄　翔　译)

【注释】

[1]“ICE”指组合意向、因果和演化(intentional， causal， and evolutionary)的功能理论。Wybo Houkes and Pieter E. Vermaas， Technical Functions： On the Use and Design of Artefacts， Philosoph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vol.1 (New York： Springer， 2010)； M. Franssen， P. Vermaas， P. Kroes， and A.W.M. Meijers， ed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he Empirical Turn (Berlin： Springer Verlag， 2016)。另一个综合了大量功能研究成果的重要例子可参看Beth Preston， “Why Is a Wing Like a Spoon？ A Pluralist Theory of Func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95， no.5(1998)： 215-254。

[2]Houkes and Vermaas， Technical Functions， 11-12.

[3]Andrew Feenberg， “Transition or Convergence： Communism and the Paradox of Development，” in Technology and Communist Culture： The SocioCultural Impact of Technology under Socialism， ed. F. Fleron (New York： Praeger， 1977)，114.

[4]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78，83； Feenberg， “Subversive Rationa-lization： Technology， Power， and Democracy，” Inquiry 35， nos. 3/4(1992)： 311.

[5]泰德·卡万纳格(Ted Cavanagh)研究出一个应用该理论进行建构的有用的例子。当时的理论词汇与今天有些不同。我在早期版本中把因果性和文化称为“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工具化过程。这引起了第二性工具化过程与再发明过程的混淆。再发明过程是个创造性地将原物做出改动的过程，它发生在技术人造物进入公共领域之后。而我的原意是描述所有设计中的互补性特征。参见Ted Cavanagh， “Diverse Designing： Sorting Out Function and Intention in Artifacts，” in Philosophy and Design： From Engineering to Architecture， ed. P.E. Vermaas， Peter Kroes， Andrew Light， and Steven Moore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301-315。

[6]就像在西蒙栋那里，这里很明显受了岳克斯库尔的影响。

[7]对工具的讨论主要参见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 MacQuarrie and E.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 pt. 1， sec. Ⅲ。在世界关系中的区分的深入讨论见Martin 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World， Finitude， Solitude， trans. W.A. MacNeill and N. Walk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t. 2， chap.3。

[8]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215.

[9]Ibid.， 199.

[10]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98.

[11]Steven Galt Crowell， Normativity and Phenomenology in Husserl and Heidegg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28-30.

[12]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100-101.

[13]Martin Heidegger， Aristotle’s Metaphysics 1-3： On the Essence and Actuality of Force， trans. W. Brogan and P. Warnek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Ibid.， 74.

[15]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H.B. Lovit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16]Michael E. Zimmerman，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212.

[17]Martin Heidegger， Holderlin’s Hymn ‘The Ister’， trans. W. McNeill and J. Dav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4.

[18]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136.

[19]Ibid.， 16.

[20]Albert Borgmann，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105.

[21]Gernot Bohme， Invasive Technification： Cri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rans. C. Shingleton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2)，194.

[22]Maurice Merleau-Ponty， Les Aventures de La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1955)。海德格尔与卢卡奇之间的对比，参见Franck Fischbach， La privation de monde： Temps， espace et capital (Paris： Vrin， 2011)， chap.3.

[23]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97，236.

[24]Ibid.， 131.

[25]然而，难道科学家在发现自然定律的过程中不也是作为实验者参与到技术操纵中吗？当然是。但是，他们的行为无法自由地创造他们所发现的定律，相反，他们的目的制约着他们的行为。即使承认科学对象部分地决定于理论和实验设计，这种准超越性的决定与人们因追求个人或集体利益可以自愿坚持或放弃的行为不同，尽管这种行为的后果可被经验地验证。

[26]Feenberg， The Philosophy of Praxis， Chapter 4.

[27]Francis Bacon， “Aphorism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ure and the Kingdom of Man，” in 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 ed. E.A. Burtt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9)，28.

[28]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83，98.

[29]Ibid.， 6.

[30]Ibid.， 99-100；也请参见Richard Westerman， “The Reification of Consciousness： Husserl’s Phenomenology in Lukacs’s Identical Subject-Object，”New German Critique 37， no.3 (Fall 2010)： 119。

[31]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345.

[32]Herbert Marcuse， “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eideggerian Marxism， ed. R. Wolin and J. Abromeit， trans. E. Oberle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31-32；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228，239-240； Andrew Feenberg， Heidegger and Marcuse： The Catastrophe and Redemp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chap.5.

[33]早期的表述参见Feenberg， Transforming Technology， chap.7。近期的简洁表述作为例子可见Sara M. Grimes and Andrew Feenberg，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in The Sage Handbook of Digital Technology Research， ed. Sara Price， Carey Jewitt， and Barry Brown (London： Sage， 2013)，121-129。

[34]西蒙栋写了一篇关于技术心态的十分重要的文章，但他受到想象出来的纯技术的干扰而在技术人造物的文化层面上犯了错误。参见Gilbert Simondon， “Technical Mentality，” trans. Arne De Boever， Parrhesia 7(2009)： 7-27。

[35]这是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与时间的重要著作中的主题。参见Bernard Stiegler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La faute d’Épiméthée (Paris： Galilee/Cite des Sciences et de l’Industrie， 1994)。

[36]我在这里回应汤普森(Paul Thompson)富于启发性的论文“Commodification and Secondary Rationalization” in Democratizing Technology： Andrew Feenberg’s 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ed. T. Veak. (Albany： SUN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