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国家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所谓文物普查，就是对已知和未知的文物点进行全面的调研，全面掌握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分布、特征、保存现状、环境状况等基本情况，为准确判断文物保护形势、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工作。[1]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从1956年开始，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自1981年秋至1985年。2007年4月开始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经过5年时间的调查和数据汇总，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基本摸清了全国不可移动文物的家底，堪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物资源调查工作。
从某种意义而言，文物普查实质上是一项针对不可移动文物的田野工作。而口述历史，本身就是以获取史料为目的的特殊的调研方式，许多社会学家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口述史料成果也可归之于口述历史。[2]虽然，田野工作有时候只是把“口述”作为一种手段，更关注的是叙述背后的文化意义，但文物普查工作的特性要求必须深究口述资料的真伪。除依据口述者的讲述外，不仅要查阅大量的文献档案，还要去实地勘察验证。因此，在文物普查工作中，运用口述访谈的方法获取文物线索、验证文物信息、发掘文物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
文物普查工作有三难，第一就是找线索难。经过前两次全国规模的文物普查，已知的文物点大多已记录在案。那么如何确定那些未知的文物点呢?除了查找文献档案资料外，走访当地人询问相关信息也是获取线索的一个重要方式。司马迁著《史记》，曾多次“问其遗老”获得相关口述史料，例如他在《樊郦滕灌列传》中写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3]为了掌握萧何、曹参、樊哙、夏侯婴等历史人物的第一手资料，司马迁不仅前往丰沛询问当地百姓民众，还亲自探访旧宅故地，得到了大量令人惊讶的史实。显然，这种依靠口述访谈获取史料信息的方法，也完全适用于文物普查工作。
召开座谈会，是文物普查工作者最为常用的获取信息的手段。许多文物普查工作组下乡进村之后，通过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召集当地老人召开座谈会，了解文物信息。这种座谈会，目的明确，直截了当，彼此相互启发，畅所欲言，很容易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而且，通过座谈会，普查人员还可以介绍一些文物基础知识。这样一来，大家消除了对文物的神秘感，而对普查人员逐渐产生了信任感。不少老人，还从家里拿来了平时耕作劳动时捡来的陶片、铜钱，主动提供相应的文物线索。因此，普查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可以比较全面地掌握整个区域的文物情况，大大提高了调查工作的效率。
有针对性地找个别人谈话，也是文物普查工作者经常运用的一种的方法。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历史名人的亲朋故旧、研究地方历史的专家学者、熟稔掌故风俗的土著居民……都应该是普查人员重点访谈的对象。上海市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文物普查办公室，得知其辖区内“大通别墅”曾是宁波帮实业家包达三的旧居，1946年至1948年，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定期在这里举行聚餐会，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经常在此约见民主人士，是一处极为重要的近现代史迹。但“大通别墅”究竟在何处?档案文献中没有记载。几经调查，普查人员从老住户唐女士口中得知五原路282弄就是原来的“大通别墅”，而弄堂内最年长夏邦琦老人正是包达三的邻居，由此得知包达三应该住在11号。当普查人员进一步探访11号住户时，却发现房东姓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通过民建上海市委，工作组最终联系到了包达三先生的女儿包启亚，通过深人访谈，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当年包达三确实住在11号，即弄堂到底的那一家，房东也的确姓董，是包达三租下了董家整幢房屋。正是文物普查人员的不懈努力，有针对性地访谈一位位关键人物，查找线索，才最终确证了“大通别墅”包达三旧居这一处近现代史上重要的革命史迹。[4]
“安国为谏议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5]据文献记载，司马迁曾向当时的学者董仲舒、孔安国等人求教，询问过去的史实。一些文物普查工作组，也有意识地向那些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熟悉古代文物的专家学者了解情况，询问文物的线索。在上海市徐汇区槽河径街道辖区，原有一座中市桥，横跨在槽河径港上。文物普查人员为了考证历史原貌，原生态全面反映客观情况，找到了槽河径镇志办的元老王静华先生。关于中市桥的历史情况，王先生了如指掌，2000年填河拆桥他更是亲历者之一。据王先生介绍，当时拆桥修路之际还从地里挖出了三块石碑，经与《槽河径镇志》对比，确证是当年的原物。根据王先生提供的重要线索，在另一位镇志办同志陪同指引下，普查人员在桥桩附近找到了那几块珍贵的石碑。[6]
俗话说：“欲知山中事，去问打柴人。”这是田野调查的经验之谈。农民、牧民、渔民、村干部、打柴人、狩猎者，常年奔走于田野山川之间，在他们那里总能得到一些有用的线索和启示。文物普查不仅仅是和文物打交道，更多的时候就是和这些朴实无华的民众交流，以通俗的语言和他们拉家常，找到与人沟通的兴奋点，从而得到文物的线索。广西玉林市文物普查人员，在一次调查工作结束后，与樟木镇罗冲村村民闲聊，谈到了当地的蓝靛制造业遗迹。年长的村干部说，罗冲历史上有好几个自然村制蓝，还有蓝靛交易市场，如今应该还有沤蓝池存在。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普查人员实地调查了一处遗迹——上樟自然村的梅子冲蓝坑。回程路上，随行的老者还指认了当年的制蓝场、蓝靛交易场及两处沤蓝池。第二天，工作人员来到樟木镇六答村，趁调查工作空闲之际，再次与当地老者谈起蓝靛制造这个话题。77岁的黎广盛老人详细讲述了六答村当年的制蓝业规模和工艺流程。在他的带领下，普查人员还找到了制蓝的原料——当地的一种野生植物。在樟木镇石龙村，工作人员仍将普查重点放在了制蓝遗迹上。据村支书请来的王姓兽医介绍，民国时期石龙村大概有一半人家约70多户从事制蓝业。蓝靛制造业历史遗迹和工艺流程的调查，是玉林市第三次文物普查中的一项重要发现。[7]
“无心插柳柳成荫”，普查人员与群众闲聊的瞬间，也常常能够发现重要的文物线索。河南省辉县市文物局普查工作人员在吴村镇王敬屯村一处古庙避雨时，主动与几位老人拉家常，询问当地的山川地貌，再慢慢聊起文物古迹大搜寻活动的话题。攀谈中，一位老人提到，在该村北峪河中至今仍保存有1700多米长，宽8～12米，高1.5～3.8米，且气势恢弘的红石堰。通过这一条线索，普查人员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古代水利工程。另外，在辉县市张村乡麦窖村山民王生堂的指引下，普查人员不仅找到了长城的脉络延伸线索，而且还发现了一处近现代革命史迹——新乡县抗日民主政府旧址。[8]
二
根据要求，第三次文物普查的范围是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地上、地下、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其他等六大类文物。[9]此次文物普查，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单列为一个大类。而且，无锡、广州等地的工业遗产普查，北京798厂、上海江南造船厂、青岛啤酒厂等典型工业遗产调查和保护利用的实例分析，作为“内涵不断发展丰富的文化遗产新品类”之一，已成为普查工作宣传的重点。[10]对于古代文物，一般民众只是所闻、所见，流传至今的口头信息基本属于口口相传的故事。而对于近现代文物，不乏亲历、亲见、亲闻者。他们可能年事已高，记忆力严重衰退，留存在他们脑海中文物史料信息亟待抢救发掘。若能运用科学的口述史方法，引导他们讲出那一段尘封的历史，不仅能够找到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的线索，更可以进一步核实、丰富这些重要遗迹的历史内涵。
第三次文物普查，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改过去的“普查”为“清查”，不仅要根据蛛丝马迹寻找未知文物，还要运用科学方法重新审视已知的遗存、遗址、遗迹，进一步发掘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技价值。上海市徐汇区五原路288弄3号，是“三毛之父”著名画家张乐平先生的旧居，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之后，徐汇区文物部门决定按照程序将其申报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张乐平旧居并不属于未知文物，现在张家子女仍居住在内，但文物部门必须尽可能全面地搜集相关史料，作为申报的依据。通过几次上门走访，普查人员发现旧居的二楼仍然保持着老画家生前工作室的原貌，从张家子女那里也进一步了解到了有关张乐平生平、居住、性格、爱好等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情况。[11]
在文物普查过程中，通过口述访谈，还能使一些历史之谜得以破解。根据文献记载，清末萍乡哥老会起义首领罗凤冈葬于“大安里磨下凤形屋背”，却未注明具体位置。于是，寻找罗凤冈墓成了江西省芦溪县文物管理局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重点。几经周折，普查人员在一位老人的带领下，在香炉山山腰一片竹林中找到了一座大墓，竖着一方刻有凤鸟、山冈、菊花、祥云的无字墓碑。根据地理位置，此处应该是罗凤冈墓。为什么赫赫有名的哥老会首领身后却是一块无字墓碑呢?这里的老人是这样解释的：“因罗凤冈被朝廷视为犯上作乱，罪大当诛不赦而被处斩，家人在墓碑上未敢书写只字。为了表达后人对罗凤冈造反精神的敬佩，故在墓碑上雕琢一凤，表明一凤落山冈，巧合凤冈名字。”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亦不失为高明之举。由此，一段历史悬案终于揭开了谜底。[12]
有的时候，发现线索、查证核实、进一步发掘文物的内涵，是彼此交融而循序渐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口述访谈。在浙江省武义县，有一座当地百姓习称的“大坟头”，普查人员从墓碑得知，这里竟然埋葬着日军侵华期间杨家萤石矿305名死难劳工。这座大墓是1957年由浙江省砩矿办事处重修的，真正亲手埋葬这些尸骨的是墓碑上所记的姚炳塘等三人。而且，这位姚炳塘老人仍然健在，身体不错，记忆力也很好。几经探访，普查人员找到了姚炳塘。老人讲述了抗战胜利后与徐云从、杨海涛一起收葬杨家萤石矿遇难劳工遗骸的整个过程，以及矿工墓初建、重修、迁址的详细情况，从而揭开了侵华日军在武义萤石矿掠夺资源、迫害劳工的那一段尘封已久的血泪史。[13]
其实，询问历史当事人的方法，司马迁在《史记》中早已运用多次，《刺客列传》中荆轲刺秦王那段绘声绘色的场景，就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而公孙季功、董生又是从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夏无且那里听来的。[14]同样，调查近现代重要史迹，也应该尽可能地找到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者，以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2008年7月，淄博市文物普查队在张店开发区石桥镇调查侵华日军飞机场遗迹。当地92岁高龄的老人王立平，是日军侵华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老人不仅向普查人员详细讲述了日军强征当地青壮劳工修筑飞机场、飞机库、兵营等军事设施的情况，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未见档案文献记载的历史细节。据老人讲，当时驻飞机场日军中有40%是缅甸人或越南人，他们的语言、肤色、饮食习惯与真正的日军有所不同，应该是被强征来中国服役的。而且，日军还仿造了一批木制假飞机，虚张声势，以迷惑盟军，其实真正的飞机最多也就五六架，大部分时间都隐藏在机场东侧茂密的松柏林中或墓地之中。[15]参阅有关二战的历史书籍，在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兵力严重不足，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强征劳动力，送往前线修筑军事设施，这一点和老人说的完全吻合。通过访谈和调查，普查人员不仅搞清了石桥飞机场遗迹的来龙去脉，而且意外发现这里还是日军迫害东南亚劳工的一处重要史迹，进一步提升了该文物点的历史价值。
从当地人的口述，可以推断文物的建造年代，了解文物的历史和现状。浙江省绍兴市文物部门在普查时发现，由于文献的缺失，有些村落的始建年代比较难考证。普查人员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与熟悉情况的村民聊天拉家常，了解村中的大姓是否始居于此，并弄清迁徙的脉络，确定至今已传几世。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推算出建村的年代。在调查一处台门建筑时，普查人员主动询问该建筑位于哪个自然村，是否有小地名，居住者情况如何，家族中何人建造，原来布局如何，有过哪些维修，是否作过别的用处，是否有名人居住……通过多层面的了解，对于判断文物的年代、价值等方面均有所收益。[16]即使是已被改建毁损，甚至是破坏消失了的文物遗存，根据普查工作要求，也应掌握其基本信息，以备将来研究、恢复之用。在广东省台山市水步镇荔枝塘村村尾，矗立着一座远近闻名的碉楼——福安楼，建于民国时期，由青砖和钢筋水泥建成，楼高五层。据村民介绍，该楼初建时为六层，最顶层是玻璃的，用来安装探照灯，后来由于碉楼倾斜，为安全起见拆除。普查中得来的这些信息，为碉楼将来的保护性恢复提供了依据。[17]
三
由此可见，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口述访谈可以帮助普查人员寻找线索、核实查证，进一步搞清文物的历史背景、挖掘文物的内在价值。但是，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口述史方法并非万能灵药，只能是处于辅助地位的一种方法。对于古代史迹，必须以考古发掘为准，配合地方文献史料记载，真正搞清楚文物的相关情况。对于近现代史迹，必须以原始档案为主，参照口述资料，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文物的历史和现状。
而且，口述历史也有天生的缺陷，绝大多数情况不能追溯超过一个世代的事情。那些口口相传的故事，往往已不再是确切的第一手资料。普查工作中常常会听到许多传说，必须坚持“以史为鉴”，不能偏听偏信、迷信口碑，尤其反对引用没有确切记载和考证过的传说。2008年春节过后，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文保所工作人员前往却金馆村，调查一座孝子牌坊的情况。村民陈老汉讲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说是明宣德年间，温州知府何文渊夜宿却金馆村，看到窗外山野有灯火闪烁。经询问得知，原来是一位名叫陈登朝的青年在山中为父守墓。三年时间，不论刮风下雨，结霜飘雪，日夜如此。何文渊听后，大为感动，将此事上奏朝廷。宣德皇帝下旨，旌表陈登朝为“孝子”，并竖造牌坊一座，赐名“孝子坊”。但普查人员在现场勘察时发现，这座气势恢宏的牌坊中央，“孝子”两字旁边落有上款：“皇清咸丰元年孟冬月建，钦命浙江巡抚部院存，浙闽总督部堂刘，浙江省学政赵，三大宪会同题奏。”带着疑问，普查人员查阅了地方志中有关陈登朝与孝子坊的记载，确证牌坊应该建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关于牌坊上的屋檐，以及屋檐下“圣旨”牌石刻、石狮子的缺损情况，村支书赵永兴也讲了一个故事：“文革”时期，造反派扬言要推倒孝子坊。迫于政治压力，陈家后人悄悄组织人员将“圣旨”牌和石狮子拆下，再用石灰将牌坊中央“孝子”两字刷白，总算是逃过了一劫。在老赵的指引下，普查人员在村内一户农家找到了当年拆下的“圣旨”牌，但石狮子已不知下落了。[18]两段口述，一个已成为美丽的传说故事，一个却是亲见亲闻的经历，文物工作者必须练就辨伪识真的功力。为此，有的普查工作队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例如，望、闻、问、切，其中的闻和问是口述访谈，切就是纠正偏差。[19]例如，勤询问、勤踏勘、勤记录、勤整理、勤学习，“五勤”中的踏勘、记录、整理、学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询问的不足，纠正询问的偏差。[20]
况且，文物普查工作中的口述访谈，并不能与口述历史完全划等号，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在普查工作中，口述访谈主要还停留在寻找线索的层面。然而，人的记忆力常常是靠不住的，往往会找错地方，造成线索中断。前述哥老会首领罗凤冈墓的寻找过程就颇费了一番周折。罗凤冈是被杀的起义军领袖，属于“朝廷钦犯”，其墓地是较为隐秘的，知道的人不多。当地一位老伯“知道那个墓，以前还见过”，“只是很久没去，但记得一个大概范围”。到了香炉山半山腰，“他找了老半天却仍在原地转个不停”，足足半个多小时，仍然没有找到。无奈之下，大家只好退了回来。显然老伯的记忆因时间过于久远而发生了误差。若不是普查人员无意中在茅草丛里发现了墓碑，这处重要的史迹恐怕就要湮没了。[21]
其次，在普查工作中，文物的内在价值挖掘得还不够。尤其是那些近现代文物遗址，不少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者还健在，完全可以进一步通过口述访谈，全面掌握文物的情况。“尽可能地将不同的声音都反映到这个故事中来，口述历史不是简化历史描述，而是使得它更加丰富，也更加有趣。”[22]因此，文物工作者，尤其是从事文物普查人员，必须抓紧抢救口述史料，不仅人的记忆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衰退，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相继离世更是无法弥补的损失。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相对于那些让人肃然起敬的古代遗存，20世纪文化遗产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其流失速度也快得惊人。”[23]同样，如果不抓紧，那些历史事件的亲历、亲闻、亲见者逝去的速度也快得惊人。在文物普查工作的感召下，一些老人也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性，感到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河南省西华县文物普查工作座谈会上，一位92岁高龄的老人争先发言：“让我把知道的都告诉普查队员，如果我不说，以后就没有人知道了。”在台前县，一位曾参加过解放战争的老船工，主动向普查人员介绍1947年6月刘邓大军在孙口村抢渡黄河的事情经过、渡河地点和有关遗迹遗址等等。[24]通过这些当事者的讲述，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细节，文物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
而且，在普查工作中，主要是以口述核实文物，很少用文物来佐证口述。2008年，文物工作者在山西省临猗县北景乡尉庄村发现了一个斗拱大门，上面有“民国二十三年”字样，应该是件重要的文物。但是现屋主和原屋主的后人也讲不清楚房屋的有关信息和情况。普查人员几经周折，总共找了5位村中知情的老人，才问明了这座建筑原本是村里的打麦场，“这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农业生产和规模都有参考价值”。[25]它的参考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其实，结合档案文献资料，再根据建筑的规模以及“民国二十三年”等字样，可以推测出30年代尉庄村粮食的耕种情况，而建筑的拆建翻修和房屋产权的变迁，可以反映出尉庄村的发展和变化。因此，档案、文献、文物一定程度上也能佐证5位知情老者所讲述的尉庄村村史。在扬州全国第三次普查工作中的一件事例就更为典型了。2008年12月中旬，普查小组在扬州郊区古运河东岸五台山一带发现一处类似厂房的建筑群。在西路第一进建筑的外墙上，嵌有一方石碑，楷书：“江苏省立原蚕种制造所添建育种室奠基纪念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一日□□□题”。随后，普查人员向周围群众调查了解情况，得知此处正是原扬州市蚕种场，当时，这块土地已被开发利用，这些建筑群过两天即将被拆除。文物的发现，尤其是那块石碑，证实了当地群众的说法，这一处重要的近现代史迹终于被保护了下来。[26]
另外，在普查工作中，并没有严格按照口述历史的学术规范来从事访谈工作。口述历史，从准备提纲、问题设计、访谈技巧、记录器材、抄本整理等等，都有一整套的规范。规范性是口述历史成为一门学科的前提条件，是口述史料确保其可信度的关键所在。纵观文物普查工作中的口述访谈，尽管已全面铺开，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如追问太少、缺乏重点、互动性不够、细节问题无法展开等等。以天津市为例，文物部门为了宣传文物普查工作，于每周六利用短信互动平台开展话题讨论，内容涉及“说说您了解的天津中山公园”“说说您所了解的天津马可波罗广场”等，扩大了群众的参与面，激发了群众支持文物普查工作的热情。[27]然而，这仅仅是面上的讨论，虽然有助于了解文物的历史背景，却不足以挖掘文物自身的价值。究其原因，一方面，文物普查事情杂、任务紧，抢救性保护迫在眉睫，有些机会稍纵即逝，来不及考虑访谈的规范性问题；另一方面，普查人员大多为文物工作者，平时基本与器物或文献打交道，没有经过科学的口述史访谈培训。总之，口述历史门槛很低，但要做好真的很难。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口述访谈毕竟已经在文物研究领域开展起来了，并没有随着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的结束而终止。河南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办公室精心创作了一段广告宣传词，也代表了全体文物工作者诚挚的心声：“请把你知道的告诉我们，也许一片瓦、一块砖就是一段历史；请把你发现的告诉我们，也许一块石头、一块残碑就是一个故事；请把你听到的告诉我们，也许一个传说、几片碎语就是一个文化空间……总之，你能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想知道的。让我们一起把昨天的历史寻找，把今天的文明延续，为中华民族明天的辉煌贡献力量!”[28]
【注释】
[1]参见《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国发〔2007〕第9号。
[2]目前出版的口述史著作，基本可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学家用田野调查方法整理的成果；二是文学工作者用新闻采访的方法采制创作的口述作品；三是历史工作者用口述访谈方法整理的口述史著作。参见左玉河：《方兴未艾的中国口述历史研究》，《新华文摘》2006年第16期。(www.xing528.com)
[3](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
[4]郁世荣：《“大通别墅聚餐会”旧址寻访记》，国家文物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中国文物报社编《三普人手记：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征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38—140页。
[5](汉)班固：《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
[6]吴建国：《“中市桥”遗址采访记》，《三普人手记》，第136页。
[7]李义凡：《一个队员的普查周记》，《三普人手记》，第330—333页。
[8]高有生：《山高水长路漫漫——文物普查札记》，《三普人手记》，第273—274页。
[9]参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
[10]参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
[11]李家麟：《调查、核实、申报挂牌，奏响文物普查三部曲》，《三普人手记》，第140—141页。
[12]龙成前：《寻找“萍乡哥老会”起义首领罗凤冈墓碑记》，《三普人手记》，第209—211页。
[13]鲍仕才、陶峰松：《一座305名矿工的大墓》，《三普人手记》，第187—188页。
[14](汉)司马迁：《史迹》卷八十六《刺客列传》。
[15]傅强：《侵华日军飞机库、兵营旧址调查》，《三普人手记》，第235—236页。
[16]钟剑华：《论文物普查的“五勤”方法》，《三普人手记》，第179页。
[17]陈羽琳：《参加普查的体会》，《三普人手记》，第319—320页。
[18]叶春德：《横亘百余年，悠悠孝子情——普查“孝子牌坊”记》，《三普人手记》，第196—197页。
[19]张雪晨：《“三普”走访工作中的望闻问切》，《三普人手记》，第245—246页。
[20]钟剑华：《论文物普查的“五勤”方法》，《三普人手记》，第179—180页。
[21]龙成前：《寻找“萍乡哥老会”起义首领罗凤冈墓碑记》，《三普人手记》，第210页。
[22][美]唐纳德·里奇著，王芝芝、姚力译《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前言与致谢”，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23]杨健：《拯救“20世纪文化遗产”》，《解放日报》2008年04月16日。
[24]陈爱兰：《创新——来源于基层、来自于实践》，《三普人手记》，第255页。
[25]王峰：《峨嵋涑水文物情——记临猗县“三普”队志王立忠》，《三普人手记》，第58页。
[26]朱明松：《开发商为文物让道“三普”绩效初显端倪——扬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札记一则》，《三普人手记》，第153—154页。
[27]张宁、郭洧：《“知家乡文化遗产，爱天津历史传承”——天津市百万市民“海选十佳不可移动文物”主题活动》，《三普人手记》，第14页。
[28]陈爱兰：《创新——来源于基层、来自于实践》，《三普人手记》，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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