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初期，梅特涅主要的担忧是如何建立强大的中欧，他认为这是保证欧洲稳定和奥地利安全的条件。他深信强大的奥地利是中欧的关键所在，因此国内体制重组成为他最关心的事情。一八一七年，他提交了一份有关奥地利政府机构改革的计划，包括分散行政权力以及任命四位大臣，每位负责一个民族。[1]他试图通过妥善的行政管理来为这个多语言帝国创建一种身份，近似于普鲁士在北方所做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但是奥地利皇帝与拿破仑开战并非为了以改革纲领来开创一个和平新时代，而且他也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要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已经使奥地利度过了革命时期的体制。梅特涅只能尝试完全通过外交手段来主导中欧，这是他对国内事务无能为力的表现，他只能试图创建一个因其内在逻辑而必须依赖奥地利支持的政治体制；他只能联合在挫败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类运动方面与奥地利有共同利益关系的各类主权国家。诚然，德意志和意大利都不能幸免于目前正在荡涤欧洲的潮流，但是社会的动荡只要不失控，其实有利于梅特涅的计划，因其能够防止从属国家尝试独立的政策。因此在战后初期，梅特涅更倾向于将反抗限于局部区域，而非镇压反抗；倾向于防止对手获得大国的支持，而非对革命进行讨伐。因此梅特涅的方法主要还是政治性的：使欧洲的俄国和德意志的普鲁士这两个他认为具有革命性的大国束手无策。
在意大利这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奥地利的地理位置以及从属国家中的王朝需要依附他国，奥地利控制着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并且与那不勒斯王国签订了条约，使那不勒斯军队处于奥地利的掌控之中，而重新掌权的国王也答应未经奥地利的许可不会改变本国的机构设置。梅特涅一八一七年访问了意大利各王国，有报告说烧炭党在大范围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俄国间谍煽动的。但是他自信有能力挫败革命运动，部分是通过让更多意大利人参与奥地利属下意大利省份的行政管理，部分是通过尽可能揭露俄国人的活动，从而迫使沙皇要么抵赖，要么终止这些活动。[2]
德意志的情况更复杂一些。奥地利在那里既不拥有占优势的地理位置，也不仅仅是只需同从属邦国打交道。奥地利位于德意志的边缘地带，面对一个强大的普鲁士，没法指望在地理上控制德意志，而当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双重运动正威胁着奥地利的道义立场。在整个狂热的一八一二年，普鲁士的爱国者梦想着改革后的德意志，自由主义者正在制订计划，以期发挥民族主义灵丹妙药的作用，而梅特涅在孜孜不倦、顽强狡猾地努力挫败这些愿望。统一的德意志将会导致奥地利被排除在其历史力量的源头之外，因为奥地利这个多语言帝国永远不可能成为通过民族主义而得到合法化的体制的一部分。基于国民大会制度的德意志，或者即使只是建立在统一语言基础上的德意志，对于一个建立在历史体制相互依赖的神话上的国家都意味着持续的挑战。由于这一原因，梅特涅在一八一三年才一直拖延，直到同盟的建立是以能够确保奥地利生存的原则为基础。历史性君权神授不可侵犯的观念确保了德意志有着多个主权邦国，因此对同一民族性的诉求会淹没在各王朝的诉求之中，而这些王朝只能通过达成协议——道义共识的正式表述——而非霸权来治理。
因此梅特涅的德意志政策是对道义联系的现实性的一场赌博。他不屑于再将奥地利的皇冠加之于德意志，因为他希望奥地利对德意志的优势地位建立在平等这个神话的基础之上。而且他还同意将普鲁士的重心从东欧转向德意志，将奥地利的重心从德意志转向东南欧，因为他相信奥地利的道义立场并不依赖于其在德意志拥有相应的领土。梅特涅认为奥地利立场的道义力量在于保护王朝免受民意干扰，保障从属邦国免遭权力争夺。普鲁士的领土分散在邦联各处，只有以防御为目的将德意志组织起来才能找到安全感，因此它肯定会形成一种外部压力，使得从属邦国必须寻求奥地利的支持。
当维也纳会议上的主要角色为欧洲均势而交锋时，一个由奥地利、普鲁士、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组成的德意志委员会正尝试建立德意志邦联，该邦联曾经在战争期间得到过频繁但又含糊的允诺。《特普利采条约》和《肖蒙条约》等国家法令呼吁成立一个有着多主权邦国的德意志，但是致德意志人民的《俄普宣言》却宣布了解放战争的开始，允诺国家实行宪政。但是奥地利的宪政目标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创建一个推动人民行动的体制，假使可行的话，让他们通过各自的王朝行动，将民族热情转移至秘密外交的领域。因为谈判由各王朝的代表们来进行，由于爱惜各自的君权，他们对此问题不会存在疑问。结果是产生了《邦联法案》，创建了由享有主权的各邦国构成的德意志邦联。德意志各邦国宣布放弃相互间的战争，并承诺将内部纷争交付调停。他们成立了一个由各邦国政府委派的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十一个主要的邦国各有一票，而其余各邦国则以六个一组为单位投票。除了战争与和平等重大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之外，其余事项均由简单多数票来决定。承诺的宪政改革仅留下了一项纲领性条款，即第十三条款：“各邦国都将实行基于国民大会的宪政。”而梅特涅很快就将剥夺其全部涵义。
要阻挠民众的行为，再也找不出比这策划得更好的工具了。邦联国民大会是由政府的代表而非人民的代表组成，给予小邦国的投票权比例失调，禁止各邦国之间的战争鼓励了宗派主义，修订宪法需要全体同意，由奥地利行使大会主席职权，所有这些都突出表明只有通过影响力而不是权力才能采取行动。从属邦国的处境迫使它们寻求奥地利的保护，包括对抗邦国内革命和普鲁士的主导地位。对普鲁士国家使命的担忧成为在奥地利的监护下德意志邦联内的统一要素，如此众多的爱国主义者所企盼的国家体制主要是由反民族主义的动机维系在一起。但是梅特涅的问题比简单地孤立普鲁士要更为复杂。心怀不满的普鲁士在反抗邦联的束缚时，可能会成为民族运动的代言人，并将模糊的不安从滋扰转变成大灾难。通过让从属邦国在道义上达成共识以及获得普鲁士的支持来控制德意志，这看上去像是互不相容的尝试，但确实是梅特涅德意志政策的核心。
梅特涅利用了《维也纳条约》使普鲁士陷入的困难处境，还利用了普鲁士政策的摇摆不定，普鲁士从未能对基本选择作出决定：是通过统一德意志来为安全奠定民族基础，还是通过与奥地利的友好关系来奠定内阁基础。普鲁士领土跨越中欧，有着随意且无法防御的边界，担心法国对莱茵兰的打算以及俄国对波兰的野心，它当然想要寻求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邦联以获得安全保障。但是具有侵略性的德意志政策肯定会吓倒一心想要维护独立主权的从属邦国。另一方面，普鲁士认为奥地利的支持在对俄国或法国的战争中是必不可少的，而这又与加强邦联的努力互不相容。
普鲁士需要五十年来解决它的困境：欧洲领土暴露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有着最无法防御的边境。尽管如此，在战后初期，这却导致了半心半意地尝试更改维也纳协议的错误，然而对于究竟该朝哪个方向转变却没有清晰的概念；犹疑不定地努力追求强大的德意志地位，然而对其先决条件却没有任何准确的想法。贯穿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普鲁士外交的烦恼是试图兼备所有政策的好处，这个问题现在又再一次出现。普鲁士寻求在邦联里与奥地利享有同等地位并且得到正式认可，又想设法保证与奥地利的合作，以对抗法国和俄国。普鲁士实施以同奥地利友好为条件的德意志外部政策，又执行只有使奥地利保持中立才能获得的德意志内部政策。
如此自相矛盾的做法，在对付梅特涅这样的精明人时是致命的；梅特涅的精明微妙之处实际上恰好在于掩盖对抗的存在。普鲁士的表现越是飘忽不定，奥地利的道义立场就越是强硬；普鲁士越坚持，奥地利就越可能退回到现有条约义务的范畴。就这样普鲁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反而向从属邦国表明了奥地利的道义要求具有正当性。没有什么比梅特涅给他出席法兰克福国民大会的代表布奥尔的第一次指示能更好地概括他的德意志政策了，根据《邦联法案》，布奥尔当时担任了会议主席。梅特涅首先要求布奥尔不要强调这个头衔，然后说道：“更为重要的是拒绝其他邦国的要求而不是强调我们的要求……你的任务是尽量利用《邦联法案》所赋予的主席权力为（我们）谋利，（却）不要引起注意以免引发怀疑……并通过你自己端正的行为来谴责邦联其他邦国模棱两可的意图。有了这样的行为，可以预料大多数（德意志邦国）都将被我们的谦虚所吸引，他们不仅会接受我们的建议，还会积极地要求我们提出建议……我们索要的很少，相比之下得到的却很多。”[3]
在这样的形势下，普鲁士无论转向哪边都会受阻。当法兰克福的普鲁士代表提议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共同指导大会以及共同承担对德意志的军事控制责任时，他只不过是给梅特涅提供了一个展示奥地利主导地位的途径。这个提议是秘密传达给其他德意志朝廷的，而梅特涅回答说奥普友好关系如此坚定，不需要任何正式的条约，总而言之，公开的合作只会让从属邦国团结起来反对他们。为了掩盖让步，普鲁士不得不召回了代表。当普鲁士要求在邦联的军队数量与奥地利一致时，梅特涅以他擅长的拐弯抹角，要求奥地利代表投票给普鲁士，因为他知道从属邦国将会反对这个提议。[4]当普鲁士国王要求将他的波兰省份纳入邦联时，梅特涅利用这种软弱的表现来证明奥地利是不可或缺的。他首先说服普鲁士国王撤销提议，说服他相信该提议只会惹恼沙皇，而且还没有任何希望得到从属邦国的认可，接着他又提出一个秘密的普奥防御联盟作为替代方案。[5]这种替换象征着梅特涅德意志政策的基础：他打算利用德意志从属邦国对普鲁士的害怕来控制它们，并且利用普鲁士对法国和俄国的害怕来控制普鲁士。
就这样，最初期望甚高的德意志邦联越来越成为给予奥地利政策最广泛道义基础的一种方式。国民大会变成了外交官会议，梅特涅坚持要求奥地利代表延迟投票，直至接到他的指示，这更突出了大会的无能为力。《邦联法案》第十三条款曾经承诺各邦国可以实行基于国民大会的宪政，但是梅特涅将其解释为仅仅具有纲领性意义，是诚意的象征，具体执行要由各政府自行决定。奥地利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表现在由奥地利代表行使主席职权，而且大会会场居然就是奥地利大使馆，直到一八四八年，邦联的印章都是奥地利的印章。普鲁士要想摆脱这种束缚，只有通过基于与爱国团体和自由主义运动结盟的国家政策，但是，尽管有少数人赞成这种做法，国王和他的顾问害怕革命比害怕外国的攻击更甚。难怪战时曾经燃起的巨大希望，现在都被相应的怨恨所取代；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深感受骗，国家的期望落空了，大学本来在许多方面算是最真正的国家机构，现在成为了抗议的据点。但是奥地利掌控了邦联的运作机制，抗议也无济于事。寄希望于沙皇也注定会失望。越来越明显的是，他含糊其辞的笼统概括更可能成为压迫的力量，而非为自由而战。梅特涅在亚琛会议前就指出，如果一切保持不变，沙皇的道义立场将会垮掉，这再次显示了他的分析能力，如果不是创造力的话。
因此，到了一八一八年底，梅特涅已经造就了一个稳定的中欧，而奥地利是其关键。但嘈杂之声并没有停止，仅仅表现得如磐石般坚强统一也无法避免社会斗争。由于德意志内部备感挫折，对沙皇不再抱有幻想，第一次公开的革命行动就是刺杀一位时事评论员，此人因撰文拥护君主制而出名，被耶拿大学一个精神失常的学生刺杀。刺杀科策布[6]标志着梅特涅试图完全以政治手段来组织欧洲的努力的终结，从此以后，他将主要使用政策手段来获得进行压制的道义基础，永不休止地追求秩序，这将标志着革命浪潮的终结以及中欧帝国得以继续生存。
[1] N.P.，Ⅲ，p.69f.
[2] N.P.，Ⅲ，p.175f.（梅特涅关于意大利局势的总结报告。）
[3] Stern，Alfred，Geschichte Europas seit den Vertraegen von 1815 bis zum Frankfurter Frieden von 1871，10 Vols. （Munich-Berlin，1913-1924）. Vol. Ⅰ，p.298.
[4] Stern，Ⅰ，p.530.
[5] Stern，Ⅰ，p.633 （Appendix）.
[6]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Kotzebue （1761-1819），德国戏剧家和作家，1783年在俄国进入政界，1817年被亚历山大一世派往国外，报道当时西方在政治、财政和教育方面的思想动向。1819年他被一个激进学生团体的成员暗杀。——译注
梅特涅在罗马得知科策布被刺杀的消息，当时他正陪同奥皇拜访意大利各朝廷。他从副手和宣传官根茨那里获悉此事。根茨给他写了一系列歇斯底里的信件，显然他害怕科策布的命运可能会等待着他。根茨敦促奥地利绕过邦联，立即采取镇压手段，领导一场反对革命的讨伐运动。但是以梅特涅头脑之清醒，不至于在情绪如此失控的时刻来实施政策手段。他在科策布的谋杀案中见到的不是挑战，而是有机会让那些德意志小朝廷知道奥地利平时的说教是多么明智。按照他屡试不爽的策略，他着手阻止风险，利用德意志的恐慌来让别人向奥地利拱手送上它想要的目标，通过采取冷漠旁观的策略来表明奥地利不可或缺。该局面似乎正是设计好来证明过去三年梅特涅所有的说教都是有道理的。在所有德意志主要邦国中，奥地利是唯一免于受到革命威胁的国家，没有爱国社团扰乱奥地利大学的安宁，出版界也非反政府宣传机构，尽管这可能更多应该归功于奥地利警力雄厚，而不是因为拥有道义上的共识，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供操作的有用借口。
于是又开始了梅特涅令人抓狂的不作为时期，意在迫使他潜在的盟友明确表示他们可以作出哪种承诺。梅特涅很愿意领导一场反革命讨伐运动，但是他需要得到保证，必须有尽可能多的其他国家参与，尤其是普鲁士。他更愿意绕过邦联，哪怕只是为了表明，纯粹通过秘密外交——无论力量如何被削弱——而非国家机构，可以更好地解决重要的问题。但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不在于展示奥地利的自我意愿，而在于表明邦联的无能为力，使其他各朝廷“自发地”意识到奥地利的援助是它们唯一的保护。因此，他这次的外交活动以无所事事开始，对于任何熟悉梅特涅外交手段的人来说，这都不足为奇。他以事不关己的口吻回复根茨的信函，心不在焉的冷漠语气旨在表明他已经胜券在握。他只用了一段话来谈论科策布的谋杀案，将此归因于某民族的阴谋，接下来长达数页的信谈论罗马的建筑奇迹，谈论比例、美与灵性之间的关系。[1]根茨几乎无法克制他的歇斯底里，回信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压制某民族的阴谋，而是要改革产生这种阴谋的大学教育制度。他还附上了一封奥地利驻萨克森领事的信件，此人将整个骚乱归于宗教改革运动。但是，他的热忱再一次在梅特涅那里遭到了冷遇，梅特涅确信，假使根茨的信件有半点反映了当时德意志各邦国的精神状态的话，那定会尽量在其他方面采取措施。他动身前往那不勒斯，以此表明他漠不关心，因为那里更加远离骚乱的中心。他回信说，教育改革应仅限于大学校规。他尖刻地写道：“至于宗教改革运动，我在奎里纳尔宫又无法同马丁·路德打交道，我倒是希望这将证明用不着根除基督新教也有可能办成一些好事情。”[2]
与此同时，其他德意志政府变得惊恐万状。普鲁士国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革命的倾向，并立即从耶拿召回了所有普鲁士的学生，众多其他朝廷也学了他的样。这种势头如此强劲，以至于魏玛大公——虽然曾经炫耀自己崇尚自由主义，但是不幸这次惹事的大学恰好位于他的领地——也提议邦联国民大会制定统一的德意志大学校规。这位倒霉的大公尽可以标榜自己崇尚学术自由，忠于他的宪法，但是显然这里又有一个梅特涅的对手被诱入圈套，变得慌不择路。如果连自由主义的魏玛大公也承认高校必须改革，谁又能怪奥地利大臣跟着学样呢？假使国民大会无力处理这种紧急事件，那么如果梅特涅提议采取另一种措施，难道他不只是表达了全德意志的共识吗？不管教条主义的根茨如何抗议，梅特涅下令奥地利代表赞同大公爵的提议。他对根茨解释说：“没有必要蔑视这位超级雅各宾分子（大公），他对此习以为常。看来更明智的方法是按照我们的愿望来解释他的意图，要就让他作茧自缚，要就暴露出他在撒谎。”[3]结果很快就显示出国民大会不是采取果断行动的机构，正如设计了该机构的梅特涅深知的那样。大公的提议在委员会遭到冷落，德意志各邦国政府越来越歇斯底里，唯恐到处都是刺客，情绪几乎完全失控。邦联名誉扫地，奥地利的不可缺少得到了充分证明，行动的时刻已经来临。梅特涅写道：“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如今各邦国政府的担忧已经大到足以采取行动，否则它们的恐惧很快就会达到令自己瘫痪的程度。”
六月十七日，在得知科策布遇刺的消息两个多月后，梅特涅终于动身去北方，他向根茨传达了行动计划。[4]他要去卡尔斯巴德休养，安排了德意志各邦国大臣在那里与他会面。他对同行们的提议是基于这样的准则：道德上的危险可能比实际威胁更具有瓦解作用，而同属一个民族使得即使想隔离最无足轻重的德意志邦国也会成为空想，而只有协同和预防措施才可以阻止革命潮流。阴谋已经在德意志找到了暴力表达的出口，而这个国家传统上仅限于动动笔头而已，这表明危险已经到了何种程度。为此他尤其指责大学和肆无忌惮的出版界，只有严肃大学校规和建立审查制度，才可以扭转这一趋势。难怪根茨兴高采烈地说：“看见德意志这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能够采取自由和果断的行动，并且达到如此的高度，我不祥的预感似乎全都烟消云散了……”[5]
但是梅特涅不会抱任何侥幸心理。尽管普鲁士并不会真正追求革命的政策，但还远远不能肯定在支持采取镇压措施方面，它会走多远。梅特涅也不想被迫处于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从属国家的地位。将压制的方案与奥地利等同起来，可能会增强普鲁士的力量，因为如此众多的爱国者依然视这个国家为民族使命的倡导者。但是，由普鲁士来提出一个压制的计划将会摧毁它最后剩下的优势：诉诸民族运动的能力。因此，梅特涅于七月二十八日在特普利采拜访了普鲁士国王，他有两个目标：为卡尔斯巴德会议制定一个共同纲领，以便使普鲁士疏离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并且使国王无法兑现他有关实行宪政的承诺，从而挫败洪堡等普鲁士政治家想要使普鲁士与德意志自由主义建立联盟的企图。
随后梅特涅与普鲁士国王有一场奇妙的对话，梅特涅像一位严厉的老师，责怪普鲁士犯下了罪过，而备受指责的国王则拼命地企图把责任推到自己的大臣身上。[6]对于这位恐慌的国王，梅特涅以先知和救主的面目出现。关于宪政的危险，难道他没有警告过无数次吗，不止是在亚琛？难道他没有预言过革命的危险吗？垂头丧气的国王说：“您所预见的一切都已经发生了。”但是梅特涅非常严厉，他强调说，革命仅仅是始终随教训而来的表现，其根源在普鲁士，而奥地利本身并不受影响。然而，鉴于睦邻友好的政策，奥地利愿意协助遏止革命的浪潮，但是首先要明确哪些政权配得上这种帮助。如果它们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奥地利就将缩回自己的壳里去。国王被留在德意志独自对付革命的前景吓坏了，开始指责他的首相哈登贝格的副手们。为了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表明好意，他建议梅特涅去告诫哈登贝格什么宪政体制最适合普鲁士，虽然梅特涅是一个会因为采取民族主义政策而受损最严重的国家的大臣，而哈登贝格却是一个能从民族主义政策中获益最多的国家的大臣。梅特涅以一份备忘录作答，解释说《邦联法案》第十三条款所承诺的国民大会并不一定意味着代表机构，而普鲁士国王也同意这一点。当梅特涅准备与普鲁士大臣们协商时，国王无可奈何地建议：“首先，一定要让这些人（普鲁士大臣）将承诺诉诸文字。”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梅特涅的掌控力呢？难怪梅特涅得意洋洋地向奥皇报告：“我发现有两个负面因素参与了这场较量：软弱的国王和无能的首相……我认为我的任务就是要增强国王灵魂中最活跃的因素，使得面临瘫痪的危险时，他不敢采取实行宪政这么一个最大胆的步骤。”[7](www.xing528.com)
结果是召开了特普利采会议，奥地利和普鲁士制定了共同纲领。将举行两个会议：卡尔斯巴德会议和维也纳会议。卡尔斯巴德会议将应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考虑采取措施限制新闻自由，严肃大学纪律，并且建立一个中央委员会来调查革命运动。维也纳会议将处理邦联的机构问题，尤其是第十三条款的解释。此外，哈登贝格还承诺在完全恢复秩序前，普鲁士不会实行宪政，而且即使实行宪政，也只会基于按照“字义”解释的，即梅特涅所定义的国民大会，那就是由各省代表组成的大会。[8]总而言之，奥地利国内的合法化原则已经成为德意志的组织原则。
经过如此精心铺垫，八月六日开幕的卡尔斯巴德会议的结果如何，自然毋庸置疑。会议的基调由拿骚的代表定下，他对奥地利表达了最热烈的感激之情，奥地利“本身不受革命潮流影响，却策划了阻止革命的措施”。普奥提议被照单全收，各邦国都决定将少于二十页的出版物提交审查，并禁止那些遭到任何邦联成员反对的出版物。因此每一个邦国，尤其是奥地利，对邦联境内所有的出版物都有完全的否决权。大学被置于政府的监督之下，各指定一名代表监督，负责执行纪律和监督课程倾向。总部设在美因茨的中央委员会将调查革命活动。梅特涅的地位相当稳固，以至于他能出面倡议采取温和的态度。是普鲁士坚持将提交送审的出版物页数定为二十，而梅特涅本来认为十五页就够了。当普鲁士提议设立一个特别法庭，不仅要调查还要审判革命者时，梅特涅坚持不能以有追溯既往效力的法令来审判个人。[9]
梅特涅以绝技取胜：奥地利这个最脆弱的国家成为了力量的源泉；最能从《卡尔斯巴德决议》获益的国家竟变成了最无私的国家。会议上全体外交官毕恭毕敬地感谢梅特涅亲自出马指挥大家，这说明了征服不一定总需要以武力的形式来进行：“如果我们可以说，已经以您能够接受的方式，完成了您召唤我们一起面对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那都是受之于您……睿智的领导。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时，您就听见了肆无忌惮的文人们的喧嚣和那骇人听闻的罪行……您发现了邪恶的真正原因……我们今天在这里完成的事业当初就已经在您的运筹帷幄之中。”[10]后代对梅特涅洋洋自得的信件谴责不已，却无视了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信件只是反映了当时的特殊情形。例如这封寄自卡尔斯巴德的信件：“（三十年来）第一次将产生一系列反对革命的措施，目标正确，先发制人。这是一八一三年以来我一直想做的事情，却一直遭到那个可怕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阻碍，现在我已经完成了这件事，因为他不在场……如果奥地利皇帝还怀疑自己不是德意志皇帝的话，那他就错了。”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却恰好符合梅特涅性格中那一点怪异的特征：弗兰茨放弃了德意志帝国的皇冠，却成了德意志的皇帝。
于是，卡尔斯巴德会议就此结束，各邦国自发地肯定了奥地利的主导地位，梅特涅成为实际上的德意志首相，尽管他声称对此不感兴趣。普鲁士迫不及待地默许自己被改变了方向，使它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内都无法与民族潮流保持一致；洪堡等思想更为自由的大臣们很快就被迫辞职，德意志邦联沦落为从属外交官们聚会的场所，而真正根本性的决定则通过内阁之间的直接协商来达成。唯一代表全德意志的机构已经成为仅在形式上批准决策的工具。九月二十日，邦联未经辩论就一致认可了卡尔斯巴德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就此暂时终结了德意志统一的梦想。
[1] N.P.，Ⅲ，p．227f．
[2] N.P.，Ⅲ，p．234f．
[3] N．P.，Ⅲ，p．243f．
[4] N．P.，Ⅲ，p．250f．
[5] N.P.，Ⅲ，p．256．
[6] N.P.，Ⅲ，p．258f.； Stern，Ⅰ，p．568．
[7] N.P.，Ⅲ，p．264f.
[8] Stern，Ⅰ，p．573．
[9] N.P.，Ⅲ，p．270f.； Stern，Ⅰ，p．577f．
[10] N.P.，Ⅲ，p.284.
但是，如果梅特涅所谓的革命运动仍然能够获得外国支持的话，那他的胜利是不完整的。如果其他国家拒绝认可《卡尔斯巴德决议》，奥地利将不仅会在德意志，而且在全欧洲处于被动地位。随着维也纳会议的临近，处于奥普监护之下的德意志南部的朝廷，尤其是符腾堡州，变得焦躁不安起来，梅特涅因此邀请英国和俄国批准《卡尔斯巴德决议》。[1]但是这只突出显示了卡斯尔雷的困难处境，因为不可能让任何一位英国政治家表示同意一种国内压制政策，无论他对此如何感到同情。他也不可能赞同实际上是普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虽然卡斯尔雷本人心怀好意，他也只能如此答复奥地利大使：“我们总是很高兴见到有害的根源被扫除，但是却没有权力公开表示同意。”[2]
俄国则更加难办。卡波季斯特里亚斯向沙皇表明了奥地利主导德意志的危险，并且没有忘记指出亚历山大一世“团结同盟”的主要反对者现在却在利用同一信条为自己服务。结果俄国发来照会，语气恼怒且不肯作出承诺，表示如果《卡尔斯巴德决议》只涉及德意志问题，俄国无权干涉，但如果属于欧洲事务，那么就应该邀请俄国去卡尔斯巴德。[3]十二月四日，卡波季斯特里亚斯甚至试探卡斯尔雷是否有可能组成联合代表团去参加维也纳会议。
但是如果卡斯尔雷无法同意梅特涅的政策，他至少可以防止沙皇使用它作为借口来利用中欧的困境达到俄国的目的。如果说不干涉原则是英国自我限制的原则，它也可以被用作一块盾牌，让梅特涅躲在其后组织中欧。卡斯尔雷因此非常巧妙地答复了俄国的主张。[4]他承认《邦联法案》是《维也纳协议》的一部分，外国势力有权抗议违背法案的行为。但是他否认《卡尔斯巴德决议》除了竭力以合法的方式确保国内安宁外，还有任何其他目的，他相信俄国肯定也会同意这个目的；英国并没有正式回复有关《卡尔斯巴德决议》的通知，正是因为给予意见则意味着干涉德意志内政。与此同时，卡斯尔雷致函英国驻柏林的大使，申明英国不可能再作出其他表示，德意志邦国不应该继续争议下去：“我们的盟友必须记得我们还要面对国会，至关重要的是……不想愤怒地讨论欧洲大陆政治问题……”[5]
《卡尔斯巴德决议》标志着欧洲政治的转折点、奥英合作的边界问题，以及不干涉原则用于将社会斗争限于局部的界限。因为奥地利已强大到足以在没有非德意志国家援助的情况下挫败德意志境内的革命，卡斯尔雷与梅特涅之间的分歧仍然可以通过利用政治武器来阻挠俄国干预而得到掩饰。在采取消极措施，建立一个不作为的框架方面，梅特涅和卡斯尔雷仍然意见一致。但是很显然，一旦社会斗争发生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范围里，那么不作为的原则就不再能满足梅特涅。正如他使普鲁士参与了他的德意志政策，他肯定也要尝试使俄国参与他在欧洲的努力。当《卡尔斯巴德决议》的遭遇表明要获得俄国的回溯批准是不可能的，使俄国参与就变得更加重要。当竞争变得具有明确的社会性且扩大至全欧洲范围内，同盟的团结一致就必定要经受关键性考验。一八二〇年，革命在欧洲各不相同的地区陆续爆发，表明同盟也像人类一样，不能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必须根据当前来重新定义团结一致的意义。
[1] N.P.，Ⅲ，p.285.
[2] Webster，Ⅱ，p.192.
[3] Stern，Ⅰ，p.595.
[4] C.C.，Ⅻ，p.178f.，14 January，1820.
[5] C.C.，Ⅻ，p.175，15 January，1820.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