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丧葬礼仪：传统与城市修养

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之所以发达，主要是受儒家伦理道德体系的影响。严格依照礼法的规定举办丧葬仪式，不仅仅是孝道的集中体现，而且关乎死者后世子孙的命运，对于死者的家属而言，这是更具现实意义的考虑，甚至可以说，葬死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为生者谋取福祉，司马光说：“今之葬书，乃相山川、岗畎之形势，考岁月日时之支干，以为子孙贵贱、贫富、寿夭、贤愚皆系焉。非此地、非此时不可葬也，举世惑而信之。”^[1]可谓一针见血地道明了宋代葬俗的最终目的，丧葬直接关系到子孙未来的贵贱、贫富、寿夭、贤愚，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因而必须谨慎、精心地处理丧葬的每个细小环节，否则必会殃及生者。中国古代的丧葬礼仪体现等级分明，形式极其复杂，其中许多内容有国家法典规定，还有许多内容在民间相沿成俗。

家庭成员尤其是家庭地位较高者的死亡，由于伴随着死者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个人财产的更替和转移，以及因祖先崇拜而形成的一系列信仰习俗，一直被视为家庭最为重大的事情之一，有“礼莫重于丧”之说。因为一般的礼仪一天或者几个时辰就结束了，而丧礼前后长达三年之久，而且仪节极为复杂，内涵也相当丰富。从《仪礼·士丧礼》中至为繁缛琐细的规定即可看出传统礼制对治丧礼仪的重视，丧葬与祭祀礼制是礼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丧葬与祭祀礼仪中的等级规定有利于社会的整合，而家族墓祭与祠祭礼仪则是宋人家族团结的精神纽带，通过丧葬与祭祀礼仪，宋人确立了特定家族的地方权力场域，从而加强了对地方基层社会的控制。司马光所著《书仪》共十卷，其中六卷是丧仪，南宋朱熹所著《家礼》也有专门的一卷总结丧礼，足见对丧葬礼仪的重视程度。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体系中，“孝道”乃是人伦之根本行为规范之一，“孝莫大于安亲，忠莫先于爱主，人伦之本，无越于斯”^[2]，这也是宋代士大夫的一种普遍看法，“安亲”包括的范围很广，在中国古代，绝大多数人都将死亡视为人生旅程的一种转换，常用的一种说法是从阳世到了阴间，而不是终结，因而亲人，尤其是长辈，无论是在世，还是去世，都应该竭尽全力尽孝。(www.xing528.com)

宋代汉族葬礼大致分为土葬、火葬和水葬三种类型。土葬为古代汉族最常见的形式。宋代因人口增长迅速，贫者无地，又受佛教的影响，不仅僧侣多用火葬，而且盛行于民间，尤其在地狭人众的地区更是屡禁不止，《宋史》记载：“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燔爇而弃捐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3]，“贫下之家，送终之具，唯务从简，是以从来率以火化为便，相习成风，势难遽革”^[4]，火葬既简便节约，又不占耕地，理应加以倡导，但这种丧葬方式冲击了儒家的传统礼制，改变了宋代社会的伦理道德，遭到了司马光的坚决反对，儒家把丧仪视为强化宗法意识的重要手段，试图通过丧礼的实施使伦理纲常得以不衰，使统治秩序得以维持，而火葬则完全将此弃置不顾，明代火葬依然流行，据史料记载，明太祖号称以孝治天下，曾“下火葬之禁”，主张“葬之以礼”，但很快火葬之俗就又重新抬头，一些开明的官员也主张因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丧葬习俗，如绍兴二十八年，户部侍郎荣薿（拟）言，“州县休息之久，生聚日繁，所用之地，必须宽广。仍附郭近便处，官司以艰得之故，有未行摽拨者。既葬埋未有处所，而行火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欲乞除豪富士族申严禁止外，贫下之民并客旅远方之人，若有死亡，姑从其便，候将来州县摽拨到荒闲之地，别行取旨”^[5]，皇帝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