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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礼仪与城市修养的重要性

时间:2023-08-1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图1洛阳周公庙全面介绍周朝制度的《周礼》,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此外,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在周代大体定型的《诗经》,也有一些涉及礼仪的内容。《仪礼》《周礼》和《礼记》先后被列入官学,不仅是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而且成为历代王朝制礼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礼制思想的主要源泉,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

中华传统礼仪与城市修养的重要性

生活在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已经知道打扮自己,他们用穿孔的兽齿、石珠作为装饰品,挂在脖子上,在他们去世的族人身旁撒放赤铁矿粉,学者研究认为这是一种原始宗教仪式,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葬仪,但礼仪的真正形成、确立以及初步完善还要从先秦时代说起。先秦是指秦代(公元前221—前206年)以前的时期,包括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在考古学分期上,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数千年岁月里,原始礼仪渐具雏形,例如在西安的半坡遗址中,发现了生活距今约五千年前的半坡村人的公共墓地,墓地中坑位排列有序,死者的身份有所区别,有带殉葬品的仰身葬,还有无殉葬品的俯身葬,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开始注意尊卑有序、男女有别。到了周朝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礼仪体系,特别是周武王的兄弟、辅佐周成王的周公,对周代礼制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周公姓姬名旦(约公元前1100年),亦称叔旦,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尊为儒学奠基人,是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西周东都洛邑建成之后,周公召集天下诸侯举行盛大庆典,宣布了各种典章制度,“制礼作乐”,目的是将人们的行为举止、心理情操都纳入一个尊卑有序的模式之中。周公本人也践行着礼制的要求,据说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但他涕泣不止,不肯接受,武王死后,年仅十多岁的成王继位,周公一直忠心辅佐成王,成就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图1 洛阳周公庙

全面介绍周朝制度的《周礼》,是中国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礼仪专著。《周礼》,又名《周官》,原有6篇,现存5篇,详细介绍了六类官名及其职权,六官分别称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天官主管宫事、财货,地官主管教育、市政,春官主管五礼、乐舞,夏官主管军旅、边防,秋官主管刑法、外交,冬官主管土木建筑。春官主管的五礼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和嘉礼,是周朝礼仪制度的重要方面。吉礼,是祭祀的规范,古人祭祀为求吉祥,故称吉礼,周代将祭祀对象分为人鬼、天神、地示等三类,每类之下再细分为若干等;凶礼,是指救患分灾的礼仪,包括荒礼和丧礼两大类,细目则有丧礼、荒礼、吊礼、禬礼和恤礼等五种;宾礼是交际的规范,主要指诸侯对天子的朝觐及诸侯之间的会盟等礼节,在宗法社会中,天子与诸侯之间大多有亲戚关系,为了联络感情,彼此亲附,需要有定期的礼节性会见;军礼,主要包括阅兵、出师等仪式。军与征战相关,军队的组建、管理都离不开礼的原则,军队的车马、旌旗、兵器、军容、营阵、行列、校阅,乃至坐作、进退、击刺等,无不依一定的仪节进行,军队的日常训练,包括校阅、车战、舟师、马政等,也有严格的礼仪规定,得胜之后,又有凯旋、告庙、献俘、献捷、受降、饮至等仪节;嘉礼,是饮食、婚冠、宾射、燕飨、脤膰和贺庆之礼的总称,“嘉”是善、好的意思,是按照人心之所善者制定的礼仪,由此可见,许多基本礼仪在商末周初已基本形成。此外,成书于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在周代大体定型的《诗经》,也有一些涉及礼仪的内容。在西周,青铜礼器是个人身份的表征,礼器的多寡代表身份地位高低,形制的大小显示权力等级,当时,贵族佩带成组饰玉为风气,而相见礼和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徽、请期、亲迎等“六礼”)已经成为定式,流行民间,此外,尊老爱幼等礼仪,也已明显确立。

西周末期,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史称东周,但东周王朝已无力全面恪守传统礼制,出现了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在此期间,相继涌现出孔子、孟子荀子等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完善、发展和革新了礼仪理论。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编订的《仪礼》一书,详细记录了战国以前贵族生活的各种礼节仪式,与《周礼》和孔门后学编的《礼记》,合称“三礼”,是中国古代最早、最重要的礼仪著作。孔子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要求人们用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较系统地阐述了礼及礼仪的本质与功能。

图2 冯远绘:孔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后世常将孔孟并称。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把这四种天性推广发挥开来就是仁、义、礼、智四种基本的道德品质。孟子还说仁、义、礼、智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说“仁爱”要通过具体的人与人相处的礼仪体现出来。

图3 颜宝臻绘:孟子

荀子(约公元前298—前238年)是战国末期的大思想家。他提出“性恶论”,主张“隆礼”“重法”,礼法并重。首先他倡导礼制,认为“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2]

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礼制的建设西汉初期,叔孙通协助汉高帝刘邦制定了朝礼之仪,突出发展了礼的仪式和礼节。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家礼教成为定制,董仲舒又把儒家礼仪具体概况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汉代,孔门后学编撰的《礼记》问世,共49篇,有讲述古代风俗的《曲礼》,有谈论古代饮食居住进化概况的《礼运》,有记录家庭礼仪的《内则》,有记载服饰制度的《玉澡》,有论述师生关系的《学记》,还有教导人们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是一部上承奴隶社会、下启封建社会的礼仪汇集,堪称集上古礼仪之大成,盛唐时期,《礼记》由“记”上升为“经”,成为“礼经”三书之一。《仪礼》《周礼》和《礼记》先后被列入官学,不仅是古代文人必读的经典,而且成为历代王朝制礼的基础,是封建时代礼制思想的主要源泉,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影响十分深远。

图4 〔汉〕董仲舒(清人绘)

宋代,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道学、佛学理学思想,被称为“新儒学”,以程颐、陈灏兄弟和朱熹为主要代表人物,核心是强化纲常伦理,新安理学[3]尤其讲究忠君孝亲、男尊女卑、丧制礼服、修祠续谱、建坊树碑,造成大批“贞女烈妇”“孝子贤孙”为传统礼教而殉身。理学在维护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二程认为,“礼即是理也”[4],“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5];朱熹认为,“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间”。[6]宋代礼仪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家庭礼仪研究硕果累累,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的《涑水家仪》和朱熹(公元1130—1200年)的《朱子家礼》最为著名。《涑水家仪》是古代女子的必读书,体现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诸多束缚,但仍然有大量内容对女性的礼仪道德建设有积极意义。《朱子家礼》主讲纲常伦理,礼节礼仪,共五卷,分别为通礼、冠礼、昏(婚)礼、丧礼和祭礼,冠礼因时而简,十分便于操作;婚礼尚俭反奢,虑及士庶的经济能力;丧礼尊亲反俗,彰显对亡者的幽思;祭礼收族敬宗,有利于家族的团结与稳定,因此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

图5 〔明〕郭诩绘:朱子(www.xing528.com)

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其重要的治国举措之一,便是酌古通今,考定邦礼,对社会各阶层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礼仪习俗做了严格的规定,希望达到贵贱各有等第,上可以兼下,下不可以僭上的目的,以实现长治久安。明代中晚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城市生活日趋繁华,居住、行止物质条件的改善和文化活动的丰富,使明人在礼仪习俗方面发生了很多耐人寻味的变化,深刻地折射出当时人际关系和社会观念的变动,这在诸多旧城名都和新近崛起的,人口繁盛、商贾流通的城镇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有人说明代堪称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满族入关后,逐渐接受了儒家的礼制,并使一些礼仪程式显得更为虚浮和烦琐,例如清代的品官相见礼,当品级低者向品级高者行拜礼时,动辄一跪三叩,重则三跪九叩。清代后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古代礼仪盛极而衰,伴随着西学东渐,一些西方礼仪传入中国,逐渐流行和普及,如北洋新军时期的陆军便采用西方军队的举手礼,以代替不合时宜的打千礼。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国政府破旧立新,普及教育,废除祭孔读经,改易陋俗,剪辫子、禁缠足等,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握手礼开始流行于上层社会,后逐渐普及民间,用民权代替君权,用自由、平等取代宗法等级制。正式拉开了现代礼仪的帷幕。五四运动之后,在当时进步知识分子的倡导下,中国人逐渐摒弃了“神权天命”“愚忠愚孝”以及严重束缚妇女的“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确立了同志式的合作互助关系和男女平等的新型社会关系,而尊老爱幼、讲究信义、以诚待人、先人后己、礼尚往来等中国传统礼仪中的精华,则得到继承和发扬。

我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重心,军事重镇和经济中心。宋代中国,人口在10万以上的城市有两打之多,当威尼斯巴黎还只有10万居民时,北宋首都开封就已经拥有100万人口,而南宋首都临安的城市人口则达到150万。更重要的是,开封、临安以及其他大城市是活跃而开放的,商业手工业娱乐业欣欣向荣,四方货财云集,娱乐行业齐备,儒释道三教的活动和节日并存,纸币在流通,印刷术(尽管还不是活字印刷)使书籍变得容易获得和相对便宜。生活优裕的士大夫与劳动阶层比邻而居,朝夕相对,官员、商人、香客和流浪艺人在城市与城市之间旅行,将市民文化传播到乡村,返乡过节的工人则把最新的流行带回家乡,落选举子,退役胥吏,落魄文人,沦落胡人演绎着悲喜交加的人生百态。总的来说,宋代以后,中国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听起来的确相当“摩登”,传统礼仪也在这样生动而复杂的历史画卷中经历着挣扎、破碎、裂变和重构的过程,并期待涅槃与重生!本书重点介绍宋代以后的都市礼仪文化。

图6 〔宋〕太平街景图

现藏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

【注释】

[1]《论语·颜渊第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71页。

[2]《荀子·天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4页。

[3]为理学徽派。程颢、程颐及朱熹祖籍均系徽州,且理学在新安的传播和影响尤为深广,世称“新安理学”。

[4]《二程遗书》卷二十五《伊川先生语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80页。

[5]《二程遗书》卷五《二先生语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28页。

[6][南宋]朱熹:《朱文公文集·癸未垂拱奏二》卷十三,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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