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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师生关系研究

时间:2023-08-1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看来,人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当人工智能降低社会生产的成本,解放一部分人的双手,提高生产与劳作的效能时,人的自我实现就充满了契机与挑战。然而伦理维度的社会情感能力、作为大脑信息加工调控者的元认知能力,是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之间的巨大鸿沟。在信息过载的智能时代,当简单的工作交给机器之后,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克服数字统治中的异化,经由新的工具,展开新的认知、创造和实现。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师生关系研究

雷曼指出:人工智能是一门科学,这门科学让机器人人类需要智能才能完成的事。何为智能?斯滕伯格在《心理学:探索人类的心灵》中指出:智能是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理性思考、记忆重要信息,以及应付日常生活需求的认知能力。显然,我们所提及的人工智能,不仅仅意味着机器会思考,还具有在以往经验基础上建构知识、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如果机器习得或具备了某种程度上的人的智能,那么人何去何从?人在社会中的意义又是为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看来,人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如20世纪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指出,有机体总是在追求、在发动、在完成某事。人的内心自有一核心能源,这种能源并非只有一部分可信,而是整体均可信赖。简单来说,就是要充分发展、自我实现,不仅是维持现状而已,还要向提升个人境界的方向去实现。当人工智能降低社会生产的成本,解放一部分人的双手,提高生产与劳作的效能时,人的自我实现就充满了契机与挑战。

契机之一表现为人类可以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活动,在惊奇的旅途中不断发现自我。人类在各个领域表现出的开拓精神与创造力,也是机器人所不可相提并论的。

契机之二是人工智能为人类洞悉世界、提供信息、优化决策提供了强大的助力。如果说大数据可以反映系统的本质、预见系统的未来,那么,人类在探索自我的同时,借助大数据,可以更好地洞悉世界,建立自我与世界的有机联系。故对大数据掌握与运用是否得心应手,则成为人类适应智能时代的一个显著指标。

在人类技能方面,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指出:未来人才需要技术、专业和学科领域知识与技能,以及认知与信息加工能力、社会与情感能力、元认知能力。其中元认知是其他三类能力的基础,属于“认知的认知”,是个体对自我认知加工过程调节、觉察、反思与评价、认知与信息加工能力、社会与情感能力,属于可迁移的能力,它们是各个专精领域均需要的知识组合。人工智能的重大突破性进展,就是从专精知识迈向认知与信息加工。然而伦理维度的社会情感能力、作为大脑信息加工调控者的元认知能力,是人工智能与人的智能之间的巨大鸿沟。不可否认的是,人工智能为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信息过载的智能时代,当简单的工作交给机器之后,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克服数字统治中的异化,经由新的工具,展开新的认知、创造和实现。在社会交往与伦理方面,人类需考虑技术的发展与机器的进展,以生态观的视角协调人、机器与社会的关系。在此背景下,作为社会与“后浪”之间的桥梁,教师知识传递的形式与功能将发生重大改变:教师自身的知识储备,既需要符合OECD对未来人才的界定,又需要表现出教育实践者的特性,还需要为未来的变化做好准备。卡列卢克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21世纪教师的学习框架(见图4-1)。(www.xing528.com)

图4-1 21世纪教师学习框架

该学习框架主要由基础知识、人文知识和元知识三部分构成。其中基础知识包括核心内容知识、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素养、跨学科知识。核心内容知识属于以高度复杂和深度加工为特征的学科思维,如运用数学思维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素养是指在数字世界里,利用一系列数字科技有效且审慎地评估、引导、建构信息,使其流畅运作;跨学科知识是融合了不同领域的知识。这三类知识用于回应“是什么知识”的问题。人文知识包括生活/工作技能、道德/情感意识、文化素养。生活/工作技能(包含领导力)是超越教室层面的成功,服务于终身学习者;道德/情感意识是多元文化社会中必备的能力,例如移情、做出有道德的决策等;文化素养包含了个人、人际、跨文化能力,通常表现为有效沟通、合作,对不同个体理念与情感的领会等。这三类知识为学习者的自我定位,在社会、全球背景下的定位提供了愿景,为其提供衡量、判断事物的知识。元知识包括创造性与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与批判性思维、交流与协作能力。其中创造性与创造力涉及运用一系列知识和技能生产新颖的、有益的、有形或无形的产品,以及评价、阐释、提炼思想与产品的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是针对特定问题或目标运用批判性思维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能力;批判性思维是在已有信息的基础上诠释信息,以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交流与协作能力涉及通过传播载体(语言、文字、数字媒体)清晰表达自我和有效聆听他人的能力。协作既包含了交流的属性,还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个体特征,如灵活性、参与性、对小组成员贡献的认可等。这三类知识是与基础知识一起运作的过程性知识,是指向行动层面的知识。

由此可见,21世纪教师所需的知识已经不同于20世纪对教师的知识要求。卡列卢克等人提出的教师学习框架与OECD对未来人才技能的需求判断存在基本的一致性。例如对元知识、社会情感能力的重视。而这两方面也恰恰是目前人工智能应用于教育教学的薄弱之处。加之数字媒体兴起、时代环境变迁、数字素养、文化素养等变得日益重要。当要求学生具备这些关键能力的时候,教师首先要具备教授这些能力的知识基础与方法。21世纪教师的学习框架不是对20世纪框架的简单替代。20世纪有关教师知识的经典研究中,不可回避的是美国学者舒尔曼的有关教师知识的分类,他提出教师应具备一般教学知识、学科知识、教学内容知识、课程知识、学习者及其特点的知识、教育情境知识、关于教育目标的知识等七类知识,成为追随者探讨教师教育、教师发展的重要基础。其中教学内容知识在当今社会进一步延伸,分化出“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在探讨智能时代对教师的要求时,除了站在人类知识系统进化、人类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结合学校教育遭遇的技术挑战和面临的变革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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