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和外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探讨

早在世纪初的2001年就有学者开始讨论赤字外债问题，不过，当时多数人持乐观态度。约瑟夫·昆兰（Joseph Quinlan）和马克·钱德勒（Marc Chandler）指出，近年美国正遭受贸易赤字不断增长的困扰，经常项目赤字^[3]更是达到GDP的4.4%，创美国历史记录。许多经济学家担忧，由于巨额贸易赤字需外国投资者进行融资，如果投资者突然停止对美国贸易不平衡进行投资，这会引发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若再加上他国经济强劲增长吸引世界更大份额投资，届时，美国将面临利率升高、美元下跌和严峻经济发展前景。对此，上述经济学家提供的解释包括美国企业竞争力下降、他国“不公正”贸易限制或美元升值。

然而，昆兰和钱德勒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华盛顿不必过分担忧贸易赤字膨胀，原因是当前国际贸易已不再是一国全球竞争力的有效衡量标准，当前美国企业主要通过海外子公司或分公司而非贸易出口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而且它们还成为世界顶级雇主之一，取得空前成功。由于市场机遇众多、科技不断进步、产业边界模糊和全球激烈竞争，这些都要求美国企业不仅通过贸易出口还须通过海外直接投资（FDI）进行全球竞争，^[4]如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吉列公司（Gillette）、可口可乐公司（Coca-Cola）、伊士曼柯达公司（Eastman Kodak）、沃尔玛公司（Walmart）和花旗银行（Citigroup）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除美国外，世界许多企业包括日、欧也开始在FDI和贸易出口之间选择前者而非后者作为海外市场贸易主要形式。

据此，昆兰和钱德勒的最终结论和对美国政府的政策建议是，如果决策者继续认为巨额贸易赤字是美国全球竞争力丧失和不公正贸易交往的结果，这时，再加上经济增长放缓和公众对失业率上升的心理预期，那么，这会导致华盛顿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接着引发全球经济关系联动。具体而言，他们建议联邦政府应避免对进口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极易引发贸易战，不仅损害全球自由贸易而且最终限制美国出口增长。在此情形下，没有赢家只有输家。他们最后强调，“美国受到贸易赤字困扰恰恰揭示美国企业正处于从未比如今更好的位置在世界市场进行竞争”。^[5]

与昆兰和钱德勒相似，2005年大卫·利维（David H.Levey）和斯图尔特·布朗（Stuart S.Brown）在《过度扩张的神话》中不仅对赤字外债抱乐观态度，而且对美元世界地位加以肯定。利维和布朗指出，虽然衰落派认为美国经济发展依靠一种不可持续的外债积累，由于政府财政挥霍和极低的私人储蓄率，当时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约占GDP的6%；对外净负债接近GDP的1/4。2004年，流向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为2.4万亿美元，而美国在国外直接投资约2.7万亿美元。还在同一年，美国政府债券总额达33.4万亿美元（占世界50%），外国投资者掌握美国4万亿美元国库债券的38%，却仅拥有诸如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发行美国6.1万亿美元机构债券的11%，6.5万亿美元企业债券的23%，以及15.5万亿美元股权的11%。这些外债是经常项目赤字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占GDP的1.5%增长到2004年占GDP的5.7%，约6500亿美元的结果。^[6]若外国投资者突然停止对巨额美元资产增加投资，那么衰落派担忧的结果将会出现并波及全球经济。

虽然如此，利维和布朗仍乐观地指出，巨额外债对美国金融稳定造成的威胁被夸大了，美国霸权基础依然稳固，因为其建立于不断引领创新前沿和运用新科技的经济基础之上，而且信息技术革命向其他经济部门和新兴产业的扩散也会促进美国私人资本复兴及其流动性加强。^[7]利维和布朗最后再次强调，对美国霸权最大威胁并非来自外国投资者停止融资，而是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www.xing528.com)

与利维和布朗的观点截然相反，布拉德·塞特瑟（Brad Setser）和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基于现实数据针锋相对地反驳道，2005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7%，这对于一个全球主要经济体是空前的，该数字与泰国和墨西哥在过去金融危机年份的最高值相当。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向外国借贷对私人投资进行融资，可是，当前美国却将其绝大部分借款用于对联邦赤字进行融资，且联邦赤字在2005年接近GDP的3.5%^[8]。经常项目赤字和由此而来的过度依赖外资对美国经济和金融造成的风险并未被夸大。只不过它们受到忽视，并且在未来数年还会继续增长。塞特瑟和鲁比尼进一步指出，“美国外债现已占到GDP的25%，而且仍在不断增长，相应的，债息也会攀升。此外，即使贸易赤字趋于稳定，经常项目赤字也会紧随债息上升。这就是为什么持续的贸易赤字会引发特定的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债务危机”^[9]。

然而，对塞特瑟和鲁比尼上述论调，利维和布朗也进行批驳，他们指出，塞特瑟和鲁比尼误解了当前失衡的成因，并将其主要归罪于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忽视了欧日经济停滞和亚洲经济政策的问题。在塞特瑟和鲁比尼看来，由于外国央行正在对美国665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的3/4进行投资，当前态势特别危险。利维和布朗却指出该论断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忽视了大部分流入和流出美国的投资，特别是海外私人投资，该数额在2004年总计达8000亿美元。由中央银行提供的5000亿美元仅代表1/3而非3/4的资本流动总额。^[10]大规模持续增加的海外私人控股反映美国金融市场无可比拟的安全性和流动性以及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尚未受到挑战。而且，海外投资者当前并未如塞特瑟和鲁比尼认为的那样仅对预算赤字进行投资。最后，外债并未侵蚀美国经济模式的吸引力和软实力。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2007年8月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在2008年9月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并对美国经济造成一定程度打击，但仍有学者抱乐观态度。

2009年弗雷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指出，美国贸易和经常项目赤字在过去三年已急剧削减，经济不平衡已大为削弱。2005年经常项目赤字占GDP的6%多，达8000亿美元，然而，2009年该赤字缩减约50%。^[11]伯格斯坦进一步指出，外债重新反弹增长虽可能无法避免，且油价也会从2009年平均水平有所上升。但是，美国比其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会更迅速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其仍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全球储备货币发行者以及外资主要来源地和接受者。他又指出，只有将国民储蓄率提高几个百分点才是将巨额外债削减到一个可持续水平的唯一健康方式。若将增加私人储蓄率和削减联邦预算赤字同时进行，会更好地达到将国民储蓄率提高几个百分点的目标。金融危机前，美国居民储蓄率几乎为零，而近期反弹至5%～7%的范围。这很可能是对危机期间房地产和股票价格下跌导致家庭总资产急剧削减的回应。^[12]

上述学者关于赤字外债的激烈辩论非常具有代表性，也很翔实。因此，其后年份相关争论在此将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