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作为一部反映当代青年人生探索的小说，《黑的雪》在青年读者群中受到欢迎是不难理解的。你作为一位中年导演，为何也对它产生了改编成电影的兴趣？
谢飞：我从美国讲学回来后，一直想找个东西拍。我过去拍的几部影片，都是社会性主题。我希望自己的下一部作品，也能够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联，以表达我对民族命运、对文学艺术（包括电影）的不断思考。
1988年10月，北京电影学院（简称电影学院）的一位青年教师向我推荐了刘恒的小说《黑的雪》。我看后，很感兴趣。在刘恒的作品中，这部小说并不是最出名的。它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写了一个复杂而又独特的人物。在中国文艺特别是电影画廊里，这种悲剧性的中间人物还很少见到。作品结构比较完整，提供的社会图景新鲜有趣，加之规模小巧，摄制经费不会太高；人物比较集中，艺术上容易达到要求。因此，我打算把它拍成电影。
笔者：与你六年前执导的、反映“文化大革命”中知青命运的影片《我们的田野》相比，《本命年》在对生活的认识和人性的开掘上，都前进了一大步。作品无疑表明你的思想逐渐走向了深刻与成熟。同时，与青年编剧刘恒的合作，是否对你也有某种启发和促进？
谢飞：从《我们的田野》到《本命年》，的确能够比较明显地看到我人生观念的变化。《我们的田野》所表达的，是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青春的一代深切的同情，以及对他们当年的理想与献身精神的热诚肯定。《本命年》在呼唤真诚、呼唤理想、呼唤美的这一点上，与《我们的田野》是一脉相承的。所不同的是，前者比较温情，后者比较冷峻。几年来，我目睹了改革开放给国家带来的巨大进步；同时，对我们这个民族从政治、经济到国民精神的传统包袱之重、劣根性之深、前进之艰难，也有了真切的体会。当年，我给《我们的田野》的主人公陈希南安排了一个重返他曾经洒下青春汗水的北大荒的结尾，有人提出这是理想主义，我不以为然。今天，我却能够排除一些人认为“不该让泉子死，应该写他改好了”的意见，而接受刘恒小说的悲剧结局，这本身就说明我对生活的认识更清醒、更成熟了。如果说，过去我对人生有点盲目乐观；那么，现在的认识要实际和客观多了。我深感，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办到，而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其中也许会出现一个时期的循环往复。因此，我愿把生活中的悲剧提炼和展示出来，给人以启示。
小说作者兼本片编剧刘恒，是比我年轻一代的人，类似电影界的“第五代”。前一阵子曾经有人悲叹“第四代”不行了，后来又有人说该给“第五代”唱安魂曲了。我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一向认为，各代有各代的优势和弱点，没有哪一代就天生的好，或天生的不好。因此，每一代人都应清醒地认识自身，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虚心学习他人之所长，弥补自己之不足。在与刘恒研究剧本、探讨人生的过程中，我的确受到了不少启发。
记得我第一次和刘恒见面时，曾问他：“小说为什么叫《黑的雪》？”他说：“书名带有一种宿命色彩——人的命运就像从天上飘落的雪花，它们原本都是洁白无瑕，但落在何处却不能自由选择。有的落在僻静的地方，保持了原先的纯净；有的却任人踩踏，染上了污秽。”我本来打算在影片中着重表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业荒废造成了主人公李慧泉稀里糊涂的一生，他则认为不必过分强调社会的因素。他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走向恶而不能自拔，并不一定动乱年代才造成青年人的迷途。处在同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每个人承担的压力基本是相等的，因此，每个人都要为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及其结局负责。人的命运其实受两方面力量的牵制：一是环境因素，其中有许多是个人所决定不了的，这是人生的悲剧；二是性格因素——人们往往不能把握自己，这个悲剧更加普遍和深刻。”
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生活中也没有经历过多少坎坷。对于人生的意义，过去想得很简单，觉得人活着就是要有理想、有创造，要为社会作贡献。刘恒的谈话，对我确定影片观照人物的视角是一个启发。造成李慧泉悲剧命运的，有社会的因素，也有人物自身性格的因素。尽管后者不是孤立的，它的每一根经络都与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连，但我们这部影片着重想强调和表现的，却是人自身的因素。李慧泉的死并不完全是社会不见容于他，而是他自身的性格弱点，使他既不情愿像崔永利那样为非作歹，也没有勇气战胜自我，去获得充实而有价值的人生。因此，他就永远跳不出灵魂的痛苦。(www.xing528.com)
我又阅读了一些刘恒的其他作品，感到他观察人生、刻画人物有独特的角度。他的笔触不是仅仅放在社会和人的外观世界上，而是往人的心理走，探索内心世界更深层的东西。我们“第四代”导演很大的一个弱点是对人生、对人的认识往往停留在传统教育的层次上。对人性、人道主义主题的挖掘，落后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步伐。新时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在“五四”文化觉醒的基础上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深化。文学开始由过去的写阶级性到写人性，进而又从写人性的共同性发展到写人性的特殊性。在这方面，刘恒等年轻一代艺术家走在了我们的前头。
笔者：影片《本命年》减弱了原作悲观主义的宿命色彩，而增强了对人自身精神力量的肯定与呼唤。这种区别，大概体现了你在社会观念上不同于刘恒之处。
谢飞：刘恒认为每个人都有一种向善的力量，他的作品也表现出对真诚美好人生的追求。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如果说有所不同，那就是他对人生比较悲观，我比较乐观。像刘恒那样，在作品中探索生的意义、死的奥秘，表现人的命运的不可知和悲剧的不可抗拒等，都是艺术很伟大的主题。但由我来把他的小说拍成电影，就应体现导演的主体意识，表达能够引发我创作激情的东西。刘恒说他希望以李慧泉的悲剧“作为启示录，希望引起处于成长中的年轻人的警觉，也引起在生活中一帆风顺、平平安安的善良人的冷静思考”。那么，我希望通过这部影片，让观众警觉什么，思考什么呢？
1987年我从美国归来，发现国内变化很大。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商品经济的潮流几乎左右了整个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价值观念滑坡，社会上出现了赌博、出国潮等种种怪现象。一些青年杂志也反映许多大学生对国家前途漠不关心，校园里出现了麻派（搓麻将）、托派（考托福）、游派（游山玩水）、鸳鸯蝴蝶派（谈恋爱）。产生精神迷惘的何止是青年人！精神迷惘甚至弥漫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摧毁了我们过去的信仰和价值标准，又由于改革过程中新旧体制交错所带来的种种矛盾，精神上的迷惘与空虚，是我们的社会必然要出现的问题。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能承担重建信念的重任，但我们有责任提出问题，让人们去警醒：在物质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如果精神不能随之丰富和更新，我们的民族就可能出现严重的精神崩溃，经济上的改革也就很难成功。这种前景，无论对于一个民族，还是对于一个人，都是非常危险的。
小说《黑的雪》，很能表达我的这种思考。主人公李慧泉，正是当今中国“迷惘的一代”的真实写照。他与西方出现的“垮掉的一代”“愤怒的青年”，日本出现的“太阳族一代”等有相似之处。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之后，物质和经济上的破坏还不是最可怕的，精神上的创伤才是最应该忧虑的。而精神上的重建，则是他们重新崛起的关键。德国、日本是如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浩劫的中国也面临着这一课题。王朔的小说就塑造了一批灵魂无家可归的青年形象。他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这些顽主们如何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调侃，但对他们深层的精神痛苦以及对此应做出何种价值判断，作者似乎思考得还不够清楚。刘恒的作品则比王朔高出一筹，为我们提供了在这方面深入开掘的可能性。影片在塑造主人公李慧泉的形象时，进一步明确加入了我的价值判断。我之所以冷酷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死的结局，放了一些垃圾在他身边吹，还让收拾舞台的人说他“不是醉鬼，就是神经病”，就是想说明，像李慧泉这样活着的人，无论他是生是死，都是毫无价值的，当然对他的痛苦、挣扎、寻求，我还是肯定的。我想通过这个形象告诉大家：人活着，就要有理想。无论你活得很伟大，还是很普通，只要你明白了生活的意义，并努力为之奋斗，那就是有光彩的人生。我认为，崇高的理想、信仰和精神境界，对于人类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人正是凭着理想这一资秉，不断地从野蛮走向文明，从现在走向未来”（马克思）。哈罗德·罗森堡有句话也讲得很精彩：“一个时代的人们不是担起属于他们时代的变革的重负，便是在它的压力之下死于荒野。”李慧泉的悲剧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而最终没有做成呢？就是因为环境和自身的局限使他的精神文化发展低下，找不到能够凝聚自身力量去奋斗的精神信仰，所以就不可能克服自身人性中愚昧、野蛮的东西，从本我、自我走向超我。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我对重建理想、重建全新的富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的呼唤。
有些青年人把我的这些想法说成是浪漫主义和人文化倾向。但我觉得，对美好人生的理想和信念，正是我们“第四代”甚至更老一代的优势。虽然它曾被极左思潮引向盲目甚至歧途，但觉醒之后决不应否定我们精神上拥有的一切。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好传统，在任何时代都是有价值的、不应放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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