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罗马帝国面临的挑战和厌恶

精彩看点

对基督教的迫害——教会腐化——伊便尼派——诺斯底派——宗教“异端”——孟他努斯派——逾越节之争——基督教理事会——教阶制度——柏拉图哲学及其影响——基督教作家

过去的两个世纪，基督教取得了迅猛发展，远播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及罗马帝国的偏僻边疆。但同时，教会又外遭迫害之患，内有腐化之虞。然而，教规和教会组织机构的变革又使基督教丧失了原有的质朴。接下来，我们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究。

爱德华·吉本和其他怀疑论作家认为，古代社会对宗教是宽容的。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这种宽容仅限于允许人们遵循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崇拜自己的传统神灵，不允许人们改变信仰。但关于本国公民对新的神祇或外来神祇的崇拜，希腊和罗马的相关法律都十分严苛。比如，苏格拉底就因引入新神而被判死刑。罗马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单独祭祀或崇拜新神，不得私自祭拜外来神，除非该神已被人们接纳。”我们发现，在整个罗马共和国时期，一直执行该法律。政务官有权压制任何外来崇拜，惩罚所有“异教徒”及其传道者，将他们赶出城市，夺取并销毁他们的宗教书籍。这些法律条文的存在，极有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出于宗教考虑。所有政府都反感秘密组织，它们的态度自然又合理，因为这些秘密组织非常容易转化成政治团体。非国教信徒总会自发成团，而随着人数的增加，极有可能演变成政治团体。

早期的基督教徒面临各种挑战。首先，犹太人在罗马帝国各地势力稳固，基督教徒不仅受到犹太人的诽谤与迫害，而且因为基督教被认为是犹太教分裂出来的一个教派，所以他们还要遭受犹太教徒的憎恶。加之，基督教徒劝他人放弃原有信仰、皈依基督，而这是罗马政府最忌惮的。此外，基督教导信徒抵制一切偶像崇拜，但偶像崇拜已经完全融入罗马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所以基督教徒认为自己应该远离剧院、公共表演及一切严肃场合。在私人生活中，基督教徒也必须谨守教规，所以常被认为性格孤僻、不善交际。他们不去神殿，不拜偶像，不推崇圣物。那些不能理解这种宗教观念的人便误认为他们是无神论者^[1]。就连基督教徒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也成了对手诽谤的对象。例如，基督教的圣餐仪式要求象征性地饮食耶稣基督的血肉，因此被攻击为人肉盛宴；基督教的爱宴仪式也被描绘得残暴淫秽。当然，基督教徒有时也有失检点，故意寻衅滋事。不少人甚至自私地渴望通过殉道来沽名钓誉。

因此 我们也能理解，基督教徒背离了古代罗马法，因为他们引入了新的宗教，不仅不信奉罗马国教，而且极力劝他人信奉自己的宗教。同时，底层人民也厌恶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不去神殿，也不看公共表演。因此，各种脏水都泼向他们，就连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和苏埃托尼乌斯等人也受到极大影响。鉴于此，罗马底层人民盲目跟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公众对基督教徒厌恶至极，甚至将一切公共灾难都归咎于他们。迦太基神学家德尔图良^[2]曾说：“如果台伯河水泛滥成灾，如果尼罗河干涸，如果发生旱灾，如果发生地震，如果饥荒蔓延、瘟疫肆虐……那么，人们会立即高喊：‘把基督教徒丢进斗兽场喂狮子吧！'”

基督教在战胜各个敌人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后，基督教徒如同海上劫后余生的乘客，对经历的劫难津津乐道。他们夸大宗教迫害事件及受害者的数量，凭空想象遭受的各种酷刑以自娱。例如，使徒约翰煞有介事地说，他在罗马被图密善下令扔进了沸腾的油锅，却毫发无损地出来了。传说在帕加马，圣巴比拉斯主教被扔进了一只烧得通红的铜牛中。不过，在博学的优西比乌^[3]看来，这些殉难事件纯属子虚乌有。而认定图密善时期存在宗教迫害，也鲜有依据。这些虔诚的传奇故事主要是基督教徒杜撰的。他们总是相信超自然现象，喜欢恐怖事件。接下来，我们将根据可靠的资料，简述教会遭受的苦难。

如前所述，尼禄是迫害基督教徒的第一人。不过，正如我们所知，他的迫害不过是把自己的罪行嫁祸给当时世人厌恶的基督教徒，与任何宗教问题或政治问题无关。同时我们也无法断定他是否持续迫害基督教徒，迫害范围是否超出罗马城。优西比乌提到一个传说，就在这一时期，使徒圣保罗被斩首，使徒圣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这类传说可信度很低，因为使徒是否来过罗马都十分可疑。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基督教徒没有遭遇什么麻烦。

据说，在自己统治末期，图密善确实虐待过基督教徒。传说耶稣基督的兄弟犹大的两个孙子，作为大卫王的后裔曾被带到图密善面前问话。他们向图密善坦白，他们的全部财产只是一小块耕地，还向图密善展示了他们布满厚茧的双手。他们说基督的王国不在现实，而在天上，直到世界的末日才会显现出来。图密善不太明白他们的话意，对他们十分轻蔑，便把他们打发走。从此，图密善结束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

优西比乌记述道，图拉真统治时期，“由于罗马公民反对基督教徒”（通常，这是迫害基督教徒的原因），“全城出现了比较温和的迫害”。确实应该很温和，因为优西比乌只提到了一位殉道者：耶路撒冷的主教，即耶稣的亲戚使徒圣西门。然而，小普林尼写给图拉真的那封著名的信表明，在罗马帝国的某些地方，基督教徒的处境非常危险。小普林尼心地善良，公元103年被任命为本都和比提尼亚的总督。他发现大量针对基督教徒的指控，被指控的基督教徒男女老幼都有。小普林尼不愿惩罚他们，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指控。于是，他写信给图拉真，征求意见。图拉真在回信中指出：“不要无缘无故逮捕基督教徒。如果他们受到指控并已定罪，就该惩处；如果是匿名指控，则无须受理。”考虑到罗马的相关法律及当时民情的总体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回信的内容展现了图拉真高度的人道主义和公正精神。从小普林尼的信中我们得知，他处罚基督教徒，主要是因为图拉真厌恶社团组织。为此，小普林尼还严格禁止基督教徒聚会、庆祝圣餐仪式或举行爱宴仪式。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无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基督教徒的数量都十分庞大，几乎所有“异教”神殿都已被遗弃。但当各地推行图拉真的宗教政策时，一些基督教徒放弃了信仰。而小普林尼也强烈希望，这种迷信——他就这么称呼基督教——或许能被压制下去。

根据殉道者查士丁的记述，哈德良根本不能算是宗教迫害者。亚细亚总督塞雷纽斯·格兰尼亚努斯曾写信给哈德良，“如果仅仅为了满足公民的呼声，不经正常的起诉和审判就处死基督教徒，那似乎不公正”。后来，哈德良向塞雷纽斯·格兰尼亚努斯的继任者米纽修斯·丰达努斯下达了一份诏书，指示他不要理会公民空洞的请求与呼声，而要亲自审查这些指控。如果被告的违法事实证据确凿，应根据他们的犯罪性质进行判决。不过，同时要严厉惩罚那些弄虚作假的诬告者。看起来，哈德良应该也给其他总督下达过类似的诏书。

在贤帝安敦尼·庇护统治期间，基督教徒没有受到国家的刁难。但由于亚洲各行省平民的迷信与敌意，基督教徒深受其害。安敦尼·庇护甚至还替基督教徒出面，干预宗教迫害，向行省官员重申哈德良皇帝的谕令。

在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统治之前，基督教徒遭受的苦难相对较轻。但贤明的马可·奥勒留在位期间，却掀起了严重的宗教迫害。他是否颁布了法令，要求迫害基督教徒，尚不可知。但马可·奥勒留蔑视基督教徒是毫无疑问的。他渴望振兴古代宗教与罗马的传统庆典仪式，倾向严厉处置那些反对公共演出与公共庆典的基督教徒。研究这一时期的殉道者记述就会发现，大多数对基督教徒的迫害事件都源于人们对基督教徒的痛恨。

公元166年，马可·奥勒留第一次离开罗马，去指挥日耳曼战争。而这一年也通常被认为是宗教迫害的开端。据说，在罗马，一个叫托勒密乌斯的基督教徒和另外两个人仅因为信奉基督教而被处死。当时，殉道者查士丁（我们从他那里获知这一事实）向马可·奥勒留和元老院提交了《护教辞》。不久，殉道者查士丁同其他人一起被罗马市政官鲁斯提库斯处死。鲁斯提库斯是一位哲学家，而殉道者查士丁的死对头——伊壁鸠鲁派的克雷桑斯当时也在罗马，所以我们有理由设想，哲学家已经接受了社会对基督教根深蒂固的敌意。正因如此，才会无情地迫害基督教徒。同年，士麦那也发生了宗教迫害。德高望重的主教波利卡普和其他十几个基督教徒因信仰问题而遭受诘难。对于这种情况，士麦那教会写了一封信，抄送给本都的许多教会，从中我们了解到以下细节。

这封信开头先讲述了其他殉道者的苦难遭遇。信中写道：“殉道者被鞭子打得动脉破裂，血流成河。他们的皮下肌肤、内脏、肠子都裸露在外，令旁观者们惊恐不已。然后，他们被扔在贝壳上或被插在锋利的长矛尖上。历尽各种惩罚、折磨后，他们又被扔给野兽分食。”有一个叫圣日耳曼尼库斯的殉道者，年轻英俊。当他被扔给野兽时，地方总督诚挚地恳求他放弃信仰。然而，圣日耳曼尼库斯高涨的宗教热情甚至激怒了那头野兽，野兽瞬间就将他吞食了。众人开始怪罪并要求处罚波利卡普。德高望重的主教波利卡普在朋友的敦促下逃离了士麦那，但还是被派去抓捕他的人发现并逮了回来。主教波利卡普被押回士麦那的竞技场，送到地方总督面前。他被要求放弃基督教信仰，并对恺撒守护神起誓。主教波利卡普说：“八十六年了，我一直侍奉基督。他从来不曾亏负我。我怎能亵渎救赎我的主？”几次劝诱失败后，地方总督命传令官大声宣布：“波利卡普表示忏悔，承认他是基督教徒。”于是，犹太教徒和“异教徒”都喊道：“他是亚洲的传教士，是基督教的神父。就是他教导人们不要献祭，不要敬拜，是他毁掉了我们的神灵。”他们坚持要放一头狮子咬死波利卡普，当被告知斗兽表演已经结束时，他们大喊要活活烧死他。接着，他们就开始从商店和浴场收集火刑所需的木柴和秸秆。“犹太教徒一如既往，乐于帮这种忙。”依照惯例，要用钉子将火刑犯人固定在木桩上。但波利卡普只是被绑在木桩上。他诵读了一段虔诚的祈祷之后，柴堆被点燃了。然而，火焰并没靠近他，叙述者写道：“火苗呈现烤炉状，就像鼓风的船帆，在波利卡普周围形成了一堵墙。波利卡普站在中央，不像燃烧的血肉之躯，倒似火炉中淬炼的金银。我们似乎还嗅到一丝芬芳，犹如祭香或其他珍贵香料的味道。”最后，应人们所愿，刽子手用剑刺穿了波利卡普的身体。血流喷涌而出，浇灭火焰。在犹太教徒的唆使下，波利卡普的遗体被焚毁。犹太教徒说，防止基督教徒不去崇拜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去崇拜波利卡普。信中强调，波利卡普的殉道结束了士麦那的宗教迫害。但如果帕加马城依然有殉道者，就说明罗马帝国还在为平息民愤而迫害基督教徒。

当时，对基督教徒的大部分迫害似乎仅限于亚细亚，主要是犹太教徒煽动的结果。但公元177年，福音已经传播至高卢，高卢也暴发了规模空前的基督教迫害。卢格杜努姆和维埃纳的许多教会给亚洲各教会写信，详细描述了这里的苦难。信中表示，总督与公民一样，都极端仇视基督教徒。而马可·奥勒留皇帝下令迫害基督教徒，不过是要求将拥有罗马公民身份的基督教徒斩首，将放弃基督教信仰的人释放，剩下的就扔去喂野兽或以其他野蛮的方式处死。这次宗教迫害中的殉道者包括德高望重、年已九旬的卢格杜努姆主教波提努斯和热忱虔诚的帕加马信徒阿塔卢斯。不过，赢得基督教徒与“异教徒”共同尊敬的，是一位坚贞不屈的女奴布兰迪娜。布兰迪娜被施以种种酷刑，日复一日地遭受着折磨。她被扔给野兽，野兽却不肯碰她。最后，布兰迪娜被裹起来，扔给了一头狂暴的公牛。她被公牛撞得昏迷不醒时，刽子手处死了她。迫害基督教徒的酷刑多种多样，其中一种是强迫基督教徒坐在一把被烧得极烫的铁椅上，直到他们的肌肤被烤熟，或将极烫的黄铜板固定在犯人身体最柔软的部位。只因主人是基督教徒，信奉“异教”的奴隶被抓起来。在威逼利诱下，“异教”奴隶被迫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被迫来服侍他们的。他们举办堤厄斯忒斯^[4]的人肉宴，或者像俄狄浦斯一样乱伦。种种罪行，我们无法想象，更难以启齿。我们简直难以相信，人类会犯下这样的罪行。”

康茂德统治时期，教会才略松了一口气。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在位前几年对基督教徒也很宽容。但公元202年，他颁布敕令，禁止任何人皈依犹太教或基督教，这样一来，就为基督教徒加害者提供了机会。宗教迫害最严重的地方是亚历山德里亚。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统治时期到德西乌斯统治时期，基督教徒既没有得到特别的恩宠，也没有遭到特别的虐待。除了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统治时期，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的主要迫害对象是教会头目，因为他们总是拿之前的贤明皇帝与他做对比。

德西乌斯急于复兴罗马的传统制度，而这些制度都与国家的传统宗教有关。由于基督教徒人数众多，又强烈反对罗马传统宗教，所以德西乌斯意识到，要想实现自己的计划，就必须先压制基督教。因此，他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臣民重归传统宗教，否则以重罪论处。结果，出现了一场对基督教徒前所未有的迫害。虽然西普里安的慷慨演说、尼撒的贵格利的华丽说辞都不可尽信，但从叛教者的数量（包括神父等高级教士）及传统宗教的稳固地位来看，毫无疑问，这次宗教迫害范围广大，程度严酷。在宗教迫害期间，罗马主教殉难，耶路撒冷主教和安条克主教都死在狱中，著名的奥利金也与其他许多人等遭到监禁，承受酷刑。

据说，瓦勒良起初宽容基督教徒，但在帝国东部期间，他受到马克利亚努斯的影响，就写信给元老院，下令对基督教徒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一场宗教迫害随之而来。但公元260年，瓦勒良被俘，宗教迫害终止。之后，加里恩努斯向主教发出通告，恢复他们的公共活动，还保证庇护他们。

瓦勒良时代的殉道者中，最杰出的是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

能干、虔诚、雄辩的主教西普里安行事谨慎，躲过了德西乌斯时期的宗教迫害。瓦勒良第一次颁布宗教迫害法令后，地方总督召见了西普里安，通知他瓦勒良要求所有放弃罗马传统宗教的人回归传统宗教。西普里安答道，他是基督教徒、主教，只崇拜唯一的真神上帝。随后，他被判有罪，流放到离迦太基大约四十英里的海滨城市柯卢比斯。不过，新的地方总督上任后，他获准重回迦太基，住在城市附近自己的花园里。然而，公元258年，新的地方总督接到命令，对基督教传教士处以死刑。因此，一名军官和一些士兵奉命去逮捕西普里安，将他带到法庭。由于当天没有安排他的诉讼事由听证会，那名军官把他带到了自己家中过夜，还十分照顾他，允许他的朋友随意接近他。基督教徒整夜守在那所房子前面的街道上。第二天早上，西普里安又被带到地方总督的法庭。确认身份后，法庭要求他服从皇帝瓦勒良的命令，向罗马诸神和皇帝瓦勒良献祭。西普里安答道：“我不献祭。”地方总督催促他，但他坚决不从。于是，法官与顾问团商议后，宣读了刻在平板上的判决书：“西普里安是罗马诸神的敌人，犯罪组织的头目。他妖言惑众，抵制罗马宗教，不遵守瓦勒良皇帝的法令。判以斩首，立即执行。”他答道：“赞美上帝！”现场有许多基督教徒，他们大声喊道：“让我们陪他一起去死吧！”随后，西普里安被带到城门前的平地上。基督教长老和执事陪着他，帮他做赴死的准备。西普里安脱掉上衣，让陪同自己的基督教长老和执事给刽子手二十五个金币。然后，西普里安以手捂脸，低下了头，被一刀斩首。晚上，在无数火把的照耀下，西普里安的尸体被运到基督教徒的墓地安葬。政府没有对此发表异议。^[5]

瓦勒良统治结束后近半个世纪，教会平安无虞。但接下来最后一次宗教迫害，也是最大的一次迫害爆发了。在后文，我们对此进行了记述。

回顾教会最初三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产生了各种反思。比如，我们需要注意，首先，基督教徒遭受的苦难，经后面多个世纪的杜撰和虚构，被极度夸大了。其次，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的迫害是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出于宗教原因，因为贤帝统治时期也有宗教迫害。显然，这些皇帝意在复兴罗马的古代制度。他们认为罗马的荣耀都基于这些古代制度。最后，基督教徒承受的巨大苦难，特别是在亚洲遭受的深重苦难，是人们的宗教狂热，尤其是犹太教徒煽动造成的，有时也是基督教徒的鲁莽招惹的。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异教”祭司煽动人们的宗教狂热是为了从中渔利，这似乎有些牵强附会。实际上，除了在小亚细亚，“异教徒”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和等级制度，因而没有对基督教徒产生忌妒与恐惧的团体精神。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对“殉道者的热血是教会的种子”这句流行说法，应该进行严格的意义限定。毋庸置疑，许多人是受到诱导，才带着赞赏的目光，去看待基督教徒坚贞不屈的精神。当看到有了这种精神，即使妇女、儿童也能坦然面对折磨和死亡时，人们就会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在英格兰，都铎王朝女王玛丽一世在位时期，我们也可看到类似的现象。但虚假宗教、“异端邪说”，甚至无神论，都有各自的殉道者。所以基督教的发展应该找到真正的原因——纯洁性，以及其他已经提到过的原因。

令人悲哀的是，因罗马帝国政策或“异教徒”排斥异己的行为而遭受迫害的基督教徒人数，远远少于因罗马教皇的偏执而遭受迫害的人数。十字军镇压阿尔比派的行动、天主教会在荷兰毁灭的五万名或十万名新教徒、法兰西王国的圣巴塞洛缪大屠杀、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火刑的十万人，以及天主教会的其他恐怖行为等，都会让我们觉得马可·奥勒留、德西乌斯甚至戴克里先在位时期的迫害，简直微不足道。我们不得不承认，真正的宗教一旦被扭曲，其野蛮性就会超越任何虚假宗教。同时，我们必须反对把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些不当行为都算在真正的基督教徒头上。

宗教迫害带来的灾难是短暂的，而“异端”与虚假教义造成的恶果却是深远的。时至今日，我们都能感受到它们的恶劣影响。人类因拥有高智力而狂妄自大，渴望发现不该人类知道的秘密，由此滋生了大多数人持有的“观点”，基督教早期教父就断定这些“观点”是邪说，并将之记录在案。这些邪说都可归结为“诺斯底”学说^[6]。“诺斯底”一词曾被用于指当时流行的伪哲学。这些哲学都起源于风气开放的印度和波斯。此外，人类的盲目自大还源于希腊人大量借鉴了由东方哲学发展而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和以色列人堕落腐化的宗教——犹太教的教义。福音宗教本身纯洁质朴，其包含的所有腐败因素都源于形形色色的邪说。而这些邪说产生得如此早。可以说，基督教的清流尚未涌出圣山，就已被世俗的不洁所污染。

我们并不打算探讨基督教早期教父列举的所有邪说，而只是讨论主要流派。我们首先来看那些源于犹太教的流派^[7]。

我们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中了解到，犹太人出于忠诚，一般都恪守犹太律法，把律法的戒规当作永恒的义务。同时，由于完全不了解基督教的本质与精神，他们认为遵守律法的烦琐仪式是救赎的必要条件。针对这种错误的观念，使徒保罗鲜明有力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成功遏制了律法在外邦归信者中传播。但这种错误观念还是继续在犹太地区的基督教徒中盛行。耶路撒冷毁灭后，在哈德良统治时期，那些坚持保卫耶路撒冷的人退到佩拉伊亚或约旦河对岸，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教会。但他们很快就分裂成两个教派——拿撒勒派和伊便尼派^[8]，两个教派各有自己的福音书，但都不同于已被教会普遍接受的福音书。拿撒勒派认为《摩西律法》只对犹太教徒有约束力。所以拿撒勒派没被视为“异端”。但伊便尼派否认耶稣是圣灵感孕，断言《摩西律法》和法利赛派的传统观念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伊便尼派自然被归为“异端”。拿撒勒派与伊便尼派都没那么重要，没过多久，就徒留其名，仅能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纵观从冰雪覆盖的北冰洋到地中海地区的欧洲古代宗教，人们会吃惊地发现，没有出现纯粹的恶灵。相反，在亚洲的宗教中，我们常会遇到一个或多个神灵。这些神灵或以制造邪恶为乐，或以毁灭世界为目标。在摩西教中，恶灵俨然位列崇高的上帝侍从之位。而在一些低俗的教义中，恶灵则被擢升至造善之神对立面的高度。这一体系在古代波斯宗教中发展到了巅峰。在波斯，除了所有民族原有的宗教，还有一种等级体系，其中，善灵都由欧马兹特善神统辖。欧马兹特善神与黑暗之神阿里曼及其追随的恶灵征战不休。犹太教的伪经表明，在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期间，他们从自己征服者的宗教中吸取了许多思想。而当基督教初成气候时，在被斥为邪说的东方哲学和诺斯底学说的影响下，基督教在西亚得到了广泛传播。

二元论学说的产生显然是为了解释恶的起源。自然与理性都使人们将至高神视为至善的存在，显然恶不可能为至高神所造。那么，自然的严酷、人类的罪恶与痛苦又从何而来？表面上看，组成世界与人体的质料是万物之源。但质料愚钝怠惰，不大可能自我组织并创造出物质世界里显而易见的美、秩序与和谐。而如果将万物之源归于至高神，那么，通过必要的推理，至高神也就成了所有恶的创造者。所以一定有某个智慧存在，专司造恶。关于这个智慧的存在的本质，人们持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这个智慧的存在与至高神地位对等，同为永恒的存在。有人认为这个智慧的存在由质料产生。有人坚信它是由至高神创造的，只不过出于骄傲与忌妒，背叛了自己的创造者，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许多人认为，至高神创造了许多神灵，而造物主只是其中之一。造物主一时心血来潮，征得至高神的同意，创造了世界。但后来，骄傲使造物主堕落，造物主开始引诱人类违抗至高神的意志。有些人认为造物主的恶与生俱来。有些人认为，造物主同他创造的世界与人类一样，同时兼具善恶本性。但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即善恶之战永无止境。

因为至善之神的本质深不可测，“诺斯底”哲学家就称之为“太渊”，并称太渊的居所为“充盈”。这是一个浩瀚无际、辉煌灿烂的所在，被永恒之光普照。至善之神一直孑然一身，静静地居住在这里。直到很久以后，他感应到某种神秘的冲动，生出了一阳一阴两种有智生命。这些神体代代相传，繁衍生息。光明照耀之处，慢慢出现了无数被泽受恩的神灵家庭。但这些神灵依照出生顺序，离太渊越远，拥有的善、知识与力量就越少。那些级别高的神体被称作“爱安”或永恒存在。

质料本身粗糙原始，远离光明之境，在无序的涡流中激荡回转，本性中兼具道德的种子与固有的罪恶。爱安赋予质料形式时，发现它正处于这种状态。这个叫“德谬哥”^[9]或“造物主”的爱安创造了世界，并使这个世界有了人与其他动物，赋予其灵性精神的微粒，使其物质身体能够活动。然后，德谬哥背叛了创造他的太渊，夺取了世界的管辖权，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区域，分配给那些曾协助他创造世界的劣等灵魂统治。然而，至高神并未完全弃绝这个世界，他同情人类的灵性部分。人类的灵性被禁锢在肉体中，随时会被无知裹挟，或者被邪恶玷污。因此，至高神不时派遣富有智慧、充满神光的使者来教导人类崇尚真理与美德。但德谬哥与他的同伙迫害、屠戮这些使者，以迷信与纵欲对抗真理。德谬哥的行动非常成功，让只有一少部分人继续崇拜真神，践行美德，而其余人都陷入偶像崇拜或纵欲狂欢中。崇拜真神的少数人死后，灵性就脱离肉体的束缚，立刻进入神光照耀的天国；而纵欲堕落者死后，则被迫沦落至各式躯体中，遭受禁锢。不过，最终，至少大部分灵魂会得到净化，重返天国。然后，至高神就会溶解物质世界，使它回归原始状态。那时，罪恶与苦难将永不存在。

质料有罪的观念对人的道德行为产生了两种完全相反的影响。一些人认为，他们有责任通过冥想、斋戒、自我克制及各种自我折磨以激扬灵性，所以出现了婆罗门教的瑜伽士、伊斯兰教的法基尔和德尔维希、佛教的僧侣及堕落的基督教徒。另一些人则坚信，虔诚的本质在于对至高神的了解，在于通过冥想和沉思与至高神保持交流。他们坚信纯洁的灵魂不会被不洁的同伴——肉体的行为影响，践行美德也并不被至高神悦纳。美德不过是人间的君主使人们顺从的诡计罢了。于是，这些人恣意放纵肉体的欲望，而诺斯底人士因此被指责为放荡纵欲之徒。当然，这些指责肯定是夸大其词，不可尽信。

如果诺斯底伪哲学一直与基督教划清界限，危害或许会少些。但诺斯底哲学家一直期待一位上帝使者再出现，把人类从德谬哥的专制中解救出来。而基督的教义则能够废除摩西律法（诺斯底派认为摩西律法是德谬哥创造的），推翻“异教”的偶像崇拜。许多诺斯底哲学家被耶稣基督的神迹和纯洁、高尚、全面的教义震撼，从中看出了他们期待已久的上帝使者，所以热烈地“拥抱”了基督教。然而，诺斯底派根本教义与基督教义不符，所以该派哲学家觉得有必要对后者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改。为此，他们宣称基督教包括两套教义。一种教义比较简单，适合下等人的理解能力，就包含在《圣经·新约》中。另一种更加高深的教义由基督私下传授给了他的信徒。彼得、保罗和安德鲁向众信徒传授了这部分知识，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伪造了各种福音书与使徒书信。诺斯底哲学家坚信，普遍使用的《圣经·新约》抄本已经不准确了，还拿出了他们所谓的原作抄本。此外，诺斯底哲学家还参考了一些其他书籍，这些书籍的署名作者要么是名望颇高的塞特、诺亚、亚伯拉罕及其他基督教圣人，要么是琐罗亚斯德和其他东方圣人。这样一来，诺斯底派就能够根据他们的教义，否认摩西律法是上帝所赐，坚持基督位列天父之下，认为基督从未真正拥有肉体。诺斯底哲学家完全拒绝复活的教义，认为与复活有关的内容描述都是比喻性的说法。事实证明，基督教很幸运。诺斯底派内部并不团结，而是分成了几个支派。这几个支派虽然在一般原则上达成了共识，但在看待、解释某些特定教义的方式上互不认同。诺斯底派的内部分歧使竞争对手获得了很大的优势。

从基督教使徒时代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确切地得出：诺斯底派从传播之日起，短短几年之内，就对基督教产生了影响。但直到公元2世纪哈德良统治时期，诺斯底派才形成不同的支派，成为基督教的劲敌。接下来，我们将列举诺斯底派主要支派的创始人，并阐明他们的核心教义。说起诺斯底派“异端”，位列榜首的通常是《使徒行传》中提到的术士西满，但如果说他是诺斯底派的传教士，则极不可信，因为他针对基督教的所有活动，都是公开对抗，而非暗中腐化。

米南德和塞林图是诺斯底派的传道士，同样可疑。据说，他们是术士西满的继承者。术士西满与米南德都是撒马利亚人，塞林图是犹太人。三人都曾在亚历山德里亚求学，也都支持诺斯底派的核心教义。但塞林图对摩西律法表现出一定的尊重，宣称应该遵守基督认可的那部分律法。另外，他也比一般的诺斯底派人士更推崇造物主，认为造物主在创造世界时，遵从了至高神的意志。因此，塞林图不承认质料绝对邪恶，不否认耶稣复活的教义。他认为，耶稣是约瑟和玛利亚自然孕育所生。耶稣接受洗礼时，“爱安”以鸽子的形态降临在了他身上。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爱安”回归普累若麻，让耶稣自己承受十字架的痛苦。所以无论是生活作风，还是教义，塞林图似乎都无可指责。他的错误在于思想，不在于意图。

安条克的萨图尼鲁斯也是一位诺斯底派哲学家，公元2世纪归信基督教。萨图尼鲁斯认为，撒旦是质料的统治者，与上帝同在。世界是七位天使创造的，当时上帝并不知情。但上帝看到世界时，并未生气，而是将理性的灵魂吹入人体。然后，上帝把世界分为七份，交给七位造物天使管理。其中，管理希伯来民族的天使通过摩西制订了律法。但萨图尼鲁斯说，创造世界与人类的美德激怒了撒旦，撒旦用质料又创造了人类。这种人类的灵魂与撒旦一样邪恶。因此，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道德差异。过了一段时间后，造物天使背叛了上帝。于是，上帝派遣圣子到人间。圣子以人类肉体的形象出现，将善人的灵魂从恶人和撒旦那里解救出来。萨图尼鲁斯的道德戒律是禁欲、苦行，要求十分严苛。他提倡独身，禁止饮酒、吃肉，并且教导人们克制肉体欲望，因为肉体本质是由邪恶堕落的质料制成的。

当萨图尼鲁斯在叙利亚传教时，亚历山德里亚的基督教哲学家巴西里德，也在埃及宣讲类似的教义体系。巴西里德的教义体系也是以诺斯底派的核心教义为基础，主要观点如下：上帝与七位“爱安”成立了神圣的“八神会”。其中两个“爱安”——代表智慧的索菲娅和代表力量的戴纳米斯——生育了一些精灵，或称天使。这些天使建立了自己的天堂，又生育了下一代低等天使。这些低等天使又组成了自己的天堂，繁衍生息……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最后形成了三百六十五个天堂。这些天堂都在一个至高神的统治下，这位最高统治者有个神秘的名字——“阿卜拉克萨斯”。第三百六十五重天的天使躺在永恒的质料世界的边界上，设想着赋予质料以形式，并在其他天使的协助下完成了。巴西里德对人类罪恶与苦难起源的解释与诺斯底派其他哲学家的解释大同小异。他肯定七个“爱安”之首——“理性”或“智慧”——奉上帝指引，降临人世，结束天使的统治，并将上帝的知识重新传达给人类。因此，上帝的使者显现为人的形象。当统治犹太人的神陷上帝的使者于死刑时，上帝的使者借用了昔兰尼加的西门的肉体，迫使西门背负他的十字架。所以真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是西门，不是耶稣。那些遵守基督戒律的人死后灵魂飞升，进入极乐天国。而那些违背基督教导的灵魂死后投胎到人类或其他动物的身体中。因为身体由质料组成，不可能洁净，所以禁锢其中的灵魂永远不会飞升。巴西里德的道德体系极其严格。他主张意志绝对自由，宣称除了被迫所犯之罪，上帝不会宽恕任何罪行。巴西里德还宣称犯罪意图与实际犯罪行为完全等同。然而，他的一些追随者滥用“在洁净的人眼中，万物都洁净”这句教义，声称灵魂不受肉体行为的影响，从而耽于罪恶与纵欲。

卡珀奎提斯与巴西里德生活在同一时代，也是亚历山德里亚人，创立了一个诺斯底支派。卡珀奎提斯的神学主张似乎与一般的诺斯底派哲学家相去不远。学者都将他的道德体系描述得极端放纵。当然，这些描述都极度夸张，但可以肯定的是，卡珀奎提斯认为善与恶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主张女人和其他一切东西应归公。我们并不知道他如何修改这些原理，以使其与神的观念及美德的必要性相符，这是他与所有诺斯派哲学家相同的地方。

上文提到的这些“异教”代表的声誉和影响远不及瓦伦廷。瓦伦廷也是亚历山德里亚人，是基督教神父。他先在家乡宣扬自己的教义体系，之后去了罗马，吸纳了大量归信者，结果惊动了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将他斥为“异端”，并将他逐出教会。后来，瓦伦廷在塞浦路斯岛定居下来，公开创立自己的教派，并且该教派快速传播。(www.xing528.com)

基督教早期教父留给我们的瓦伦廷教义体系非常复杂，我们不能详述，但它似乎是所有诺斯底支派中最异想天开、最荒诞不经的教义体系。不过，毫无疑问，基督教早期教父对瓦伦廷有很多误解。在其他人看来，瓦伦廷的教义可能是非常理性的。瓦伦廷认为，普累若麻有三十个“爱安”，阴阳各十五个，分为三个等级。此外，他又为普累若麻添加了另外四种本质不同的“爱安”，其中最后两个是基督与圣灵。最后一个“爱安”是耶稣，他是所有“爱安”中最高贵的，因为他是其他所有“爱安”合力创造的。一位阴性“爱安”索菲娅生了个女儿叫阿卡莫斯。阿卡莫斯被逐出普累若麻后，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历程，变成了世界的起源。关于创世的过程和人类的形成等问题，瓦伦廷的解释比任何诺斯底支派都复杂，但其他诺斯底支派的核心教义，瓦伦廷也都赞同。瓦伦廷派的道德体系以他的教义体系为基础，极其严格。瓦伦廷推崇纯洁无瑕，但他的许多追随者以此为由，放荡堕落。

古代学者还列举了许多其他的二元论教派。不过，这些教派都无足轻重，我们也不必多关注。然而，巴尔德桑尼斯、塔蒂安和马吉安这些名字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巴尔德桑尼斯是埃德萨的基督教徒，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的护教士。他修订了东方的基督教义，开创了一个诺斯底支派。但后来，他重回基督教，反对自己的教义。

塔蒂安是亚述人，也是护教士，支持二元论教义。他确切的神学教义不为人知，但他的道德体系讲究极端禁欲，要求信徒必须弃绝婚姻，弃绝肉食，隐居修道。隐修士的饮食十分简单，仅能维持生存，在圣餐中也要以水代酒。

马吉安是本都一位主教的儿子。不知是因为他的不端德行，还是因为他的邪说，他被父亲逐出了教会，来到了罗马。由于在罗马无法重新加入教会，马吉安与一个叫塞尔都的叙利亚人共同创建了一个诺斯底支派。该支派传播范围广，存在了很长时间。马吉安的理论体系包括二元论学说的普遍教义，创世的造物主独立于至高神，基督没有真正的肉体等。他的生活戒律是禁欲主义，严格到将死亡看作渴望的对象，而不是惧怕的对象。

通过研究诺斯底派的不同支派，我们发现了它们的一些共识：都承认质料的永恒；认为创世神不是至高神；都相信人的肉体是创世神赋予的，灵魂是至高神赋予的；都认为人死后肉体一旦消亡，就永远不会复活，而灵魂一旦摆脱造物主的束缚，就会立刻飞升，进入充满光明与幸福的天国。亚洲的诺斯底派坚持古老的东方教义，相信存在一个独立的物质之王，是恶的创造者；埃及的诺斯底派教义中则没有物质之王，但增添了一些埃及的理念，如天空崇拜、星辰崇拜、灵魂的沉降与飞升及其他类似的想象。

禁欲主义源自“质料质邪恶”的教义。相信这一教义的结果是，人必须将灵魂从肉体的影响中解救出来。而教会的错误与堕落很大程度上与禁欲主义有关。虽然摩西律法强调遵循无数的庆典礼仪，但它的体系使人快乐。而基督教义“自由之完美律法”，顾名思义，正是坚决反对一切苦行、苦修的律法。然而，即使在公元2世纪，我们依然能看到，苦行主义思想与实践的毒素给隐修与隐修者带来的罪恶。这段时期，弗里吉亚的“异端”孟他努斯的观点赢得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父德尔图良的青睐。孟他努斯的教义中包含许多上述的严格戒律。然而，直至今日，他的教义也只不过是个别基督教徒特有的观念而已。孟他努斯这位预言家（因为他就是这么表现给世人看的）设想，圣灵帕拉克勒特——基督曾向使徒指出的救赎者——已经降临到他的身上，赋予他预言未来的能力，让他建立一个比基督及其使徒的戒律更加严格的道德体系。孟他努斯的教义吸引了许多信徒，其中包括两个极其富有的女信徒，普丽西拉和马克西米拉。因为普丽西拉的贡献，该教派还得到一个称号——“普丽西拉派”。孟他努斯和孟他努斯派教徒都自称有预言的能力，结果该教派在罗马帝国境内迅速传播。亚洲的主教将孟他努斯驱逐出教，其他主教也纷纷效仿。不过，该教派还是作为独立的教派存在下去了。

孟他努斯教义的主要特征是强制推行斋戒，他们的斋戒比教会普遍实行的斋戒更频繁、更严格。^[10]孟他努斯派的主要戒律包括：禁止再婚；通奸者、杀人犯和偶像崇拜者被逐出教会，不得重新归信；处女、寡妇和有夫之妇必须佩戴面纱（该风俗一直持续至今）；宗教迫害期间，基督教徒不得逃亡或贿赂“异教”法官以求庇护等。此外，从德尔图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推断，孟他努斯还禁止人们穿戴各种昂贵的服饰，禁止修饰打扮；不提倡学习文学与哲学。如上所述，孟他努斯的所有戒规无非就是强制执行教会中严格自律的教徒长期以来坚持的原则。本来，基督教徒遵守这些严格的戒律不过是为了保持谦卑、宽容的精神状态，而孟他努斯以圣灵意志的名义，将这些戒律强加于人。拒绝服从这些琐碎无理的戒律之人会因抗拒而受到惩罚。我们认为，凭孟他努斯的极端的禁欲主义，再加上荒唐危险的预言，基督教会完全有理由拒绝他参加圣餐仪式。

宗教学说分歧的另一个源头是关于基督本性的问题。帕克西亚——孟他努斯的反对者——否认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有任何差异，认为圣父是独一真神，圣子耶稣是道成肉身。因此，他的教派被称为“神格唯一论派”和“圣父受难论派”。狄奥多图斯和亚尔特蒙否认基督的神性，认为基督之所以非同一般，完全是因为他的身体是神创造的。

这一时期，教会最大的争议是到底该庆祝复活节还是逾越节。亚洲的基督教徒支持使徒菲利普与约翰的主张，坚持庆祝犹太历1月14日的逾越节。但因为逾越节庆典打断了教会纪念受难周的大斋戒，所以其他教会都将它推迟到复活节前夜庆祝，这也是遵循使徒彼得和保罗的主张。加之，逾越节的日期取决于月亮的变化（犹太历是阴历），所以是不确定的，这就更添了一层麻烦：逾越节三天之后的复活节因此不能总是出现在星期一，而星期一是规定的复活节庆祝日。虽然人们百般努力，但这一难题都无法可解。直到公元2世纪末，罗马主教维克托取得了几位行省教会理事会的支持，以非常独断的语气写信给亚洲各教会，要求它们就这一问题与其他教会保持一致，结果遭到强烈抵制。罗马主教维克托正要剥夺这些教会的教籍。这时，高卢主教伊勒讷乌斯介入调停，最后双方达成协议。不过，一直到尼西亚宗教会议召开，亚洲教会还在坚持独特风俗。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公元2世纪和公元3世纪教会的组织机构与教义。

每个教会或会众都有一位主教和数位长老，形成独立的共和团体，由会众选出的神职人员管理，重要决策都要由会众决定。起初，只有城镇才设有教会，但随着基督教在乡村的传播，乡村也逐渐出现了教会，并设有长老。乡村教会的长老由邻近城市或大城市的教会派遣任命，行使主教的几乎所有职能，因此被称为副主教，即乡村主教。和所有其他教会一样，这些子教会都是独立的。但它们也会对母教会表示尊重，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母教会的权威。渐渐地，行省内各教会就组成了一个协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所有主教都参加的理事会讨论解决。据说，这种做法起源于希腊。不难看出，希腊人所谓的集会或拉丁人所谓的会议与希腊的近邻同盟、亚该亚同盟、埃托利亚同盟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由这些主教会议指定的规则被称为“正典”，亦即“教规”。

理事会的设立使教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属会众的权利几乎架空了，因为现在每个重要决策都由理事会决定。而高级教士的地位与权力相应地扩大了。他们说话的语气强硬起来，自称是使徒的合法继承者，有权强制推行自己的戒律。主教之间原有的平等也消失了，因为宗教理事会必须有一名主持，而主持常常就是行省首府的主教。同时，由于理事会范围扩大，许多行省的高级教士都要参加，所以有必要在帝国境内每个地区都设一位宗教领袖。在这个方面，罗马、安条克和亚历山德里亚的主教与前述主教相比，都具有天然优势，因为他们所在的城市更具影响力。后来，这三个城市的教会首领就被称为“宗主教”。这样一来，始于芥籽之微的教阶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达到了令人惊疑的高度。

由于《希伯来圣经》在基督教中具有很高的权威，教会主教乘机扩大权力。他们要么想象、要么自称继承了犹太教祭司的所有权力。教会主教相应地承揽了犹太教大祭司之权。以此类推，教会监督对应犹太教普通祭司，教会执事对应侍奉上帝的利未人。接着，教会开始征收什一税与初熟之物税。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什一税与初熟之物税贡在公元3世纪前就已出现。教会神职人员与俗人之间很早就存在不平等，这种现象可能就源于犹太教传统。

我们发现，公元3世纪的教会神职人员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低级神职人员，如副执事、执烛者、守门人、诵经士和驱魔员。到了这一时期，执事已经不屑于再做琐碎事务。我们推测，低级神职人员取得神职，正是由于高级神职人员的自高自大。高级神职人员只肯做那些体面的工作，而把卑贱的工作下放给普通人。不过，这种现象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劳动分工的原则——或许，此时教会已得到极大发展，开始需要劳动分工了。

这就是公元3世纪末基督教会的面貌。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泾渭分明。神职人员建立了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各持其权。西普里安、优西比乌和其他基督教作家认为，所有宗教迫害都源于神职人员的罪恶。如果我们认同他们的观点，就得认定神职人员都极其腐败堕落。但这些作家总是纵情修辞，恣意夸张，不能全信。虽然必须承认骄傲、野心、贪婪、奢侈和其他恶习玷污了教会神职人员的纯洁，但奥利金的观点也许包含了事实与真相：前述事实的确不假，但与“异教”祭司及其他公职人员相比，基督教会神职人员的德行还是卓越无匹的。实际上，这些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也不尽相同。有人坏得离谱，当然也会有人好得出奇，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平平庸庸。最后，重申一下之前的结论：教会神职人员的错误或罪恶不能算在基督教的头上。

第一批基督教徒大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对文学和哲学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漠不关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皈依基督教的哲学家多了起来。他们试图将基督教义与他们的哲学观念融为一体。而他们的这种做法也是导致基督教堕落的主要原因之一。诺斯底派的例子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将简要概述希腊哲学对教会教义的影响。

第一个加入基督教会的哲学家似乎是殉道者查士丁。同其他大多数基督教哲学家一样，他是柏拉图主义者，因为柏拉图哲学似乎与福音教义极像。但基督教徒主要相信亚历山德里亚的柏拉图主义折中教派。他们在亚历山德里亚有一所神学院，叫教导学院，先后由潘代努、阿泰纳戈拉斯和克莱门特主持。他们试图把宗教与哲学统一起来。柏拉图主义折中教派的追随者和纯粹福音教派的倡导者展开了争论，结果前者取得了胜利。公元2世纪末，著名的阿摩尼奥斯·萨卡斯建立了新柏拉图主义教派，确保了胜利成果，促成了福音派的堕落。现在，基督教徒中的高知群体，也像诺斯底派一样，认为《圣经》除了字面意义，还有一种潜在的、更高的意义。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教义和观念才能与新的哲学思想吻合。在这一点上，基督教高知群体效仿了犹太教的柏拉图主义者斐洛。斐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采用过寓意解经的方式，只要细读他的作品，或者查士丁、亚历山德里亚的克莱门特及其他早期基督教哲学家的作品，很容易就会发现，寓意解经与正常解经是何等背道而驰。但许多人意识到，如果头脑简单、愚昧无知的人了解到这么高深的学问，该有多危险。于是，基督教高知群体利用古埃及的祭司制度，将他们的教义以极其简单粗劣的方式传授给思想简单、愚昧无知的人。而哲学论证则留给在宗教理论方面修养更高的人。但即使对这些人，他们也只是口头传授。这样一来，秘传教规就出现了，其实就是灵修神学。于是，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一种是下层人民遵行的，一种是追求圣洁、终极完美的修士遵行的——也相应地出现了。后一种道德标准，我们在论述诺斯底主义时已经解释过了，修道者寻求独居隐修、摧残肉体、避免婚姻、禁绝一切感官享受。至于前一种人，他们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操持世俗事务，结婚生子，为人父母。这就是隐士、修士与集体修道的起源。关于该话题，我们下文还会涉及。

很快，教会戒律与仪式方面出现了双重差异。研究“异教”神秘仪式的理性基督教徒认为，教会也应有类似的仪式。于是，平信徒就被分为世俗教徒与正式教徒。世俗教徒指没有接受洗礼的人——这类人被称作“望教者”或“学习者”——或因过失被逐出圣餐聚会的人。世俗教徒只能参加部分宗教仪式，而正式教徒则享有会众的所有普通权利与特权，包括在教会集会上投票、参加各种宗教仪式、参加爱宴与圣餐。所有这些秘密仪式的相关信息都要对世俗教徒保密。研究“异教”神秘仪式的基督教徒喜欢这些本属于“异教”的术语，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在他们引进的仪式中，洗礼与圣餐是最糟糕的两种，因为它们背离了教会最初的简单与纯洁。洗礼仪式每年都在复活节和圣灵降临周公开举行，由主教或监督主持。准备接受洗礼的归信者首先要跟诵教义，自承过错，忏悔罪恶。然后，归信者被完全浸入水中，名字被签在十字架上。接着，主持洗礼的主教还要为他们涂圣膏，祈祷，行按手礼，将他们献给上帝。最后，主持洗礼的主教赐给归信者象征新生的牛奶与蜂蜜，洗礼仪式就此结束。圣餐在每个星期天举行。先将信徒带来的普通祭献面包分出一部分，由主教通过祈祷将其圣化，再把圣化的面包分成小份，分给会众。葡萄酒先兑水^[11]，再如法炮制。还要留出一部分面包和葡萄酒，事后给那些生病的人或没来的人送去。基督教徒认为，想获得救赎，这项仪式必不可少。而我们也似乎有理由相信，时至公元2世纪，人们还是如此迷信，结果连婴儿也要接受圣餐仪式。

显然，现在的教会在形式、戒律、教义方面，都与使徒时代不同了。有些变化是时代变迁的结果，势所难免。但其他为数更多、影响更坏的变化，源于模仿犹太教的教阶制度、引进“异教”神秘仪式、试图将基督教与东方哲学或柏拉图哲学融合起来的结果。虽然这些变化产生了不良影响，但总体而言，那些始作俑者的动机是纯洁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无知，不在于意图。

在此期间，教会开始有自己的文献著作。使徒时代的教父（与十二使徒同时代的神学家），如罗马的克莱门特、巴纳巴斯、埃尔马、依纳爵和波利卡普，都曾留下著作。不过，这些著作除了一本微不足道的寓言式著作《黑马牧人书》，其他都是书信体。他们所论之理皆虚假不实，内容混乱。所以这些著作除了能见证当时的教会教义，毫无价值，与使徒保罗的作品相比，远不能及。

公元2世纪，基督教内比较活跃的作家有殉道者查士丁、阿泰纳戈拉斯和特奥菲卢斯等。他们除了撰写各种主题的专论，还写了《护教篇》^[12]。在高卢，卢格杜努姆主教伊勒讷乌斯留下了一部反对“异端邪说”的五卷本著作。我们了解“异端邪说”，主要通过这部著作。亚历山德里亚的克莱门特学识渊博，但极欲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圣经》中找到“异教”哲学的观点，太过热切。克莱门特著作颇丰，流传至今的有三部：《导师》《异教徒的劝勉》《杂集》或称《杂缀集》。公元2世纪，唯一有作品传世的拉丁语作家是迦太基主教德尔图良。德尔图良精力充沛，但昏聩不明又性情阴郁。他的文笔犀利，但有失优雅。他的论证与其说正确可信，不如说修辞精妙。

公元3世纪的希腊作家主要有尤利乌斯·阿非利加努斯、亚历山德里亚主教狄奥尼修斯、新恺撒利亚主教格雷戈里^[13]、美多迪乌和希波吕托斯。但他们的作品质量都不高，并且大多数散佚。而亚历山德里亚的长老兼作家奥利金则远超同侪及公元2世纪的大师，学识渊博，极其虔诚万端，才华横溢。遗憾的是，他的作品与早期教父的作品一样，想象多于判断。

公元3世纪的拉丁语作家有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护教士阿诺比乌与米努修。西普里安信仰虔诚，高才雄辩，但文辞过于夸张，脾气过于傲慢专横。

【注释】

[1]就像一些无知和偏执的人把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混淆一样。——原注

[2]在以下关于迫害基督教徒的叙述中，我们主要以优西比乌的叙述为主。正如莫斯海姆提到的那样，前三个世纪的圣徒和殉道者的行为很少是真实的。——原注

[3]优西比乌（约公元264年——公元340年），教会历史学家，通常称他为“恺撒利亚的优西比乌”。他的《教会史》是有关早期基督教使徒时代至324年基督教的历史，尤其是东正教会历史的主要原始资料来源。——译者注

[4]在希腊神话中，堤厄斯忒斯与其嫂通奸。其兄阿特柔斯为报复堤厄斯忒斯，将堤厄斯忒斯三个儿子杀死，用他们的肉宴请堤厄斯忒斯。——译者注

[5]基督教执事庞修斯对圣西普里安的殉难有详细的记述。庞修斯当时在场，他与地方总督留下的记述一致。——原注

[6]意为“真知”。——原注

[7]在本章其余部分，我们依据的文献多来自莫斯海姆，他博学、公正、明智。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参考了伊勒讷乌斯和其他作家的著作。——原注

[8]伊便尼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穷人”，正如这个词所示，伊便尼派的形成源于其信徒的谦卑或贫穷。——原注

[9]德谬哥是在诺斯底派或其他哲学教派中的巨匠造物主，制造并安排物质世界的次要神祇。——译者注

[10]当时，基督教会里唯一遵守的斋戒只是耶稣受难周。——原注

[11]这是指当耶稣被矛刺穿的时候，血和水从他身体的一侧流出来。——原注

[12]殉道者查士丁著。——译者注

[13]新恺撒利亚主教格雷戈里，被称作“托马斯格斯”，意为“神迹创造者”，因为据说他曾创造了很多神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