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医学与乡村社会资本的融汇作用：实质成果

除“效力”和“费用”之外，社会资本的重组，对西医在乡村占有一席之地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中西医如果真正想要和“四大门”竞争，在民间社会中就不可能仅仅单纯扮演一个纯粹医生的角色，而需要当地多种条件的合力支持，因为“四大门”的“香头”就是在社区中扮演着多功能的角色。针对于此，负责定县医疗改革的西医陈志潜在定县实验中提出一“社区医学（community

medicine）”的概念，此概念强调医学应基于所有人的需要和条件，而非基于那些单独的个人；基于治疗和预防方法的结合，而非单独依赖治疗技术。^[107]陈志潜由此批评现代西医的职业化倾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缓解病痛，而没有注意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应采取不同的治疗对策，否则西医就成为滋生贪图钱财心理的机械式技术。最重要的一点是，“社区医学”十分关注西医技术如何与地方社区和权力结构建立起合理而有效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的社会资源如新旧士绅阶层的力量作为支撑和推广西医技术的背景。在这个互动关系中，陈志潜特别注意为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预留了生存空间，这与北京城里以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的协和医学院模式引申出来的城区“卫生实验区”概念有了根本性的差异：“卫生实验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彻底摧毁地方社区系统取而代之，而“社区医学”的理念则是力图与地方资源包括“地方感觉”相协调，做到在一个空间中和平共处。^[108]比如陈志潜所阐发的“社区医学”理念包括流行病学、重要数字统计和卫生管理。但在定县保健制度的报告中，他又高度灵活地强调一切卫生计划当以最经济之组织，推行最简单之事业，建议用短期卫生调查、门诊记录和学生身体检查，替代城里依据“兰安生模式”推行的烦琐生命统计程序。这样既可在夏季农忙期间，农人无暇参与社会建设的时候作简单的社会调查，也可节省费用。正如景军所论：“简化西医行医手段，通过依靠现存的社会组织和给这些组织注入新的机制来提高公共卫生制度的有效性的决定，是将西医应用于乡土中国的重要步骤。”^[109]

徐志明在前八家村的特殊身份与从医经历之间的微妙关系证明了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徐志明的父亲徐维屏是个有新进思想的乡绅，曾将前八家村延寿寺内的私塾改为新学。当时徐志明在北平上中学，应父亲之招，返回家乡，一面料理家务，一面帮助管理学校。在父亲去世后，徐志明继续出任小学校长，因为他是附近村庄唯一受过中等教育者，在担负校长后积极与村中长者联络，热心推动村中公益事业，在此位置上也容易和附近各村的民众发生联系，后来被选为所辖附近各村第十五保的副保长。^[110]这种职务显然是国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时的新型基层控制力量，但在推行国家的近代化方面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按杜赞奇的看法，他们虽然地位不高，却能垄断国家与乡村之间的联系。^[111]

1932年，燕京大学在清河镇举办乡村实验区，实验区下设诊所和医院，以及助产训练班，努力探求增进村民健康的办法。实验区的中心在清河镇，附近村庄的密度虽然很大，人口众多，对于治病的需求应很迫切，但乡村社会中没有西医，中医因收入甚少，常常不肯下乡，村中患病乡民只有少数富裕村民可到北平海甸或清河请医生，多数村民都是信奉“四大门”或其他神祇。因此，清河镇的医院少有人问津。面对这种情况，实验区专门抽出力量，向周围乡村扩散宣传。这时的徐志明已是前八家村小学的校长，兼副甲长，以地方政治和教育负责人的两种身份与燕大实验区人员进行联络，联络的最初结果是实验区在村中成立了一个幼稚园，同时使小学增加到六年级，使新型学制体系趋于完整。随后又在村内的延寿寺内搭台宣讲助产保婴的好处，并举行卫生图画展览。(www.xing528.com)

1934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村内设立实验区，与清河燕大实验区的范围相衔接，清大实验区设在村内九号梁家院内，不但接续以前燕大在村中的卫生工作，而且在实验区内附设医药箱，有一位常文英女士专门负责义务助产。徐志明这时开始介入医药箱的工作，逐渐对卫生事务发生兴趣，最初是到北平各书局购买医药书籍自学阅读，后又从中西医名师受教，逐渐成为本地有名的医生。由于徐志明医术有限，只善用几十种药品，打针药品有：强心剂、葡萄糖与花柳药针等，在药品方面常用凡士林膏、咳嗽片以及治疗胃痛、退热等药片。徐志明至此已在村中身兼政治—教育—医疗三重身份，这种身份较易调动和整合乡村资源，特别是可运用其在政治和教育方面的地位，来推行西医的理念与实践。^[112]。

最关键的是，徐志明身兼数种角色的情况下，逐渐把西医导入了乡村本土化运作的轨道。西医进入中国后所奉行的一些规则如相对封闭的医院管理空间及严格规定的门诊时间，在中国城市中虽较能推行，但在乡村却完全违背普通乡民的生活节奏和对空间的感觉。而徐志明对西医的本土改造比较贴近中医的方式，如门诊设置的时间不固定，以及范围广大而频繁的出诊频率，因为乡民普遍缺乏准确的时间观念。原来徐志明根本没有确定准确的出诊和门诊时间，后来规定上午门诊，下午出诊，但上午应诊时间仍不确定，病人随来随治，下午出诊一般在两点钟。出诊时把药品用具装在一小药箱内，系在自行车上，骑车到病人应诊或复诊的村庄去。每次出诊平均约走四五个村子，回家时常常天色已晚，所以出诊时先用过点心，晚间回来时再吃晚饭。夏季里病人最多，最忙时门诊人数超过20人，因屋小难容，病人多在院中或房外相候，出诊人数平均也有10人以上。每天出诊所到的村庄最初只是在前八家村周围二里、三里的区域，后来扩展到十里、甚至十七里的村子。徐志明出诊范围达40余个村庄，最远曾到过前八家村北面35里的沙河。^[113]另外，前八家村西医徐志明在与村民或病者的交谈中，不会放过任何宣传西医的机会，时常发出香头不能治病的种种言论，并举出“香头”诊病不灵的事实。徐志明很清楚，仅靠效力高低的较量显然并不容易在争夺病人来源方面占据上风，因为徐志明在当地的医术并不属于高明之列。

中西医逐渐在与“四大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逐步建立起了一种“身体化”的评价系统。凯博文说，中国乡民容易把精神疾病用身体化的形式加以表述，这是中国文化含蓄表现的结果。而我恰恰认为，乡民清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当然前提是治疗过程必须有效。至于用什么言语表示，其实是可以随场合而变化的，比如他们很清楚把身体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开加以对待，身体疾病靠人，精神疾病靠神，如前引郭于华的研究表明，现在许多农村乡民看病仍持有如此的分类框架。理由是乡民原来认为“香主”可解决一切问题，而西医进来后，外科手术的效果显然是“四大门”无法企及的，于是乡民自然用身体化的语言表达感受，而这恰恰是现代科学规训的结果，但并不表明乡间的地方感培育的治疗心理已完全消失，或乡民已完全放弃了选择仙家治病的传统，它们只不过是各得其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