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时代巨人

小施莱辛格在20世纪40年代初“重新发现”了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受到其宗教哲学与政治哲学的巨大影响。然而对这样一位被誉为“能够同时解释并影响这个时代各个领域的思想”且罕有人能与其比肩的神学家^[39]，思想史研究者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其成熟时期的理论体系，还有其庞大复杂的思想体系形成的过程以及推动这一过程的各种力量和因素。为此小施莱辛格悉心研读了尼布尔撰写于二三十年代的早期著作及大量文章，从中勾画出尼布尔的宗教与政治思想的曲折转变过程。

1915年，时年23岁的尼布尔从耶鲁神学院毕业，来到工业城市底特律的一个小教会。当时美国自由主义共同体仍然弥漫着乐观主义，它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福音在宗教上支持民主的理想主义，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则为其提供人性和世俗的理论解释。它们起点不同，但对人与社会都充满着乐观与希望。小施莱辛格认为，尼布尔既是“社会福音之子”，也是“实用主义之子”，他的思想是在两者同时影响之下成熟起来的。他忠于牧师的职责，同时热切关注社会面临的思想挑战与争论，“工业边疆”恶劣的生活条件则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社会问题的关切，积极参与各种宗教与社会机构的活动并撰写大量文章。他的第一部著作《文明需要宗教吗？》（Does Civilization Need Religion？1927）虽然批判那种轻信人的能力和体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的观念，但仍属于传统的社会福音思想。同时他天性是经验主义者，有敏锐的政治直觉和现实主义的本能，在现实决策中表现出典型的实用主义而非道德主义或至善论；他反对一元论和绝对主义，他所说的“动态宇宙”即威廉·詹姆斯的“多元宇宙”。^[40]

不过，虽然许多社会福音派和实用主义者都对人性和法律、习俗、教育变革带来的社会变迁持乐观的态度，20世纪20年代的尼布尔却开始发现，上帝的“代言人”与实用主义的“政治家”之间存在重大差异——前者服务于上帝，后者则服务于充满罪恶的世界，“政治家的道德成就必须考虑到人类社会的限制才可加以判断，这种限制政治家必须顾及，代言人则无需考虑”，因此“圣方济各或许是比教皇英诺森三世更好的基督教徒，但他之于后者的道德超越性是否如表面看来如此绝对则可以质疑。也没有理由相信林肯这位政治家、机会主义者，在道德上低于威廉·劳埃德·加里森这位代言人”。^[41]小施莱辛格认为，这表明此时尼布尔已经发现社会福音思想的伦理观与实用主义思想的指导原则非但不一致，而且有时几近相反，这种思想上的洞察力预示着尼布尔日后将对盛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根本性的批评；此时的尼布尔虽然一直深受上述两种思想体系的影响，却已经不再满足于接受其现有的学说，他感到社会福音思想缺少相对性，实用主义思想则缺少绝对性。对他而言，这两种思想体系的价值所在并不是它们都支持自由民主制度这一共同点，而是在其不一致的地方，“它们之显得有益并非因为双方的和谐之处，而是由于两者存在悖论”^[42]，如何解决这一悖论将是他此后20年中要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小施莱辛格指出，尼布尔一生中所经历的重大事件给他的哲学留下了鲜明的印迹，这也是其思想影响力和意义的基本来源。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思想转变便明显是由其经历的危机所引发。“一战”促使他重新检视自己信仰的基础。他一度支持战争，认为如果威尔逊的目标在战争中实现，会起到好的作用，但可怕的战争真相不断被揭示，逐渐让他产生巨大的幻灭感，并确信，只有当宗教拒绝文明的利用时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底特律的生活则令他感到自己“简单的说教”对于工业边疆生活的残酷事实越来越没有意义。1927年尼布尔已经开始批评“现代宗教自由主义”的“感性乐观主义”，认为它仍然在谈论“人的本质善”却没有认识到“善的人会有多么邪恶”。小施莱辛格认为，《文明需要宗教吗？》一书虽然仍带有道德主义的色彩，却已处处表现出对当时盛行的乐观自由主义的忧虑。尼布尔已经感到基督教思想的绝对观念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它与历史的关系是紧张而非和谐的，并开始寻求超越传统的宗教观。^[43]大萧条则加快了尼布尔思想转变的过程，经济危机的到来在尼布尔看来是对自由主义的最终驳斥。在此意义上，《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1932）是对社会福音与杜威实用主义的有力否定：爱与理性都无法达到其为自身设定的目标，科学智慧和道德虔诚都无法消灭社会冲突，它们都忽视了人性的局限性，因而其失败也是必然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理论必须不仅考虑到其可能性，还要考虑到人性的弱点，尤其是集体行动时的弱点；天国永无可能完全在人间实现，强制则是凝聚社会的必要手段，宗教问题与现实问题必须依据各自的原则来解决，“与其试图寻找两种方法的和谐而威胁到两者的有效性，不如接受坦率的道德二元论”。^[44]他开始赞同“基督教激进主义”，认为天国虽然遥远，却绝没有免除基督徒根据社会的相对性在历史中行动的责任，政治行动如果不懈地指向公正，可以成为服务上帝的一种形式。他极为反对把基督教解释为否认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和善与恶的意义。尼布尔认为，人类始终是上帝之子，因此人性中的邪恶无法完全毁灭其身上上帝的形象；没有一种行为可以脱离自私和罪恶的污点，但人即便知道自己有罪，也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用邪恶来抑制邪恶”。在此意义上，政治成就总是有局限性，是不全面、不完善的，而宗教就是要以谦逊的态度引导人们避免乌托邦主义和失败主义，相信上帝的判断、仁慈和恩惠。小施莱辛格认为，从表面上看，尼布尔最终保留了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和社会福音思想的宗旨，但他的基督教激进主义通过区分宗教与政治问题而使两者都摆脱了对方的局限之所在，从根本上批判了融合社会福音和实用主义思想的自由主义。^[45]

小施莱辛格认为，尼布尔深信权力冲突是历史的基本因素，一切政治计算都必须始于权力，也终于权力，通过掌权者的道德自律和社会控制来取得“不稳定的权力平衡”是社会所能达到的最高目标；由于人的私心和想象力的局限，反对滥用权力的斗争将是永久性的；迫切需要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愿意以权力反对权力来挑战既有社会体制的不公正，直到达到更稳定的权力平衡”。^[46]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又该怎样达到“更稳定的权力平衡”呢？小施莱辛格发现，此时的尼布尔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数日，他撰文称自由主义已是强弩之末，资本主义正在死亡且应该死亡；统治阶级不会因被宣告无能和不公就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或特权，资本主义社会也无法从内部发生变革，它的病症是“机体和宪法方面的”，扎根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在“生产过程的私有制中”。自由主义失败后，法西斯主义将成为每个西方国家“实践上的必然”，不存在什么中间道路，凯恩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可以提出建议，但无法阻止转向法西斯主义的必然趋势。在尼布尔看来，唯一的希望是经济社会化，马克思主义对现代社会经济现实的理论分析则引发了他的共鸣，尼布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对抗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对人与社会可塑性的幼稚信仰，其历史和经济分析在一个资本主义似乎正在解体的时代也显得越来越有现实意义。不过小施莱辛格认为，尼布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不过是一把“衡量他从基督教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和道德主义退却的标尺”，其实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一直是非常有限的。虽然他曾多次考虑过同共产党人进行策略上的合作，但认为共产主义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乌托邦，1931年他的“共产主义的宗教”一文就曾对其表示怀疑。在撰写《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时他曾经认为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神话，“对当下而言极为有益的幻想；因为如果完美实现公正的期望没有在灵魂中产生一种崇高的疯狂，是不可能接近公正的”，后来却发现这种疯狂更接近邪恶而不是崇高，并明确表示谴责自己的旧观念。^[47]此外，共产主义学说与他的权力理论也不相符。尼布尔认为权力是社会的核心事实，人对权力的渴望是其根深蒂固的缺点；共产主义所主张的经济重组会极大地威胁自由，但摧毁经济特权却不可能杜绝人以权利己的渴望，并且“通过社会所有制达到的经济平衡”很可能引起新的权力不均衡，导致新的不公正。^[48]

小施莱辛格敏锐地指出，尼布尔看到了共产主义学说与他关于“人类社会的一切公正均建立于某种权力平衡之上”的基本信念存在尖锐的对立，却没有看到自己要求“社会中的权力平衡”与他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20世纪30年代的尼布尔一直认为财产社会化是达到“可以容忍的经济权力平衡”的首要实用主义手段，在这种观念下，他尽管反对教条主义，却成了经济上的教条主义者，反对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实验。新政开始两年后，尼布尔仍然认为党派政治没有希望，新政是没有连贯性且漫无目标的琐碎举措，自由主义已经失效，罗斯福政府是“危险的寡头统治”，它仍然在滑向法西斯主义，而且这种趋势不可避免。他认为罗斯福不是政治领袖而是一个“以精湛骗术知名的拯救者”，因此在1936年选举时投票支持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他对新政经济学没有足够的了解，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只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新政的实验主义在他看来明显与社会主义的清晰逻辑形成“令人遗憾的对比”，没有认识到新政的混合经济体制能够比社会主义更好地分配与平衡社会权力。^[49](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认为，尼布尔对罗斯福及新政的看法开始出现转变是在1938年，此时的尼布尔开始承认罗斯福“比他大多数保守的批评者都更好”，新政措施的相对成功则迫使尼布尔重新检视自己的政治预测。1939年他开始承认，明确地判断“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发挥作用”是“草率的”，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者会更支持新政型的解决方式而不是总崩溃。1940年他坦率地表示，“如果经济权力社会化的代价是建立不负责任的、专制的政治权力，我们最终的状况也许比最初还要糟糕”；只有当社会力量有自由表达充分的质疑，并且能够通过“政治压力和反压力”来调动时，才能实现社会公正。^[50]1940年6月，尼布尔在12年之后退出了社会党，此时他虽然仍自认为社会主义者，仍然坚持“真正的农民—劳工政党”是“美国政治的必然”，会在1944年或1948年实现，但第一次投票支持罗斯福和民主党人，并与一群前社会主义者和新政派共同创建了实用主义导向的“民主行动联盟”（Union for Democratic Action）。外交政策问题则决定性地改变了他对罗斯福的看法。尼布尔最初支持和平主义，曾反对罗斯福在美国建立反法西斯主义武装力量的做法，但逐渐紧迫的欧洲局势使他逐渐倒向了罗斯福的政治现实主义。他反对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的孤立主义立场，也不再主张和平主义，认为这种理想主义的立场集中了自由主义的所有谬误，自以为是地拒绝接受权力的存在，从而也拒绝了政治责任和基督徒的责任，因此只能作为一种绝对观念而存在，如果介入现实政治便极为有害。为此他在当时撰写的在《基督教与权力政治》（Christianity and Power Politics，1940）中抨击了基督教与世俗的至善论，认为它们强调避免参与冲突违背了基督教思想，而且把天国的和平变成简单的历史可能性，必然会导致对邪恶让步，这将成为避免冲突的代价。^[51]

小施莱辛格认为，受20世纪30年代经历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些政治观点充分体现在尼布尔此后发表的著作里。在《人的本性与命运》中，尼布尔开始反思自己关于财产社会化的旧观念，提出民主政治的本质在于“压力与反压力、张力、公开和秘密的冲突，公正通过它们得以实现和维持”。他把冲突视为既是权力的结果又是对抗权力的手段，与保罗·蒂利希这样的反对“竞争社会”的神学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他仍然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强调工业财产的社会属性”是正确的，但开始提出“社会化”的解决方式或许“过于简单”，怀疑马克思主义会“摧毁共同体中经济权力的一切不平衡现象”，认为它可能反而会导致社会权力的过度集中。他提出，自由社会有两个前提，即阶级力量之间应当存在平衡，并且这一平衡应当是动态的，逐渐改变“共同体的政治制度，让它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需要和始终不变的更高公正的要求”。^[52]小施莱辛格认为，这其实已经更接近新政的混合经济和开放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了，但此时的尼布尔仍然不愿承认新政的经济和政治实践已经体现了这种理念，1944年他投票给罗斯福仍然是出于对其外交而非国内政策的支持；尼布尔仍然自称社会主义者，称其含义是“我们相信社会的资本秩序需要神意的裁决，在现代技术社会中，没有对财产制度的完全实用主义态度，就没有公正。在它以过度的集中化制造不公正的地方，就必须被社会化”，但在行动上尼布尔已经与实用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站在一起。1947年后他成为致力于渐进改革的自由主义者组织“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的领袖人物，1948年继续投票支持民主党，1949年明确表示“‘新政’和‘公平施政’的实用主义政治纲领”能更好地回答技术时代的公正问题，将对民主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1951年他在为“基督教行动”（Christian Action）组织撰写的宣言中只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维持高水平的稳定的经济活动”，这种模棱两可的立场甚至保守派共和党人也完全能够接受。出版于1952年的《美国历史的讽刺》（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中极为关键的一章题为“经验战胜教条”，尼布尔在其中表示，美国已经成功地通过“对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实用主义路径”实现了社会公正并保证了国内的安定，这是在技术社会中得以实现公正的唯一路径，将使埃德蒙·伯克增光。小施莱辛格认为，一直到此时，尼布尔的社会权力平衡理论才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中找到了客观对应物，其社会思想的两个部分终于摆脱了其内在的矛盾而结合起来，他的基督教激进主义也最终让位于基督教现实主义。^[53]

在小施莱辛格看来，现在的尼布尔也能够更好地评价社会福音与实用主义思想。尼布尔发现了社会福音思想的缺陷，也看到它能使美国清教主义免于面对技术文明社会中复杂的道德问题。他反对实用主义消灭绝对观念，却也一直反对杜威的“社会科学”幻想，反对“科学”的社会分析可以产生无偏见的结论。他认为人的感觉和知识都被原罪所玷污，人对真理的理解必然是模糊不定、不完整的，“把不完全又不可靠的理解称为客观和确定，这是人类自大和自欺的最糟糕表现”。当经验主义误将有限当作绝对时，便犯了罪，但实用主义方法在有条件的决策与行动领域中仍然是最重要的。^[54]尼布尔认为，宗教的重要教训是表明“人类一切观点的相对性”；宗教时常成为政治困惑的根源并对民主造成危险，“恰恰是因为它把绝对性引入了相对价值观的领域”。他警告世人，宗教可以成为智慧和光明之源，也可以成为谬误之源；它的作用不应当是赞同，而是质疑；教诲人们的不是绝对正确的感觉，而是谦逊的意识，“最坏的腐败就是腐败的宗教”。^[55]这样，尼布尔以自己非凡的洞察力发现了社会福音与实用主义思想的价值，令其在各自的领域之内发挥作用，从而最终拯救了这两种思想体系。小施莱辛格认为，在此意义上，尼布尔既是社会福音和实用主义的尖锐批评者，最终也成为两者强有力的重新阐释者和支持者，而由于“民主绝对主义”（democratic absolutism）已经被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证明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民主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尼布尔批判民主制度的传统保卫者，同时为民主而辩，其思想转变历程表明，历史所驳斥的并非民主制度，而是“民主的幻想”；觉悟到人并非完全的善与理性并不意味着谴责其完全的恶和无能；“人以真正的谦逊为名比他们以虚幻的可完善性为名能够更有效地行动去争取正当和公正”。^[56]这样，尼布尔通过多年的思想求索深刻地重建了民主的信仰，小施莱辛格指出：

不仅是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在生活中亦是如此。这一代人中没有一位牧师比他更有影响；没有一位牧师比他在世俗世界中更有影响。他本人真正的谦逊，他深知历史斗争的道德不确定性，加上他对现实问题的道德果决，他博爱的怜悯，他诚实的愤怒，他自发的无私，以及他个性的和蔼与高尚——所有这些品质都使他基督徒的形象鲜明而生动，再多的布道或者文章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他的人格几乎和他的著述一样，帮助在一代人中就完成了一场美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基础的革命。^[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