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预测未来？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探究

历史研究能否为现实服务？历史学家能否在公共领域起作用？历史教训能否给政治家以教益从而令他们在决策中更为明智？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对于部分史学家是不言而喻的，他们不但认为历史研究能够且应当为现实服务，而且主张现实需要在历史撰写中应占据特殊地位，甚至主张历史学家应该直接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小施莱辛格则深感在对上述这些问题做出回答之前，首先应该对历史学本身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这是一些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比如历史作为一种预测手段成功与否，历史是否应该为人们预测未来，历史的发展过程有无规律可循等。作为一位由于偶然原因成为政府官员的职业史学家，小施莱辛格一直被历史与公共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吸引，同时又为其所困惑：“之所以被吸引，是因为通过这一过程，过去的历史变成了新的历史形成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为历史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既难以捉摸又很微妙。”^[34]他所说的难以捉摸，意指一切影响理性政治中公共决策的思想本质上都是历史的，是源于历史经验的对未来的猜想，它可能建立在关于历史变迁的各种理论之上从而得出不同的解释；微妙则源自这样一种困境：

当这种基于历史的判断介入其中时，人们立即会面对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被引用的历史真是此类政策来源的先例吗？或者它不过是被用来证明接受某些政策是因为存在先例？另外，即便当历史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政策的先例时，历史的教训往往也是如此模棱两可，以致先例常常就意味着选择哪一种历史解释。^[35]

历史在公共决策中的作用之所以如此令人困惑，与历史被作为预言手段的社会功能有关。历史经验有重要的预言作用，这种观念几乎与历史本身一样古老，近代以来历史研究更被认为对公共事务不可或缺，政治评论家、学者和政治领袖都向它寻求帮助。虽然许多史学家并不认为历史能给人以可靠的教导，反对历史研究能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而具有预测功能，不过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尽管历史预言的记录非常糟糕，却并没有妨碍人们从预言中获得信条或假信条，而在不少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其他学者中也确实出现过许多准确预言的事例，最著名的莫过于托克维尔和布克哈特了。然而另一方面，历史经验也的确告诉我们，并没有人注重哪怕是最显而易见的历史教训。^[36]

历史是否是一种成功的预测手段？小施莱辛格认为，史学家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史学界范围之内，职业史学家群体就整体而言对历史的预测功能并不抱有什么幻想，他们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预测未来或是出于其他任何目的，他们也比局外人更清楚地了解，历史的训练并不能确保人们在公共事务中自动地获得智慧。小施莱辛格指出，无论是基佐、班克罗夫特、马考莱、梯也尔还是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史学研究的训练都没有对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实践有多深的影响。以他们当中最伟大的政治家罗斯福和威尔逊为例，历史研究本应使他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时免受道德主义的支配，但恰恰是道德主义对他们的政治生涯造成了负面影响。至于丘吉尔则属于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情况，他在成为政治家后才开始撰写历史，而不是转而从政的职业史学家。肯尼迪亦是如此。^[37]

不过小施莱辛格指出，尽管有些史学家面对同行时会十分坦率地承认历史研究并不具有预测的功能，但他们在历史学界之外却不时会以堂皇得多的理由证明自己的有用之处，教导人们应该学习历史，因为掌握历史知识能对未来提供正确的指导。小施莱辛格则对此提出了异议，他怀疑：“在什么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为何历史应该帮助我们预测未来？”^[38]这就牵涉到进一步的问题，即历史的发展有无规律可循，有无可能对其进行归纳性分析。小施莱辛格指出，某些史学家之所以认为历史知识能够对未来提供指导，是因为他们假定历史现象是多次重复的，这就使人们对其进行归纳成为可能；在历史归纳积累到足够多的程度并互相联系起来时，便可以产生对未来事物的洞察力。这种观点在小施莱辛格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他指出，迄今为止多数职业史学家都拒绝认为归纳是历史研究的目标，而是致力于研究个别的事物，致力于重建过去的具体工作而并非进行抽象的归纳，致力于研究“生活”而并非“规律”，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将历史学同社会学区别开来。但小施莱辛格同时也同意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的看法，即并非每一个历史事件都绝对的独一无二，“即使对在历史中辨别出不可更改的系统秩序的企图表示怀疑的史学家也承认存在着种种一致和重复”，对历史现象的归纳虽然有缺陷，但仍然是可行的，并且它们也能够加强政治家处置未来的能力，比如对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人口增长的后果或者气候、海权或边疆影响的归纳都可以增长政治家的智慧，使其面对重大危机能够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的深度，能对事件发展方向做出直觉的判断。有时这种智慧甚至会产生布洛赫所说的“预测悖论”，即当人们从历史中推断可能发生可怕的不测时，会采取行动以避免其发生，这就意味着人们的预测可能被预测本身所破坏。小施莱辛格认为，由这种历史归纳能力而产生的历史洞察力比较类似于医生做诊断时的判断力，而非历史决定论的那种“数学等式”——“固定的原因产生固定的结果，人类沿着预定的路线，通过预定的阶段走向唯一预定的结论”。^[39]

不过小施莱辛格强调，在期望通过历史归纳获得洞察力时一定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历史通常是一个“否定的”而不是“肯定的”榜样，它给人们的教导“不是必须做某些事，而是不能做某些事——除非我们想重复前人的错误”。他指出，人们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往往会在现实中进行一种历史的“类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人坚持“无条件投降”的原则，因为他们认为正是1918年没有这样做而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而美国人坚持组建联合国则是由于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参加国联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机械地进行这样的“类推”则是十分危险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痛，各国的政治领导人常常被慕尼黑和雅尔塔的“类推”所困扰，他们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的教训便是认为绥靖总是会带来新的侵略，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小施莱辛格指出，慕尼黑的确是一个可悲的错误，它给人们的教训是，在一个相对稳固的大陆均势体系中对一个高度武装的极权主义国家采取绥靖政策很有可能打破权力均势，并使进一步的侵略行为难以避免。但如果就此便做出总结，认为所有通过谈判来避免战争的企图都必然成为“慕尼黑”，也是错误的。小施莱辛格认为，丘吉尔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便十分了解历史类推的局限性，他十分赞同丘吉尔后来在“二战”回忆录中对慕尼黑推论的评价，即这类情况必须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判断，那些有决断力、随时准备回应强国挑战的人并不总是正确，而那些惯于妥协、诚意寻求和平的人也并不总是错误。事实上在小施莱辛格看来，人们以避免“慕尼黑”的错误为名义而犯下的错误已经远远超过了1938年的那次错误本身。^[40](www.xing528.com)

小施莱辛格指出，在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就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错误。1954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致信丘吉尔称，如果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人之手，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地位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美国应当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及时介入以掌控局势。小施莱辛格认为，艾森豪威尔此举便是在用慕尼黑的类推说服英国和美国一起支持法国在东南亚的行动。但丘吉尔并没有被艾森豪威尔的理由说服，因为他既没有在希特勒与胡志明之间看到任何相似之处，也没有在欧洲大陆与东南亚次大陆之间看到任何相似之处。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和国务卿迪安·腊斯克都告诫美国人，如果共产党煽动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越南取得成功，便会在其他地方尝试这一手法；如果侵略获得成功，便会引起规模更大、更危险的侵略行为甚至导致世界大战；而如果它在越南被击败，中国人就会知道美国不会让它在其他国家胜利，并重新考虑他们的政策。腊斯克虽然声称自己并非白痴乡巴佬，完全清楚当前形势与30年代的不同，但他仍然认为“两种情势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存在侵略现象”，甚至把当时国防部长林彪于1965年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相提并论。小施莱辛格认为，这同样是一种拙劣的历史类推，不仅将一个国家的内战同希特勒的侵略相提并论显得十分勉强，而且中国人很明显既不具备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也没有与希特勒相似的扩张狂热。小施莱辛格认为，美国决策者常常通过不合理的、被曲解的历史归纳机械地对未来施加影响，这种根据成见制定政策的心理状态是十分危险的。约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就曾在私人场合对小施莱辛格表达过他的忧虑，认为美国人很可能从此次胜利中得出对共产主义者必须态度强硬的结论，但古巴导弹危机却有三个独特之处：它发生在我们享有地区传统优势的地区，与苏联的国家安全不直接相关，苏联人也无法向全世界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否则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从某种意义上，桑塔亚那的那句格言必须被倒过来说：常常正是那些能够记得过去的人必然会去重复它。^[41]

历史类推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是有效的，小施莱辛格认为，这正如历史比较的大师汤因比所言：由此可见，虽然学习历史无疑会使人更为明智，但了解历史类比的有限性也是十分必要的。

史学家永远不可能保证我们正在进行比较的实体就我们的调查目标而言在严格意义上是可以比较的。……无论我们在比较时在两方面成功地发现多少组同一的样本，我们也永远无法证明我们没有忽视一些不相同的因素，并且这一不相同的因素不是解释不同案例中出现不同结果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案例在我们看来本是情况相同，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42]

小施莱辛格认为，多数有用的历史归纳，即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叙述，都是关于一个相当长时期中的大规模的社会和思想运动的陈述。人们可能对社会发展做出大范围的、长期的预测，但不能提供小范围的、短期的预测。因为短期的预测是细节的预测，由于社会事件的复杂结构以及在预料不同事件之间的交叉、碰撞和人的自由意志方面的困难而存在着太多的变数，以致无法对不远的将来进行准确的预测。这就是为何我们时代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未曾被人们预见到。因此历史决没有给人们提供获得敏锐洞察力的捷径，而是让我们认识到未来充满了惊奇，“因此历史的研究没有产生科学的精确，也没有产生道德的定论，它产生的是讽刺”。正因为如此，历史只适于回答长期范围的问题，而不适于做出短期的预测。但是问题在于，政府的决策者却很少对“长期”感兴趣，他们所关心的通常是政策的短期后果，因此政治家对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通常是历史最不适于做出回答的问题。^[43]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历史是无法像某些史学家所期望的那样在公共决策中起到直接作用的，相反有时还会出现负面的作用。面对政治家所谓的“咨询”，“它常常举起一面让他愚蠢地看到自己面孔的镜子，用好的理由而不是真实的理由说明他的决策”。^[44]也就是说，历史非但没有使政治家在决策中更为明智，反而成为政治家证明各种决策的理由，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所有政要真正感兴趣的，主要是使用历史来为他们想做的一切寻找依据。”^[45]而历史学家则成了为政治家在历史中寻找这种理由的工具，这与历史学家参与公共领域的初衷是完全相悖的。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史学家看到了其中的危险性。在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James Anthony Froude）看来，史学家可以让历史给出任何他想要的教训，“在所有任何观点上，历史都将是你的朋友。历史消极的讽刺是它绝不会反对任何人”。^[46]但小施莱辛格认为，历史研究无法对政府决策起到直接的作用，这并不能成为反对了解历史知识的理由，而只是反对对历史仅有肤浅的了解，却妄想从中获得智慧的行为。历史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历史的可能性比人类智力所能想到的要远为丰富和多变，“它精妙的复杂性不仅来自必然，而且来自偶然、意外、无知、愚蠢和机会”。事实上，短期历史过程的一个显著事实就是它的不可预测性。简单的历史类比决不足以洞察这样一种过程。而要使决策者不错用历史的方法不是完全剥夺他的历史知识，相反是使他更深刻地了解历史，这是对肤浅的历史知识的唯一解毒剂。对历史的深入了解产生的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决断力，不是透视的捷径而是洞察力，它能使政治家了解短期的变数和长期的趋势，以及这两者相互混合所产生的复杂性，它还使政治家理解，“预见到某些事情是无法被预见的能力是十分必要的品质”。他提醒政治家们要接受理查德·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的劝诫：“留下尽可能多的选择，做尽可能少的决定……因为几乎所有重要的政策判断都是推测性的，你一定不能过于冒险认为自己是正确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