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下秦帝国崩溃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果

按说，秦帝国成就灭六国、统一江山的大业绩，对以前的制度和做法自信满满，这也无可厚非。秦帝国想把那传统的制度复制到新环境上，不是不可以。如果运气好，这些制度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

其实，后世很多王朝都纷纷学习上一代王朝的制度和经验，逐步站稳脚跟，实现稳步发展。比如，清朝大部分照抄明朝的制度体系，结合满族自身开创的制度，形成清朝的制度体系。统治基础虽有差异，但总体上都是一样的。新王朝抄袭旧王朝的制度，不折腾的话，一般不会出大事。但秦朝不一样，它是从一个诸侯国靠武力统一全国，诸侯国时打造的统治基础以及在这个统治基础之上的国家制度，能否有效复制到它新占领的土地上，复制后不加改良是否依然有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秦国成为秦朝之后，旧制度在新环境下贯彻时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原来环境下的成本，以至超出制度收益，最后导致制度运行失灵，建立在这个制度之上的国家政权全面崩溃。

拿秦帝国贯彻的郡县制度来说，在郡县制度下，官僚并不是和皇家或者统治核心有血缘关系的人。为让这些地方官们忠于职守、忠于皇权，中央必须依靠“胡萝卜加大棒”来激励和约束地方官员，考核监督，并按照业绩对他们提拔、赏赐或罢黜。如果实施到位，效果应该很明显。但如果实施不到位呢，就很难说了。能不能实施到位，取决于两个条件，一个是能否高效地抓取官员们牧民施政的信息；另一个是官员们是否认可这种中央的执政理念，各个地方官员之间、地方和中央所信奉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是否一致。如果能够高效地获取基层官员的工作信息，即便官员们不认可中央的执政理念，也可以通过及时纠偏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如果无法有效获取基层信息，但各个地方官员与中央在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上保持一致，也依然能够保证国家稳定。但在秦王朝创建之初，上述两个条件都不具备。

首先，秦帝国建立之初，根本无法短时期内在全国实现政令畅通。当秦国仅占有关中和巴蜀地区时，因为国土小，信息和物资传输线路足够短，行政信息传输成本较低，可以确保较高的行政效率，对地方官员的控制力也比较强，中央和地方保持政令统一。但统一六国后，秦帝国疆土面积扩大了好几倍，原来很有效的郡县制度因为信息和物资传输的成本太高，在新的疆土上就逐渐失灵了。秦始皇认识到这一点，便在全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的制度，修建秦直道和驿站。但这些提高行政效率的措施，在短时期内是否很有效就很难说了。秦始皇还通过不断到各地巡游的方式，将皇帝的威权播之四海；公开宣布信奉齐地、楚地图腾信仰，从文化和思想上收拢旧六国的百姓人心。这些软硬兼施策略，实际上有些一厢情愿了。比如，秦始皇到吴中巡游，项羽当时在跪拜迎接的人群中，他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曾暗自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对秦始皇毫无畏惧。

陈胜吴广造反后，各地郡守县令们心里很明白，靠他们为秦帝国保土安民，抵抗起义军，毫无可能。这些地方官吏中有很多人，从起义烽火刚开始燃起，就放弃拼死报国、效忠秦朝的想法，如会稽太守殷通、沛县的县令。还有的地方官吏，稍微被人一忽悠，就干脆直接“下海”，参加造反队伍，准备跟着大家一起“捞鱼”，如范阳县的县令徐公。这些官吏的做法其实也可以理解，毕竟为升官发财的理想，把命弄丢了，实在不值当。秦帝国治下的各地官僚迅速放弃抵抗，甚至主动附逆，是起义烽火迅速波及全国的重要原因。

军功爵制度也面临同样问题。战国时期，秦国士兵打仗机会多，容易立功受爵。在秦朝，虽然国家和匈奴、百越打仗，立功发财机会依然有，但相对来说，机会少多了。将士们在服役期间，大部分时间在边疆驻守和防御，即使运气好，也很难受爵，但付出的成本则是长期在外，吃苦受累、妻离子散，难以享受天伦之乐。更何况，国家疆土比以前大多了，一个人去某个地方戍边，要走很长的路，同样是建军功立爵位，秦朝老百姓付出的成本更高。但秦朝对实行百年的军功爵制度非常自信，丝毫不知吝惜民力，征发旧关东六国的人，到很远的地方打仗或服劳役。非把刀架到脖子上，逼着大家去，大家也只能造反了。陈胜吴广起义就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爆发的。

汉朝很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对秦制进行变通和修正。比如，汉朝非常重视用优惠政策吸引老百姓前往边疆生活，而后从这些移民中征发军队，作为守边疆主力，并用其他地方的军队来辅助。汉朝也允许百姓以钱代戍，比如，汉朝规定百姓可以花三百文钱，请人代为戍边，这叫“过更”（如果没钱，百姓不得不亲自去戍边，则称为“践更”。）

虽然汉朝承袭秦制，但汉朝的“上层建筑”却开始主动攻打匈奴，也主动用和平手段，招抚百越。国家实行轻徭薄赋、减少苛法的爱民政策，那意思好像是“我虽然是秦朝的化身，但对秦朝制度有限使用”，很在乎“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汉朝虽然披着秦制的外衣，但没有在秦朝覆亡的轨道上走下去，而是走上另一条路。

其次，秦朝在全国推行单一的法家治国理念，导致民间思想被压制，百姓很难对这个帝国产生文化认同。秦始皇焚书坑儒，除了法家、医学和占卜等方面的书籍，收缴天下其他所有种类的书籍。文化的高度专制导致各地百姓，特别是新占领地区的百姓，不得不面临文化思想被压制或与旧的本土文化割裂的痛苦，自然对秦朝难以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当秦国遇到危机时，各地百姓包括一些当地选拔的官员，很难自发、自愿地支持秦朝。(www.xing528.com)

秦朝之所以搞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因为在秦国延续百年的法家治国理念。这种理念来自商鞅。根据《商君书》所传达出的思想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观念，在秦国或者秦朝，除耕、战以外，任何活动和能力都是多余且无意义的，甚至任何不利于皇权专制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可能威胁到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这种观念下，秦国需要不断征发民力，要么用于战争，要么用于各个领域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王朝攫取民间资源的能力，强化对民间的控制力，更重要的是，消耗掉国内任何可能毁灭国家的民间力量。如此，则可以理解，秦朝建立后，为什么在国内广泛而深入地征发民力，修筑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驱使青壮年到南方的百越和北部的边疆，戍边征伐。

秦国故地已经习惯这种单一文化下的生存环境，但在秦朝新占领的土地上，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已延续数百年，秦帝国在短期内如果强行推行单一的思想文化，必然造成巨大反弹。正如陈胜、刘邦等人为鼓动大家，在各个场合，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这个“苦”既表达对秦帝国无休止役使百姓的愤怒，也表达对秦帝国强制推行单一文化和理念的否定。

按说单一的治国理念，如果有其他理念辅助和制衡，会将这种理念的负面影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至于使国家制度过于僵硬，失去弹性，最终因失控而导致国家败亡。但很可惜，秦朝即便想到，也无法这样做。正如上文所述，秦朝上下充斥着信奉法家文化的既得利益者，形成稳固而强有力的政治集团，国家从上到下在这一利益集团的操作下，只能僵化地贯彻既定的治国理念，并沿着法家思想形成的制度轨道一直走下去。

法家过于强调利益交换，全国上下弥漫着浓厚的功利主义和官僚主义。各种规章和法律层出不穷，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细枝末节。《商君书》第一章的内容认为，在商鞅推行的法家理念下，统治者只需要扮演法律制定者的角色，法律下发到百姓，由百姓互相监督，各个法律就可完美执行。统治者向担负职责的官员宣布法律，而官员则必须回答其他官员或百姓对法律提出的疑问。如果不能胜任答疑解惑的责任，也将被处罚。“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也。”法家的治国理念，将社会、经济和文化困入一个密不透风的法网之中。虽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制度体系使法律得以高效执行，但这种突出“权力”“制衡力”“对抗力”的国家治理理念，将皇帝、官员和百姓纳入一种互不信任、缺乏尊重、忽视人的个体感受和讲求利益交换的氛围中。国家和社会一旦遇到内部或者外部的突变，很容易由点及面，瞬间形成系统性的“雪崩”。

汉朝汲取教训，从汉文帝开始，国家鼓励和默认民间收藏各类图书，尊重文化事业发展。从全国选取文学贤良，作为国家官员。这些政策使国家逐渐争取到宗族大家、工商业者、农民、官僚和文化行业经营者等社会各界的支持。在国家治理结构上，汉朝把封建制度和郡县制“混搭”起来，既有法家治国理念下的严刑峻法，也有封土建邦体制下的地方自治。在汉朝草创之初，国家治理结构被注入弹性基因，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

不过，汉朝的国家制度并不是没有一点问题。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七国之乱”。虽然叛乱时间并不长，前后也就两个多月，但对国家政权的冲击非常大。这说明汉朝采取折中苟且的制度架构，无法真正确保国家稳固，需要再找到另一个“非制度化”的工具，为国家制度保驾护航。

经过艰难探索，汉朝在国家层面上构建新的意识形态体系，从此找到隐性的“非制度化”工具。汉景帝的儿子汉武帝即位后，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虽然对皇帝搞专制有制约，但从总体上看是维护皇帝权威的。以“仁”为内核的儒学，既通普世性的人性，而且简明易懂，更符合广大百姓朴素的基本价值观，得到社会各阶层的真心拥护。从此，地方官和老百姓在思想上逐渐有支撑，精神上有信仰，为皇帝服务时自觉性明显提升，大大地降低了皇帝专制统治的执行成本，减少了封建制和郡县制看似不相容的制度之间的排异性。

当然，历代王朝都看到儒学对治国理政的价值。他们在加紧建立高效的信息、物资传输系统的同时，也加紧改造儒学。改造后的儒学也就越来越受到皇权青睐。随着信息和物资传输系统的完善，以及儒学思想在民间的普及和深入，实施对皇帝专制统治有利的郡县制度就更容易了，其逐渐成为各个王朝主流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封建制度逐渐成为历史的配角。阳儒阴法，成为古代中国基本的政治理念，并全方位渗透到国家战略、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