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关键词

后结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学术和思想面貌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维方式。

“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后”是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后结构主义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和反拨，或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和超越；由于二者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有人愿意将后结构主义称为“新结构主义”或“超结构主义”。也有人认为，后结构主义是指1962—1972年间出现的一批用法语写作的批评理论著作，或者在后结构主义一词前加上“法国”限定词，用“法国后结构主义”特指正宗的后结构主义。

后结构主义从语言问题入手，最有影响者是德里达的“延异”概念，即任何符号意义的确定过程都依赖于其他符号，就像词典对词义的解释，要说明任何一个词的词义，总是借助于更多其他的词，而其中任何一个解释词本身的词义也只能通过另外许多词才能“显现”出来。如此不断交织延伸，形成符号链，导致终极意义被永远地推延，永远不能兑现；因此语言中的“差异”同时也是“推延”，索绪尔“语言中只有差异”的命题应改成：语言中只有“异延”。德里达通过“延异”概念表明，语言之外并不存在某种决定语言的意义本体，“意义”只是语言之内符号异延活动的效果或结果，并不是像岩石一样独立于语言之外的某种客观实在；符号活动是由一个能指链滑向另一个能指链的异延运动：移置，增补，擦抹，播撒……根本上是一种无穷尽的自由游戏过程。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离不开语言，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语言文本，然而德里达著名的“一切尽在文本之内”的命题，却不是在这种常识意义上说明语言的重要性，而是表明：一、任何文本都不是对某种文本之外客观实在本体的再现或真理意义的表达，文本不是一种用以再现的工具，文本的意义就产生于文本内语言的符号表意活动。二、这同时意味着文本的意义不是牢牢地包裹在文本内的某种稳定明确的实体，或者说文本并不是一个意义清晰的统一有机体，而是多重意义的混合体，甚至可能是对自身的颠覆，包含着相反的意义。三、任何文本都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与其他文本相互嫁接、寄生、杂交；文本之间没有本质性的类别疆界，因此任何文本性（textuality）必然同时也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这种文本性或文本间性是真正无边的，它不仅将各种文学作品互文化，而且取消了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的确，只有无边的文本性，才能表达德里达“一切尽在文本之内”的真正意思。

在《符号学要素》一书中，巴特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文本性”问题，他指出：所有结构既可以用来解释对象，同时也可以成为被解释的对象，因此不存在最后的源语言，因为任何源语言都能被另一种语言解说，亦即任何源语言背后都有另一种源语言，如此不断后延，不断摧毁源语言的始源性权威，实际上就等于不再存在源语言。

文本的情况亦复如此，每一个文本里都写进了其他文本的词语，充满了无限的引用、重复、参照；文本没有中心，甚至没有作者，或者说作者只是符号网上的一个结点，文本中的一个十字路口，通过它，读者走向四面八方，设计、实现和控制作品的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已经死亡。主体开始消解。

主体的消解，是后结构主义消解中心工程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实际上是自我的一种需要的产物，如果没有一个中心，我们就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我是谁，失去自我，因此“中心”的中心是“主体”。按照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主体观，主体应该是统一、完整、自足的实体，你可以将一切物质世界放在括号内，不去计较它们的真实存在与否，但是只要你在思，你就知道自己确实存在着，世界上至少这一点是确定的，也许最终只有这一点是确定的：“我思故我在。”

因此，人、主体、意识，这个三位一体的存在成为最终的绝对的“在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结构主义对西方思想传统的颠覆实验在“主体”问题上进入最后一个环节。德里达将“意义”从文本之外移入文本之内，等于拆除了主体的“在场”，或者说即使主体概念仍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复从前，再也不是那个稳定从容、清晰条理的实体了，而是符号链上的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一个不断增补和擦抹的踪迹。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拉康的陈述显得更加具体。他从心理学角度寻找“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指出，人之初是没有什么主体客体之分的，然后经历一个前语言的“想象阶段”，婴儿开始产生出某种关于自我的统一连贯的意象，就像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我”的形象，这时的“我”与“他者”之间的区别并不特别清晰。接着，人类主体就开始真正进入世界，在身边各色人物的帮助和推动下，一路不回头地扎进一个早已存在的语言能指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找到各自的位置：我，你，他，男他，女她，父亲，母亲，工人，农民，老师，学生，等等。

然而无论“镜象主体”，还是“言说主体”，都不可能是完整充足的主体，因为人的无意识深渊决定了主体只能是一种分裂的自我，语言中的我总是全力逃避意识监视下的我，因此意识之我非我，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修改为：我思故我不在。(www.xing528.com)

不过，后结构主义的“我不在”应该理解为“我不在语言（或话语）之外”，亦即“我在话语之内”。“我”不是独立自足、为事物命名、使名称获得意义的最后根源，不再是传统形而上学树立的那个观照客体的“主体”，而是整个符号链或文本中的一个结点。用艾米尔·本瓦尼斯特的话来说，是句子结构上的一个功能项，一个代词。主体的稳定性消失了，它的唯一属性是被构成性和被嵌入性，它被不断地改写，擦抹，重写，不断建构，重构，只有如此，才能匹配各种不同的话语组织，才能回应社会文化的各种表意实践的要求。

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起点是对结构主义符号观的改写，但是引申方向却颇多差异，譬如美国解构主义似乎特别强调语言符号的不确定性和阐释的无限性，将注意力放在文本之内，而福柯和巴特（在其一部分著作中）却显示了后结构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作为，描述了语言文本与历史的关系。

巴特认为我们的话语方式既不是上帝决定的，也不是某种自然属性决定的，而是受到社会历史中某种背后的“决策集团”的控制，这个集团无处不在，却莫名其状，正是它决定了语言的结构、边界和用法，限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决定了我们的价值规范。

在福柯的话语理论里，这个无处不在而又无法命名的“决策集团”，就是无处不在的“话语权力”。福柯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一、不存在话语之外的所谓真理、正义、进步、原则、时代要求、世界观等超验本体，因此话语不可能以这些不存在之物为基础或中心。二、相反，知识是话语活动中权力或真理意志作用的结果，权力控制能指，从而适时地创造出真理和价值，并且把它们表达为普遍的永恒的超验存在。福柯根据这两个基本假设，对西方的知识史和认识论历史作了令人震惊的考古挖掘。他指出，一套知识概念是通过分离、净化、排除等权力程序来占据文化支配地位的，它们将符合自身规范的话语类型说成符合自然规律的存在，把规范之外的一切差异贬为十恶不赦的异类，并且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通过学校、教会、监狱等权力设施进行压制和剿灭。

不同的话语系统（譬如医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文学理论）按照各自的“话语构型”进行话语生产，确定各自的话语纪律：谁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以及怎样说什么，何时何地才能或只能说什么。

由此看来，决定话语形态的真正因素并不是话语是否表达了对象本身的某种客观本质，而是话语的出现是否符合时宜，是否符合当时的话语纪律和惯例，即使人们一贯认为以探求事物真相为唯一使命的科学话语，也经常因为不合时宜而被痛斥为妖言。

因此福柯说，关键不是说出真理，而是占据真理，“进驻真理”。而要“进驻真理，只需遵守话语‘契约’的某些规则即可，每次言说，都须启动这些规则”。否则，你就不可能用规范的语言合法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或真理。

福柯的知识考古表明，历史并不是连续不断地递进的统一过程，而是在权力的暴力作用下产生的无数断裂组成的网状体，或者说历史的前进是这些断裂面不断衔接的结果，而以编写历史有机进化史为己任的传统历史学几乎做了完全相反的工作：抹平断裂，剔除异质，寻找规律，统一口径。几千年梳理贯通的结果是，使后结构主义的清理工程倍加浩大。消解中心，游戏意义，颠覆主体，这意味着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系列传统观念的改写。

（马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