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学校建校初期，张伯苓同天津青年会互有往还。当时青年会总干事格林就把工作重点转到“天津城厢里边去”，开始做“与中国人接近的试验”。张伯苓就是其中较早的一人，他还把格林介绍给严范孙。私立中学堂成立后，张伯苓陆续聘请青年会的美国人干事来校兼课，讲授英文和理科课程，有饶伯森、郝瑞满、崔伯、蔡乐尔、陶尔图、赖阳、韩慕儒、洛得伟等。除讲课外，还在课余指导学生开展体育、文娱活动。同时请青年会中西干事关锡斌（管易文）等也来校讲演，如韩慕儒连续三次来校讲演《社会问题》。孔繁雷在听讲后，还作《听青年会韩先生讲社会问题》诗四首。其一为：“匆匆白下省亲回，漫野嗽鸿向客哀；乱世灾攀堪一痛，济群谁是出群才。”张伯苓也派南开学校教职员参予天津青年会的活动，支持青年会举办的各项事业。如青年会举办“学术宣传周”、“公民教育周”等活动，南开大学的何廉、方显廷、张彭春、黄子坚、李适生等教授都曾到会做过学术演讲。章辑五，伉乃如等都曾在青年会的体育、智育事业部担任过事业委员。
张伯苓还为青年会培养、推荐、输送了许多干部。如1914年南开学校首届毕业生梅贻琦担任天津青年会干事。1920年南开大学讲师王治平担任青年会总务科干事、宗教事业委办、1923年曾一度担任总干事。1934年张伯苓又推荐杨肖彭担任天津青年会童子部主任，从1943年起担任该会的总干事，直到1987年逝世，为天津青年会尽职终生。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会对南开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进行了多方面的帮助和指导。
张伯苓吸收了青年会德智体群四育并进思想。张伯苓发愤“教育救国”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西士兵士气和体质的比较中产生的。张伯苓决心从新教育入手使国家富强，而他认为“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要做到这一点，沿袭旧教育，单纯教授四书五经是不行的。他除了学习外国教育经验外，也受到青年会的“德智体群四育服务社会”的启发。张伯苓在1914年就提出“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这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是较早提出的新教育方针。(www.xing528.com)
南开学校的哑铃运动的广泛开展也得力于天津青年会。1915年青年会举办哑铃培训班，南开体育教师王辛人、王锦生等三人参加。回校后，在校内开办师资培训班训练骨干，依次在全校推广，成为当时全校的一项群众性体育活动。南开学校还聘天津青年会体育科主任董守义先生来校兼任柔软体操教员，指导学生篮球及田径训练。众所周知，由董守义指导的南开篮球队雄冠远东，成为闻名全国和东亚的“南开五虎”队。1917年天津洪水泛滥，南开校舍全部被淹，青年会腾出房屋做教室，解决了大部分学生上课困难。
“张、格友谊”为南开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联系渠道。青年会和格林为南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为南开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许多帮助。张伯苓到美国进修及几次赴美募款活动，都是得力于格林的介绍和联系，使得张伯苓在美广泛接触了美国各界人士，思源堂的建筑得到美国煤油大王洛克菲勒集团的捐助。
张伯苓在创办重庆南渝中学的初始阶段，也得力于重庆青年会的支持。1936年3—5月，喻传鉴和严伯符赴重庆筹建南渝中学时就住在重庆青年会，并且重庆青年会成了张伯苓与喻、严联络的地点。张伯苓1937年5月为扩建重庆青年会的会所代向上海银行争取了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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