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97辑）

1951年，我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教，先后任系秘书，系主任助理，协助系主任处理日常行政事务。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育部决定北大历史系主任郑天挺教授到南开担任历史系主任，这样学校便多次派我去沙滩红楼接洽郑先生来南开事宜。后来在胜利楼开会中间休息时，郑先生问我：“你就是写《民族英雄——史可法》的魏宏运？”从此，我就和郑先生相识了。郑先生是中国明清史资深教授，学术造诣颇深，对人和蔼可亲。以后我们相处30余年，我不断受到他的教诲。

1951年，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学俄语热了起来。当时绝大多数教师掌握的是英语。因为我学习过俄语，所以学校决定让我负责组织教师学习俄文，由俄语教师杨寿钧主讲。大家学习俄文很认真，在东局子修建飞机场的劳动中，一有机会就练习，效果也很显著，很多教师能够翻译俄文了。我曾经写过学习俄文经验的文章，发表在《天津日报》上。我也和其他教师合译《美国是武装干涉苏俄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的俄文著作，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当时无论学校还是系里工作都非常忙，真顾不上家。我儿子出生时是剖腹产，医院要求家属签字，我却因工作忙未能及时赶到医院，为此，我爱人一直埋怨我“不关心”她。

历史系很注重教学质量，郑老和我一直提倡必须攻克两座大山，即外语和古汉语。这是学习历史所必须掌握的工具。当时，“左”派反对，还批判了我。那个年代，会议和政治学习特别多，往往冲击了教学，我认为作为育人的学校，首要的是保障教学质量，老师应该有足够的备课时间。我任总支书记时，硬性规定党、团、工会、系行政周一到周五一律不准开会，周六下午开一次会，集中解决系里一切问题。开会前预先分配时间，某某同志占用20分钟，某某同志占用10分钟等，要求速战速决。我个人对时间把握得很紧，认为办公室人员如果无紧要工作，闲聊是对人生的巨大浪费。我请他们在无重要工作时，去教室听课，可惜都没有坚持下去。我也一直认为，教与学是有规律的，违背了它是要付出代价的。

1958年大搞科研，学生组成小组自行研究，我想只学了一二年，基础还没有打好，怎么研究？我给每个研究小组安排一位老师去指导，他们让一年级学生给四年级学生写讲义，我不同意。这就造成了我“让资产阶级统治他们”的“事实”。1960年，学校让抽出部分同学当教师，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才学了一二年，自己还缺乏基础，怎么去教育别人？当时我不在系里，当我从所借调的单位回来后，采取了断然措施，除留下一人外，全部令其回本班学习。我始终认为历史系所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也有人说我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文革”时，我成了保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里面还掺杂着为什么没有给杨志玖先生戴上右派帽子的问题，也成了我的罪行。是的，在反右派扩大化时期，有人力主把杨志玖先生打成右派，我很难接受，但也不能公开讲。从内心来说，我很敬重杨先生，他的道德、学问都堪称青年的表率，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这样做，它不是右派啊。我忽然间灵机一动，有了，杨先生是中农出身，要知道，大学教授中中农出身的可不多啊。我抓住了这一点，力争决不能给他戴右派帽子，于是胜利了。“文革”中，我的罪名多了，最多的一次，大字报贴满了主楼二楼，还让我穿着用大字报糊的衣服游街，脖子上还拴着草绳。大概我真的像大字报上所说的那样是“死不悔改”的。我始终认为历史系坚持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不敢说我完全无怨，但我无悔。

谈起资料建设来，经我的手购进的资料50年代为最多。50年代，天津、北京的旧书摊特别多。我有逛书摊的癖好，北京的东安市场和琉璃厂，是我每到北京必去的地方。记得冯文潜先生任南开图书馆馆长时，我为图书馆采买了许多旧书。一次在北京书摊上发现有完整的海关册和北洋政府公报，电话请示后立即买下，用卡车运回天津。我曾为历史系资料室购买了很多“根据地”的刊物，可惜在“文革”中都被烧掉了，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进步的书刊也在焚毁之列。(www.xing528.com)

我和郑天挺先生到北京，多次在团城见到郑振铎先生，在历史博物馆见到沈从文先生。他们建议南开历史系开设博物馆专业。我们向学校汇报了此事，学校很快批准在历史系开办博物馆专业，还请沈从文先生等名家到南开讲学，派娄曾泉、左志远到北京文化学院学习博物馆专业知识。可惜的是1961年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博物馆专业下马了。“文革”后，历史系又将博物馆专业恢复起来，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博物馆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之一。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1979年到1980年，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已初露端倪，同时我国的旅游业发展很快，但缺乏旅游专业人才。我的同学席潮海任国家旅游局办公室主任和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希望南开历史系开办旅游专业。当时一些人认为旅游不是学问而反对，后来在滕维藻校长的支持下才得以批准。国家旅游局因此拨270万元专款用于开办旅游专业，现在的外语学院大楼就是这笔款建起来的。经过两年的筹备，1982年开始招生，成为全国第一个旅游专业。后来成立独立的旅游系。现在，南开大学旅游系已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旅游人才培养基地。

1978年末，我向学校提出南开作为周恩来的母校，应该成立周恩来研究室。经过学校批准，1979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年之际，周恩来总理研究室在历史系成立，这是我国高校中惟一从事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究的专门机构。在此基础上，1997年成立了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自周恩来总理研究室成立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82年以来，我多次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让年轻人负责，我应该坐下来读读书了。但一直没有得到学校批准。直到1985年学校才批准我辞去系主任职务。

对南开历史系不能说我有什么重要贡献，但我与它的情结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