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后期，我国北方境内蒙古族首领铁木真（成吉思汗）于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建立了蒙古汗国。此后到忽必烈汗（元世祖）时，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元朝。几乎整个13世纪，蒙古贵族都在进行频繁的、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在我国境内先后灭掉了西夏、金和南宋等政权。蒙古（元）同南宋王朝的战争，从发动到南宋灭亡，经过了长达48年（1231—1279年）的时间，而四川地区则是双方争夺的重点，不仅历时长，而且战事频繁、激烈、曲折、复杂。
早在蒙古灭金（1234年）之前，蒙古统治者即兵犯利州路，抄略四川地区。
面对宋、金对峙的局面，南宋王朝为了巩固西线防务、保住西蜀，于陇南、陕南加强战备，驻兵扼守三个重要关隘，即利州路的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南）、仙人关和七方关，并于三关之外，加强五个州军的军备，即阶州（今甘肃武都东）、成州（今甘肃成县）、西和州、凤州和天水军（今甘肃天水）。就西蜀而言，五州是其藩篱，三关是其门户。蒙古军进入四川，正是由北而南，由藩篱而门户而内郡。
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十月，蒙古太师国王木华黎率大军攻金朝凤翔（今陕西凤翔），即遣蒙古不花南越秦岭之牛岭关，徇宋利州路的凤州而还。[64]
1227年（宋理宗宝庆三年）春，成吉思汗率军渡黄河，攻陷临洮（今甘肃临洮）。这时，一支蒙古军奉命向南抄掠，进攻屏藩西蜀的五州之地。这支蒙古骑兵打着“灭金、夏”的旗号于二月上旬进入宋境，很快攻陷阶州。接着，包围西和州，南攻文州石靴关。宋四川安抚制置使郑损惊慌失措，轻率地作出了放弃五州，退保三关的决定。四川制司所在地利州一带震动很大，益昌（今广元市昭化）居民“十室空五六”，纷纷入山躲避；郑损也由沔州逃回利州。[65]正当南宋官军溃退之际，成吉思汗于当年七月死于清水，蒙古军才自行撤退。
蒙古于1227年灭西夏后，占有河中、关陇之地，对金朝形成西、北两面包围，但“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要攻取金朝中原心腹之地，“难以遽破”。1227年秋成吉思汗临死前，提出了“假道于宋”的攻金战略[66]。
1229年，窝阔台即蒙古汗位。1231年（宋理宗绍定四年），窝阔台汗遵照成吉思汗“假道于宋”的遗言，一面派兵南下，一面同宋朝交涉，逼宋让蒙古军入汉中，以达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直攻金朝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蒙古军计划分三道进兵，中、左二军分别自洛阳、济南以进；皇弟拖雷“总右军自凤翔渡渭水，过宝鸡，入小潼关，涉宋人之境，沿汉水而下”，三支军队相约，明年春会师汴梁。[67]
南宋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在这种形势面前，既不认真同蒙古使者谈判，又松弛军事戒备。于是拖雷率骑兵3万，从宝鸡入大散关，以武力假道汉中。由于桂如渊自撤藩篱，蒙古军很快越过五州，直抵三关。八、九两月，武休、仙人、七方三关亦相继溃陷。[68]接着，窝阔台又遣搠不罕（又作速不罕、苏不罕）到宋境要求“假道”。被蒙古军队以武力威胁所激怒的南宋军民在青野原诱杀了搠不罕[69]。拖雷遂以此为借口，“分兵攻宋诸城堡，长驱入汉中，进袭四川”[70]。蒙古还继续威逼桂如渊，拖雷的先锋元帅按竺迩向桂如渊强硬地提出：“我欲假南郑（即指汉中）道……师压君境，势不徒还，谓君不得不吾假也。”[71]终于以军事力量威胁的手段，迫使宋廷答应假道，拖雷顺利通过汉中辖境，如期与窝阔台军会师。
进袭四川的蒙古军，“由别路入沔州（今陕西略阳），取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大安镇）路”，“陷阆州”[72]，“略地至西水县（今四川南部县西北），破寨百四十而还”[73]。
经过蒙古军队1227年的抄掠和1231年武力假道的进袭，作为四川地区屏藩和门户的五州三关相继被破坏。由于这时蒙古军队的主攻目标是金朝，并且还需要联宋灭金，攻袭四川的蒙古军只是向宋朝示以军威，没有深入和驻留。
但在1234年初蒙古会同南宋军队灭金之后，窝阔台汗就发动了对南宋的进攻。七月，“遣达海绀卜征蜀”[74]。次年春，窝阔台汗又派遣次子阔端率军攻蜀，第三子曲出率军攻襄汉，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大规模战争。
阔端率军于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八月由凤州入河池，进逼沔州。九月，宋知州高稼战死，沔州陷。蒙古军复围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于青野原，为宋将曹友闻救出。冬，蒙古军退出。端平三年八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兵50万，由大散关入凤州，攻武休关，遂入兴元，进攻大安。宋将曹友闻决定以阳平关（今陕西宁强西北）为战场，并设伏敌后，内外夹击。九月下旬，两军在这一带展开激战，宋军寡不敌众，曹友闻战死，全军皆殁[75]，阳平关失守。至此，通向四川内郡的“蜀口”，完全被蒙古军所控制。蒙古军乘胜前进。十月攻入成都，四川制置副使丁黼在城外石笋街战死。接着相继攻破成都府路、利州路、潼川府路所属许多州县，“五十四州俱陷没，独夔州及泸、果、合数州仅存”[76]。不久，蒙古军退出四川。
嘉熙元年（1237年）十月至嘉熙四年，阔端命汪世显、按竺迩分别率军再次进袭四川，在开州（今四川开县）、万州（今四川万县）、夔州、重庆、黔州（今四川彭水）一带迂回攻掠。与此同时，嘉熙四年阔端率领部分蒙古军，打着南宋将领旗号，从新井县（今四川南部县西）向成都进攻。蒙古军攻入成都城，旋撤出。淳祐元年（1241年）冬，汪世显又进围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率同军民撄城拒守，后被攻破，陈隆之被俘遇害。蒙古军继续沿岷江进扰，淳祐二年二月，攻到泸州。五月，破泸州、遂宁。四川战局更趋严重。
淳祐二年六月，宋廷任命“自许当手挈全蜀还本朝”的余玠为四川宣慰使，十二月改命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到四川以后，革除弊政，遴选官吏，整饬军队，减轻赋役，开垦屯田，发展生产，招纳贤士，加强战守。[77]经过一番整顿，余玠组织四川军民和蒙古军进行了大小36次战役，多次获胜。[78]淳祐六年，余玠又指挥四川军民打败蒙古军的四路进犯。淳祐十年，余玠还率诸将巡边，和蒙古总帅汪德臣大战于兴元、文州等地。宋理宗也承认：“余玠任四蜀安危之寄，著八年经理之功，敌不近边，岁则大稔。”[79]但是，在南宋王朝苟安妥协政策之下，余玠的才能不可能完全发挥，也不可能为朝廷长期重用。宝祐元年（1253年）六月，宋理宗听信权臣谗言，下诏以余晦接替余玠的职事，解除了他的兵权，又召他回朝。余玠听到这个消息，“愈不自安”，很快就突然死亡了。[80](www.xing528.com)
余玠在蜀十年（1242—1253年），率领四川军民对蒙古军队进行了有力的抗击。他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采取了依山筑城、恃险拒守的战术。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四川的地形，针对蒙古军依仗骑兵的特点，把一些冲要州县的治所和居民迁到山地，或在河流要道布防，在四川境内设置了许多战斗据点，用以屯兵、积粮、保民、战守；各据点之间相互声援，又以各通航河流或陆路官道为联络线，构成了一个点线结合的防御体系。
余玠主持四川军政之初，即采纳播州人冉琎、冉璞建议，大规模修筑钓鱼城，徙合州州治于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县东10里），并将此法推而广之。余玠在蜀时期所筑山城可考者有青居城（今四川南充市南35里）、大获城（今四川苍溪县南30里）、云顶城（今四川金堂县南50里）、天生城（今四川万县市西5里）、铁牛城（今四川安岳县城关北）、运山城（今四川蓬安县东南）、紫云城（今四川犍为县东南15里）、平梁城（今四川巴中县西25里）、小宁城（今四川巴中县东）、得汉城（今四川通江县东120里）、大良平（今四川广安县东北80里）、登高山城（今四川宜宾市东南隔江）、神臂城（今四川合江县西北60里）、赤牛城（今四川梁平县西25里）、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10里）等。“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屯兵积粮为必守计”，“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81]。
在余玠治蜀前后，四川各地还修筑了不少山城寨堡，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安西王相府给元朝的奏疏中说，元朝在四川宜以兵镇守的城邑山寨洞穴凡83处，山城凡33处，其他可以撤毁[82]，可见为数甚多。据所见史籍，宋末四川军民所筑山城寨堡，可考者44处，尚不清楚其今址者39处，共83处，其他增筑旧城及不见具体名称者未计。[83]这些山城寨堡，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恃险凭夷，控扼要冲；交通较便，利于攻守；水源不竭，粮秣有继；就地取材，比较简便。如合州钓鱼城，“山高千仞……其西南北三面据江，皆峭壁悬崖，陡然阻绝。……于此筑城，高二十仞。城之门有八……其山周回四十余里”。城内有天池、小池、泉水，“大旱不竭”[84]。这类城堡遗迹，至今犹有不少存者。
这种固守城寨、点线结合的防御体系，有军有民，亦战亦耕；可以扬长避短，遏制骑兵；进可以集中兵力，退可以固守扰敌，在抗战中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山城如钓鱼城、礼义城等，固守抗战达30年以上。
1241年，窝阔台汗病死。蒙古内部发生争夺汗位的纠纷。到1251年，蒙哥即位为大汗。
蒙哥汗仍以四川为攻南宋的战略重点，改变过去流窜掠扰的战术，在利州、阆州一带修筑城寨，实行屯田，作为进攻的前沿据点。1252年，又派忽必烈及兀良合台率军进攻云南，迂回围宋。经过一年多时间，攻下大理。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宝祐六年（1258年）二月，蒙哥汗以三路大军攻宋：东路由塔察尔统率进攻荆山（今安徽怀远）；中路由忽必烈统率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又令兀良合台由云南东出，北上攻潭州（今湖南长沙），期与忽必烈会；西路由蒙哥汗亲率主力进攻四川，拟攻占四川后，顺江而下，三路会师攻临安。
进攻四川的先头部队，由阿答胡和纽璘率领，分两路向成都进兵。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率兵救援成都。纽璘攻破灵泉山（今四川遂宁县东）。接着，云顶山城、成都、彭州（今四川彭县）、汉州（今四川广汉）、怀安军（治今四川金堂县淮口镇）、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和威、茂（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等地守将先后投降蒙古。
四月，蒙哥汗领兵四万，号称十万，自六盘山分三路入四川。蒙哥汗亲率的蒙古军，相继占领川北大部要隘。它路蒙古军又攻占川南一些州县，进到川东。年底，蒙哥汗进至合州钓鱼城。遣使招降，为宋守将知合州王坚执杀。从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起，蒙哥汗亲督大军进攻钓鱼城。王坚率领军民，固守奋战，重创蒙古军。六月，宋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吕文德率战舰千艘溯嘉陵江往援，为蒙古大将史天泽击败，返回重庆。蒙古军加紧攻城，仍不能破。在攻城时，蒙古先锋大将汪德臣被击伤，后不治而死。接着，蒙哥汗亦被击伤，七月二十一日死于军中[85]，蒙古军被迫撤围而去。蒙哥汗败死，形势骤变。忽必烈撤军北返，争夺汗位。进至潭州的兀良合台亦随之北撤。钓鱼城抗战的胜利，扭转了宋、蒙战局，并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削弱了蒙古向欧洲东北部扩张的力量。
然而，同余玠一样，战功卓著的王坚于景定四年（1263年）被调离合州，终于在次年三月，于知和州（今安徽和县）任上郁郁死去。后来，合州军民在钓鱼山的崖石上，刊刻一方巨大的摩崖，虽经破坏，但至今仍残留以下文字：“王公坚以鱼台一柱支半壁”，“诗纪厥功，被之金石”，“奉为父母，拜识其灵。”[86]这是当地军民对王坚的纪念和歌颂。
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他在解决蒙古内讧之后，又把兵锋转向宋朝。他改变战略，把进攻重点从四川转到襄阳，力图从中路突破。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年），忽必烈汗命阿术等进攻襄阳，同时也加紧进攻四川。
这时，川西、川北大部分地区都被蒙古军占领。在四川其余地区，宋、蒙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不少山城仍为南宋军民固守。其中战斗最激烈的是钓鱼城、重庆城和神臂城（在今泸州）一带。宋理宗景定四年张珏知合州，守钓鱼城。他练士卒，精器械，饬军纪，明赏罚，以兵护耕，垦田积粟，加强城守，屡拒蒙古（元）军招降，固守钓鱼城，还主动出击，收复大良平等城。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张珏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宋朝曾征其兵入卫临安，因路阻未行。时元军围重庆，又遣人招降，张珏不从，派兵解重庆围，且与泸州（神臂城）“民义”[87]里外相应，诛杀叛将梅应春，收复泸州。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二月，南宋都城临安为元军所占。同年十二月，张珏到重庆，任四川制置使。他屡败元军，一度收复涪州（今四川涪陵），解大宁城围，支援泸州。景炎二年，元军又围重庆，张珏奋力拒战。景炎三年（即祥兴元年，1278年）二月，部将赵安开城门降元，张珏仍率兵巷战，城破。后张珏被俘，自经尽节。宋帝昺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宋合州守将王立降元，坚守30余年的钓鱼城失陷。二月，南宋亡。直到次年，元朝才最后攻占四川全境。
蒙古（元）在灭亡南宋的过程中，于四川地区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使四川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蒙古攻蜀以前，四川每年的收入接近南宋王朝全部收入的1／3，每年供应的军米达156万石，约占南宋王朝全部军米的1／3。蒙古攻蜀以后，除余玠任蜀期间外，四川不仅无粮外调，还得依靠京湖之饷作军粮。而且，人口锐减，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四川共有264万余户、751万余口[88]，但到至元十九年（1282年）只有12万户了[89]。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四川军民坚持长期抗战，不屈不挠，这种精神永耀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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