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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水斋存稿》:推进鱼凫文化研究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谓鱼凫文化,既指温江鱼凫村遗址及与其相关考古发掘,又包括文献记载的古蜀文化。资料缺少,认识纷殊,是当前鱼凫文化研究的主要状况。但温江鱼凫村遗址的发现确实意义重大,需要加强与文博考古部门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协作,持续着力地推进研究。希望有关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定期分析和及时通报研究状况,提出研究课题特别是重点课题,改善研究条件,组织研究队伍,持续扎实地推进鱼凫文化的学术研究。

《旭水斋存稿》:推进鱼凫文化研究

所谓鱼凫文化,既指温江鱼凫村遗址及与其相关考古发掘,又包括文献记载的古蜀文化。资料缺少,认识纷殊,是当前鱼凫文化研究的主要状况。但温江鱼凫村遗址的发现确实意义重大,需要加强与文博考古部门和有关教学科研机构的协作,持续着力地推进研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还存在不同见解,据我所接触到的,举例于下,供拟订研究课题时参考。

1.遗址的名称、方位、里程、功能、作用

(1)“温江鱼凫村遗址”。“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3.四川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时代:新石器时代。发掘地点……温江鱼凫村遗址(四川成都温江县万春镇鱼凫村、直隶村和报恩村)……发掘单位: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简介: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指分布于成都市的新津宝墩遗址、温江鱼凫村遗址、郫县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以及紫竹等6处古城……古城群属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明的前身,是迄今所知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密集的史前城址群,该遗址群的发现对于研究成都平原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宗教信仰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意义。”[28]

(2)“鱼凫城在县(温江)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氏所都。”[29]

(3)乾隆《温江县志》等书“都说该址(鱼凫城)在治北十二里,相传为鱼凫王都”[30]

(4)“温江现尚存的清代乾隆版、嘉庆版和民国版县志以及清嘉庆版《四川通志》均载:温江‘鱼凫城在县北十里,相传古鱼凫所都,今古城埂犹存’,是史出有据,当属可信。”[31]

(5)“世代相传,温江城北5.5公里万春镇清平乡直属村与故县村之间,有个‘古城埂’,是鱼凫的都城。……考古人士认为,鱼凫城内当时人口较为集中,城市使用的时间较长;古城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6世纪,废弃于公元前18世纪,历时3期。前两期结束于公元前23世纪,恰为笔者推测的鱼凫王朝末世,因此鱼凫城确实为鱼凫王朝都邑,应当毫无疑问。”[32]

(6)“唐卢求《成都记》、宋罗泌《路史·前纪》谓‘鱼凫治导江’,在今灌县南,不一定可信。《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所说鱼凫田于湔山……并不是说鱼凫都于此。宋孙寿《观古鱼凫诗》及《温江县志》都称县北十五里有‘古鱼凫城’。这些,无非说明了成都平原是鱼凫氏活动的中心。”[33]

2.广汉三星堆遗址与鱼凫

(1)广汉三星堆遗址“作为鱼凫王朝的一座都城是确定无疑的”[34]

(2)三星堆遗址第二、三期“很可能就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古代蜀王鱼凫时期的蜀国都城”[35]

(3)“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堆积应为鱼凫部族主蜀时期遗存。”[36]

(4)“解放以来,在成都平原发现多处新石器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可能与鱼凫有某种联系。”[37]

(5)三星堆“祭祀坑属杜宇时代”,“鱼凫的起源与活动,当与三星堆祭祀坑文物无直接联系,即使金杖图案含有鸟和鱼的信息,亦不一定解读为‘鱼凫’含义”[38]

(6)“三星堆文化……的主人是谁?至今只能算是一个谜。”[39]

3.鱼凫族属与蜀人渊源

(1)部落联盟的鱼凫,即“以鱼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和以凫为始祖神崇拜的民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前者极有可能是氐,后者则“来自东夷”[40]

(2)“鱼凫族很可能是由四川土著氏族(鱼氏),和西迁入四川的东方氏族(凫氏)组成的部落。”[41]

(3)鱼凫族是从鄂西溯江而上,至宜宾,经乐山彭山一线抵成都平原定居下来的。[42]

(4)鱼凫是重庆奉节一带的鱼复人西迁,是以巴文化为主体的鱼复文化的西传。“蜀之鱼凫王就是早期鱼复人的代表。”[43]

(5)“要是从文化分布的中心繁荣、边远地区落后的普遍规律来考察,恰恰应以成都平原三星堆为中心,辐射到川东、鄂西、汉中、宝鸡、乐山、宜宾等地的解释更为合理些。”[44]

(6)“据《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读史方舆纪要》、嘉庆《四川通志》等诸多典籍记载,沿岷江南下和长江东去,一路上有很多与‘鱼凫’有关的地名,这不可能是偶然碰巧。这实际显示出当年鱼凫一族的逃亡路线,应当是沿岷江南下,到达川南;再顺长江东去,直至鄂西。”[45]

以上只是笔者所见数量很少的、当前鱼凫文化研究中不同认识的例子。解决这类问题是需要更多资料和时间的,也许有的问题会长期得不到解决。然而,每个问题的解决或取得共识,就是向鱼凫文化真实历史认识的靠近。希望有关部门和相关研究机构,定期分析和及时通报研究状况,提出研究课题特别是重点课题,改善研究条件,组织研究队伍,持续扎实地推进鱼凫文化的学术研究

从打造“鱼凫文化”和“王光祈文化遗产”两个文化品牌中,可见旅游与历史的结合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抓住这一结合,不仅可以推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也可以增加旅游事业的历史文化内涵,有助于对中华文化的准确认识与全面弘扬,有助于当前我省我国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和旅游事业的更好更快发展。温江区在这方面已有好的基础和成绩,祝愿抓得更实,办得更好。

(载《西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注释】

[1]“温江公众信息网”,2008-5-21。

[2]高大伦:《古蜀国鱼凫世钩沉》,载《四川文物》1998年第3期。

[3]如,顾颉刚:《〈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事》,载顾著《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莹:《〈成都记〉与〈成都古今记〉:辑佚与研究》,四川大学文新学院2006年硕士论文,载《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优秀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

[4]据检索,文渊阁四库全书》中就有“鱼凫”字符串278卷、329个匹配;《四部丛刊》中有52个匹配。“百度网”涉及“鱼凫”的条目有93600条、图片434张(迄于2008年7月6日)。

[5]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研究馆蜀学研究中心、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编。主编冯广宏、副主编袁苹,巴蜀书社2007年8月版。

[6]如温江区于1989年专门建立了王光祈纪念馆。据介绍,该馆收藏有王光祈的照片、著作、实物资料以及纪念文章、书画作品等珍贵史料近千件。见《四川省新命名两个“四川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青网”2003-02-01。

[7]如《温江城乡形态发展战略规划》指出:“深度挖掘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学的历史贡献和影响,整合、活化王光祈纪念馆、读书旧址等人文资源。”《温江工作研究》第9期,“温江公众信息网”,2007-11-22。

[8]《四川省志·文物志》“成都市王光祈墓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09页。

[9]《四川省新命名两个“四川省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青网”2003-02-01。

[10]文治:《他的精神和思想仍激励、启迪着我们——王光祈先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及学术交流综述》,载《人民音乐》1993年第2期。(www.xing528.com)

[11]“巴蜀文化网”,2003-10-13。

[12]“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网”,又见“巴蜀文化网”2003-10-13。

[13]吕骥:《王光祈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载《音乐探索》1984年第4期。

[14]《成都商报》2007年9月25日第18版。

[15]古丽娅、邹渠:《温江纪念王光祈诞辰110周年》,“四川在线”2002-12-20。

[16]冯光钰:《礼乐兴邦,复兴中华——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110周年》,载《音乐探索》2003年第4期。

[17]罗天全:《论王光祈在中国音乐史上的主要成就》,载《音乐探索》2003年第1期。

[18]俞玉滋、修海林:《论王光祈的音乐思想》,载《音乐研究》1984年第3期。

[19]林大雄:《王光祈的“新儒家”音乐思想初探》,载《音乐探索》1993年第3期。

[20]宏宇:《王光祈与德国汉学界》,载《中国音乐学季刊》2006年第2期。

[21]冯光钰:《礼乐兴邦,复兴中华——纪念王光祈先生诞辰110周年》。

[22]“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网”,又见“巴蜀文化网”2003-10-13。

[23]如《四川省志·人物志·王光祈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3页。

[24]如“四川思想家研究中心网”,又见“巴蜀文化网”2003-10-13。

[25]《四川省志·人物志》,第585页。

[26]蒙默:《蒙文通先生年谱》,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线装书局,2005年,第414页。

[27]转引自王嘉陵、郭志强主编《李劼人图传》“第二章·中学时代”,天地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28]《历年十大考古发现》,载“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网”。

[29]雍正《四川通志》卷26《古迹·温江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新修《温江县志》第十七篇“文化”第六章“文物古迹”,2002年9月再版,载“成都方志网”。

[31]赵露长:《鱼凫古城探秘》,载“成都方志网”。

[32]冯广宏:《鱼凫新考》,载《文史杂志》2008年第1期。

[33]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34]管维良:《鱼凫部族探源与三星堆断想》,载《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第44页。

[35]袁庭栋:《巴蜀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页。

[36]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载《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专辑。

[37]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第1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38]姚思源:《三星堆祭祀坑文物探源》,载《蜀学》第二辑,巴蜀书社,2007年,第89、91页。

[39]冯广宏:《三星堆遗址鱼凫说置疑》,载《四川文物》2002年第5期。

[40]胡昌钰、蔡革:《鱼凫考——也谈三星堆遗址》。

[41]孙华:《蜀人渊源考(续)》,载《四川文物》1990年第5期。

[42]参见高大伦《古蜀国鱼凫世钩沉》一文引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的论述(张文载《南方民族考古》创刊号,1987年出版)。

[43]姜孝德:《鱼复与鱼凫的源流探索》,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44]高大伦:《古蜀国鱼凫世钩沉》。

[45]冯广宏:《鱼凫新考》,载《文史杂志》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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