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经邦治国思想，在近代社会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有了很大发展和转变，即逐步实现体系的开放，华夷观念的突破，提倡去弊兴利，以富国强兵。在动荡多变的晩清时局中，“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先进人们和蜀学学者“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突出表现。这些，在黄英的《筹蜀篇》中有充分的反映。
黄英强调保国、保种、保教，坚持维护中国的根本，主张“振刷儒弊”，通经致用。他写道：“今天下之丰才硕学高瞻远瞩者……合群而言曰，保国也、保种也、保教也，三者可合而不可分者也。以成败而论，欲保种与教，当以保国为大纲；以次第而论，欲保国与种，则以保教为先务。何言之？中国者，全球开辟最先之名国也，政教相维四千年于兹矣。其能尊尊亲亲长长而雄于亚东者，孔教之力也。……士不能通今知外，官不能富国强民，孔子之罪人也。……欲保教，当自振刷儒弊始。振刷之法云何？一以孔孟之言为的。其法有四：去迂流之积弊，杜杂学之漫言，敌他教之新标，发忠正之公愤。政事者，孔门传教之宗旨也。……当以《语》、《孟》、《仪礼》为准绳。……合政府官吏为一心以欧美富强之政为新国之嘉谋，以孔孟忠正之言为旧学之宗旨，是之谓发忠正之公愤。”[36]“五种混，交涉繁，万国通，竞争甚，则新学尚焉。所谓新学者，因古人之成法而变通之、精进之，以益人之智而强人之国，非夸大类也。”[37]他提出，“今欲强国，先开民智，开民智当自讲实学始”[38]，主张“废八股立策论”，“自强之策，此其嚆矢也”[39]。反对自以为是、故步自封、好为人师的恶习。“学人之长而不师之，吾知其终之不逮也。……穷探古书者……曰，西人一切政艺皆窃吾中国绪余而变通尽利者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甚矣。数千年来，此等恶习尚伏藏于儒生脑气筋中，安得东方生洗髓法揩而净之，以免瞽说盲谈祸人家国也。”[40]维护名教，经世致用，变通成法，益智强国是其基本点。
《筹蜀篇》以四川地区为重点，从社会各个方面提出了作者的改革设想乃至实施方案，实际上是对全国维新变法的筹谋。政治方面有民智、边防、议院、保教、论策等；经济方面有水利、矿务、农学、水机、盐务、医药、蚕桑、救旱等；文化教育方面有蒙学、女学、民教、西文、东文、风水、西学、体操、新旧学、代数、中西学、中西文言等。共25个论题、26篇。每篇选题切中时要，突出变革，贯通古今，涉猎中外，旁征博引，内容丰富，措施具体，创见凸显。下面列举数条以明之。
关于养蚕。“蚕者动物中之最奇者也……中国自黄帝之妃西陵氏始蚕以后、印度木棉未入中国以前，衣被神州，微虫是赖。大西通商，自明至今，出口货以丝绸为大宗……良由中国处北温带，凡距赤道三十度各省，地面辽阔，最宜蚕桑，非英、法、俄、瑞、哪、荷、比等国所能效法攘夺者也。仿而行之，惟欧南之法、意，英属之印度，东洋之日本，天气相宜，竭力讲求……三十年前欧蚕病椒末瘟，辗转流传，丝业大减，格致名人巴斯陡创用显微镜细查蚕身有黄点者……新法一举，丝业中兴。意大里巴士呀城设养蚕公院，讲求利弊不遗余力，印度亦派人赴意学习……夫中国出口之丝比年迭减者，非运会使然，新法之夺也。居亚东而讲富国策者，汲汲以整顿蚕务为要图。”“拟为要则十条以明其法，又为问答十条以显其理。……《唐书》所称益州蚕三熟，复见于今。”十条要则是：选种（用显微镜考验，病者割去）、浴种、藏种、净室、净器、孚卵、收湿、放蚕、饲叶、摘蚕，“以上十法，西人新法十之四，中人旧法十之六”。“问：寒暑表如何看取度数，其理如何？答：寒暑表系细玻管，下盛水银，旁刻度数，遇热则上升，遇冷则下降……价亦甚廉，洋货店所在皆有。饲蚕之时……寒暑表宜少至六十八度、多至七十五度为限，而以七十二为适中之率。”[41]
关于数学。“余年十六粗知九章，弱冠滞迹燕尘，始习元学，阅八年，典教成都中西学堂时始习代数。……余尝谓算学之于西政西艺，犹小学之于九经百子也。……近今算式喜用代数草，九章古法，摈斥几尽。然学者仍当从九章下手，理法明白，乃习代数，不可躐等，求速反迟。”[42]
关于农业。“泰西诸国，近于农学新法大加讲求，用机器以代人力，一人可作三人之工，以化学造肥料，一亩可收六亩之获，如以此法经营中土，每年可增欵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两之多。新法之要，曰兴水利、辨土宜、择佳种、精肥料、造机器、蓄热力。”[43]
关于妇女教育。“不知四百兆人中，尚有二万万锢聪塞明、弱手纤足、靡衣坐食为分财之大蠹者，妇女是也。……今仿拟定蒙学例，限定女子八岁必入女塾，以各种蒙书授之，是教男之法推而教女也。”国家要责成郡县挑选培训女师“给以执照”，“采海外之新模，复姬周之隆榘（按指‘古者女史女祝’），使一千四百万余里幅员中骤增二百兆读书讲学之人，富强之业滥觞于此矣。”[44]
黄英的经世致用，不仅著书立言以表己见，更亲履实践。如改进水力碾磨，他认为，四川地区自古传至当今的水机碾磨碓等“渐失灵机”，以致出米糠多米碎，粟十而米不得五，此乃“水学不精，有水不能善用力学，不讲受力，不能善通”。提出了改进轮、杆、轴等通力之物特别是水轮用力，并亲自实践。“余十年前曾于荣县贡井五皇洞、内江一缌滩、彭山江口等处，各用二千金修造水机，灵巧适用，西人游历见之者咸留览而心许之。各处土法，若能细心师取，一律改作，于制造风乞（气）大能开通也。”[45]又如，为了帮助国人学习英语，他编写了英语入门教材《中西文言》（在《筹蜀篇》中达40多页），用中国古韵反切之法为英语字母和拼音注音。他写道：“余曾学英文，又熟于中学之古韵反切……我中国地广人众，与泰西诸国交涉又烦，不能尽学西文、悉操西语。吾知十数年后，必车载斗量，不可胜数，惟今之通此者寥寥也。因详加标识，概注反切，以为办交涉者之一助，因名之曰中西文言。”[46]又如体操，“体操者强之基，武备者强之著也。”“与家昆季……演习讲求，甚获奇效。近年典教旭川，立为普通定课。……即以体操论，在唐虞三代则为乐舞，在周秦后则为熊伸鸟经吐故道引诸术，在近时则八段锦、十二段锦、易筋经诸法，在泰西则为体操。”[47]
以上具体展现出作者黄英的爱国思想、维新精神，中西学养皆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兼通的知识结构和经世致用、中体西用的治学方法，从而构成了《筹蜀篇》的第二个主要特点，即黄英读书治学不仅是为了当官，更是为了推动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把他所掌握的丰富知识和具备的智能才能，实行于社会改革和富国强兵。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各地地域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的蜀学，经历汉、宋两次发展高潮之后，自元以降呈现衰微，直到清朝中期才显现复兴，道光以后逐渐步入第三次发展高潮。公元1875年在成都建立的以“绍先哲，起蜀学”为办学宗旨的尊经书院，是近代四川人才培养的摇篮，也是四川维新变法、振兴蜀学的基地。[48]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刘光第和杨锐等在京师四川会馆观善堂旧址成立“蜀学会”，同时创办“蜀学堂”，主张“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49]。同年，宋育仁自重庆到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同成都学者杨道南、吴之英、廖季平等创办《蜀学报》（实为《渝报》的继续），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评论时局，宣传维新思想，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五月，宋育仁等在成都创设“蜀学会”，并于四川各地设置分会。蜀学会的宗旨是“振兴蜀学”、“通经致用为主，以扶圣教而济时艰”[50]。活动以集讲为主，内容为伦理、政事和自然科学知识。尊经书院和蜀学会，有力地推动了近代蜀学的复兴，大大促进了近代蜀学的发展和蜀学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高潮。
学界一般认为，近代蜀学的主要特点是今文经学之盛并与维新思潮相结合。蜀学学者中，有的自传统经学而倡言“托古改制”、“复古改制”和“变法维新”；有的自旧学而倡标改良、革命；有的自旧学而入于自然科学。黄英是举人，早在1896年以学习“西文西艺”为主的四川中西学堂建立时，他即是本省被聘的少数华人教师之一[51]。他在《蜀学报》上刊布过文章，发表对开发民智、改革时政的看法，还被邀请拟任成都某报主笔。回到家乡荣县后，担任旭川书院山长，完成巨著《筹蜀篇》的编印。黄英是四川省乃至我国最早一批既有传统儒家学术功底，又具有西方科技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是近代重要的蜀学学者之一。黄英的《筹蜀篇》内容丰富，经世致用。它包罗文理，贯穿古今，涉猎中外，中体西用，维新改革，具有卓识，切中时弊，兴利富国，是近代蜀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对于黄英其人其著，笔者曾在《贡井历史的探究与补证》一文中涉及，但未作专论。之后，在数据上又有新获。本文做了较多补充和修订，加以专题探讨，但仍是初步论介，尚有不甚明白或欠确之处，还需深入发掘资料，细致考订分析，全面弄清。同时，笔者感到，在古代和近代蜀学研究中，还要更加扩大视野，加强对各府州县蜀学学者和著作的深入发掘探究，以推进蜀学研究和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载《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五辑，巴蜀书社2011年7月版）
【附】补资料二则
本文于2010年初完稿，在继续探究期间，先后得到几位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对具体了解黄英有重要价值，特抄录于后，以备参考。
胡昭曦于2011年3月补充
一、文守仁：《黄英》[52]
黄英。氏名英，字叔权，四川荣县人。弱冠举孝廉。春闱报罢，遂游历南北。张野秋尚书、恽薇生学士器其才，先后以经济特科及奇才异能保荐，时值戊戌政变后，为慈禧太后所抑，留中不发。……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渡日本，与彼邦名流迭有唱和。归国后，以举人截取知县，服官甘肃。宣统二年（1910），署宁灵厅同知，颇有惠政。任满将去，汉回父老攀留之，时宁夏不靖，延及宁灵，氏悉心筹护，一方粗安。以功擢署首县皋兰。民国初，升任兰州道观察使。三年，解组返蜀，蜀中将领争延之，出入帷幄者十余年，历知简阳、大邑、江津诸县事。氏娴于训诂，客京沪日，尝与宋育仁等结社研究，兼通欧西工艺之学。晚岁皈依净土，潛心释典。当归自陇右日，构崇楼于县城东隅，名曰静观。春晨秋夕，兀坐其中，群山列壑，游目环览，左图右史，寝馈其间，颇有物我皆忘之感。亦足观其所尚也矣。遗著有《扫苔诗钞》一卷行世。
二、宋光辉：《诗人黄英》[53]节录
黄英（1867—1928年），名叔权，荣县人，与赵熙同庚。中举后，游学日本，学测绘。清末任甘肃知县、宁灵同知，后弃官回蜀。民国期间，先后任刘存厚顾问、邓锡侯秘书，及江津、简阳等地县长，著有《扫苔馆诗钞》。知道黄英的人不多，在他的老乡赵熙所纂的《荣县县志》里着墨也不多，留传的诗作亦很少。
1910年，在瑟瑟秋风中，黄英带着家眷前往甘肃上任，去做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任知县。翌年，辛亥革命爆发，黄英的知县职务就此为止。民国9年8月，黄英做了邓锡侯的秘书，随军赴滇黔作战。从云南回川后，黄英做起了国民政府的官员来，不过这些官也做得很不顺利，接二连三地做了几个县的县长，只能勉为其难地尽量维持一方安宁而已。
晚年的黄英应算得上是跳出三界外，步入无为不争的境界，每天邀几位老友喝茶听琴，弈棋吟诗，自得其乐。对于子女、家人，黄英一向要求甚严，儿子岛晴要去接任成都四圣祠医院院长了，黄英除了高兴外，还不忘提醒儿子要遵守为医之道，其语殷殷之极（宋先生在接受电话访问时提及，黄英尚有后人在成都，黄岛晴就是黄英的儿子。据了解，黄岛晴是华西协合大学1922年毕业生）。
回荣县后不久的1928年，黄英在荣县去世，享年61岁，比起同庚赵熙81岁的高龄来，应是英年早逝了。
【注释】
[1]民国《荣县志》第八《选举》。
[2]《筹蜀篇》卷上《水利》、卷下《西文西语》、《代数》。
[3]吴庆坻（1848—1924年）字子修，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充会典馆帮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四川学政。参见“百度网·百科”、“历史千年网·历史名人”、“飘雪文艺网”“吴庆坻诗·作者小传”。
[4]挥毓鼎：《挥毓鼎澄斋奏稿》，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5]《自贡百年诗存》，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第22页。
[6]民国《荣县志》第八《学校表》。
[7]费麟、费琪：《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张玉泉》，天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玉泉（1912年生）为荣县人，其外祖父是黄英的胞兄。费康是张玉泉的丈夫，费麟、费琪是他们的子女。该书作者云撰写该书时，黄英之女黄润苏曾提供数据，见其“前言”和第21页注释。
[8]参见王笛《清末四川留日学生概述》，载《四川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9]挥毓鼎：《挥毓鼎澄斋奏稿》，第52页。
[10]《近代巴蜀诗钞》“作者小传”，巴蜀书社，2005年，第808～809页。
[11]参见《自贡百年诗存》，第22页；《近代巴蜀诗钞》，第808～809页。
[12]《筹蜀篇》黄芝“序”、卷上《蒙学》；《自贡百年诗存》第22页。
[13]分见三馆藏书目录卡片。
[14]按《尓雅》所载，壬为玄黓，寅为提摄格，玄黓提摄格之岁即壬寅年。参见万国鼎编《中国历史纪年表》，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40页。
[15]《筹蜀篇·黄芝叙》。(www.xing528.com)
[16]《筹蜀篇》卷下《体操》。
[17]道光《荣县志》卷19《舆地志·祠庙寺观》、卷26《学校志·书院》。
[18]民国《荣县志》第二《建置》、第十五《事纪》。
[19]道光《荣县志·王培荀序》。
[20]《四川省志·人物志·谢奉琦传》上册，第25～27页；1993年《荣县志·谢奉琦传》，第568～570页
[21]《四川省志·人物志·吴玉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993年《荣县志·吴玉章传》，第592～596页。
[22]主要据1995年《自贡市贡井区志·教育》，第367～368页；邹家英、曾新编撰《自贡市旭川中学大事记（1938—1998）》附“旭川书院大事记”，载自贡市旭川中学编《波光行——旭川六十周年华诞纪念》，1998年9月印行。
[23]参见罗筱元、胡善权整理《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载“自流井乡土文化传播网”，2006－12－05。据民国《荣县志》第八《选举》载，沈维镛、梁谦、李春霈皆是举人出身。
[24]1995年《自贡市贡井区志·林悦葱传》，第519页。
[25]何一立：《黄英〈筹蜀篇〉及其维新思想》，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这是笔者目前所见的唯一一篇有关论文。
[26]民国《荣县志》第八《人士》。
[27]罗筱元、胡善权整理：《清季自贡地方五书院》，《自流井乡土文化传播网》2006－12－05。
[28]“四川省荣县中学网·历任校长”2007－3－4。
[29]《筹蜀篇》卷上《蒙学》。
[30]《筹蜀篇》卷上《蒙学》。
[31]民国《荣县志》第八《人士》；1993年修《荣县志》第二十九《人物》，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07页。
[32]《筹蜀篇·黄芝叙》。
[33]参见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3～57页。
[34]吴玉章：《辛亥革命》，第33～57页。参见刘文耀、杨世元《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8页；吴达德《吴玉章与中国民主革命》，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35]《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6～8页。
[36]《筹蜀篇》卷上《保教》。
[37]《筹蜀篇》卷下《新旧学》。
[38]《筹蜀篇》卷上《蒙学》。
[39]《筹蜀篇》卷下《论策》。
[40]《筹蜀篇》卷下《中西学》。
[41]《筹蜀篇》卷下《蚕桑》。
[42]《筹蜀篇》卷下《代数》。
[43]《筹蜀篇》卷上《农学》。
[44]《筹蜀篇》卷上《女学》。
[45]《筹蜀篇》卷上《水机》。
[46]《筹蜀篇》卷下《中西文言》。
[47]《筹蜀篇》卷下《体操》。
[48]参见胡昭曦《振兴近代蜀学的尊经书院》，《蜀学》（第三辑），巴蜀书社，2008年12月；《四川省图书馆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专集》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
[49]参见隗瀛涛主编《四川近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2页。
[50]《蜀学会章程》，《蜀学报》第一期。
[51]据《四川大学史稿》第一卷写道：“四川中西学堂建立之时，东部沿海新式学堂聘外籍教师尚属绝无仅有。地处内陆的四川，连传教士都极少，更不用说聘洋人到校当教习了。但外语、近代自然科学课程师资，本地人是难以胜任的……由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遴选委派，先后派来了英、法、日等国留学归来的教习。在近20名教习中……本省区有功名做教习者，在学校中不占主导地位。”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
[52]载文守仁《蜀风集》，1998年1月印行。文守仁字毅远，四川新津人，1908年生，1987年6月于台北逝世。1935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政治系。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督察、台湾省政府参议等职，是“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台湾出版《四川文献》月刊后，“担任‘蜀风集’一栏”，他“以乡贤能诗者甚众……恐堙没而无闻，因月选一人之作而系之以小传，累计达数十百人，编为《蜀风集》”。其子文丕衡先生将乃父遗稿辑成《文守仁先生遗著·蜀风集》，在新津印行，他在“编者说明”中写道：“近代诗人小传，均为公生前亲见、亲闻而事足征信者。”这一资料承旅京自贡学人钟永新先生推介，并承四川省社科院彭东焕先生提供原书，谨并致感谢！
[53]宋光辉是自贡蜀光中学老师、自贡市诗词学会副秘书长，宋育仁的曾孙。宋光辉先生称，该文的资料，多是当地老人的口述，包括黄英留学的说法。这篇文章和宋先生的说明，承四川大学档案馆张丽萍教授提供，谨并致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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